“我认为，自贸区是全方位的改革，是为了激发改革红利，而投资便利化是改革红利的直接体现”，昨日，成都市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姚毅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自贸区有两大改革红利，投资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也可以说，是否能够促进内外资投资是检验自贸区改革创新成效的重要指标”。

日前，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揭牌，在其总体方案中提出提升利用外资水平、构筑对外投资服务促进体系、创新国际产能合作、深化园区国际合作、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6项统筹双向投资合作的具体任务和措施。

那么，对于自贸区发展而言，促进投资到底意味着什么?在姚毅看来，自贸区揭牌，对于整个四川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都有深远影响。在自贸区的建设中，促进投资也应该放在一个更大的视野范围内进行评估，“自贸区是改革的命题，自贸区的改革是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是我国主动参与国际化的大合作，是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所以自贸区的改革是全方位的”。他说，就四川建设的自贸区而言，相比以前，在新一轮的开放中，内陆的开放程度有重大提升，与西部的开发和开放两者高度契合。另一方面，更加强调要素跨境的双向自由流动，“要素不仅仅是投资和资本的要素，应该是高端人才、龙头资本和先进要素三者之间的跨境双向自由流动，更多的是国际化大交换的问题，不仅仅是‘引进来’，还要‘走出去’”，通过自贸区改革，将使得成都的各种要素，能够双向自由流动，环境进一步得到优化，同时，也让成都对全球创新要素的集聚能力、交换能力得以加强。

姚毅认为，自贸区的改革发展就是要为国内国际投资便利化提供制度环境，对内外资的投资产生促进作用，所以在制度上安排，出发点就是要让投资更加便利化，“制度创新力度够不够?实用性强不强?促进投资也成为检验成效的直接体现”。

在谈到四川自贸区建设与其他自贸区建设的差异化时，姚毅表示，四川更为强调内陆开放，即向西向南开放，同时与西部大开发的开放型经济高度契合，而在城市层面，改革和开放是成都发展的重大命题，自贸区的建设与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紧密相连。

“在自贸区建设中，一是要对接国家战略布局和制度框架，二是要对接国际规则和管理”，他说，这两个要求也是自贸区改革的本质属性，“就是要放管结合，放什么?怎么放?放到什么程度?管什么?怎么管?这些都是建设中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