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展的夏商时期玉器精品。
在中国八千年的玉文化历程中，古玉器犹如一位从远古走来的使者，串联起中华文明星光闪闪的点滴。从中原到西北，从黄河下游到长江流域，夏商玉器犹如满天星斗，凝聚了那个时代全部的精华，折射出地域交往的频繁，也反映了古蜀大地自古以来就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而历经岁月打磨的细微痕迹，则揭示出那个年代的精雕细琢。
4000年前的玉器长啥样?
9月24日，《玉汇金沙——夏商时期玉文化特展》在金沙遗址博物馆开幕，全国各地区出土的夏商玉器精品250余件(组)亮相蓉城，是国内夏商时期出土玉器最大规模的首次集中展示。同期开幕的“夏商时期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同期发布的学术专著《金沙玉工I——金沙遗址出土玉石璋研究》，吸引国内外玉文化专家会聚一堂，聚焦夏商玉器最新学术成果，揭秘古蜀玉器最新研究发现。
夏商玉器的最大盛会
“玉魂国魄”四个字，是玉器在中华文明中独特地位的最好诠释。夏商时期的玉器，上承新石器时代“以玉事神”的传统，开创“以玉载礼”的新风尚，下启两周时期“以玉比德”之先声，以其星罗棋布的分布、融会贯通的形制和制作精湛的工艺，掀起了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对后世玉文化的发展与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距今三四千年的夏商玉器长啥样?古人当时的审美掀起了什么样的时尚潮流，又对文化交流产生了何种影响?金沙特别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等11家文博单位，举办夏商时期玉文化特展，为观众系统展示山西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与新华遗址、河南巩义花地嘴遗址、河南二里头遗址、山东苏埠屯商墓、湖北盘龙城遗址、河南殷墟遗址、山东前掌大墓地、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四川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全国夏商时期12处重要考古遗址出土的玉器精品，众多精工细琢的美玉令人目不暇接，再现了夏商时期玉文化互动交流的盛况。
本次展览将250多件(组)文物细分为六个单元，从“美玉天成”、“斧钺神威”、“圭璋祭礼”、“琮璧对话”、“玲珑俏雕”、“辨纹识工”等部分，介绍什么是玉、夏商玉器的常见器型、制玉工艺和装饰技巧，为观众解读夏商时期玉器的文化内涵和精工巧艺。
古蜀文明的神奇魅力
辽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在神州大地上，玉的分布如满天星斗，相互交融。而夏商时期，正是玉文化频繁互动的高峰，让人得以管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源流。
位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是国内出土夏商时期玉器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遗址之一，其中玉琮出土数量超过了全国出土数量的总和。源自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十节玉琮，源自黄河流域的玉璋、玉戈、玉钺等，还有古蜀人广泛吸收其他地区玉文化，融合创新后制作出的具有鲜明古蜀特色的玉器新品种、新器型，既是中华玉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也是成都平原自古以来兼收并蓄、包容创新的文化见证。
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王毅感叹：“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受到金沙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密切关系，它既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原文化向西南地区传播的‘大本营’之一。”
玉之滥觞并未止步于平畴千里的成都平原，而是从这一西南广大地区文化交流的“中转站”继续延伸：来自中原地区的玉牙璋，被古蜀的王室贵族不断模仿、复制并创变，再经四川盆地南走向东南亚地区;有领玉璧、凹刃玉凿等有着鲜明特色的玉器，也曾在越南、泰国等广袤的区域出土，成为不同地区文化交流的有力证据。玉文化传播四方，并达数千公里之远，可谓“玉流四极”。
破解古蜀玉器的密码
数量惊人、制作精美的玉器，显示出玉器在古蜀人神巫世界中的重要作用。金沙遗址现已出土玉器2000余件，玉器是金沙遗址出土文物中数量最多也最富特色的一类器物。这些玉器种类丰富、色泽多样、工艺复杂，许多器物上还保留了制作加工痕迹，为研究古蜀国的制玉工艺、手工业技术发展等创造了条件，也为研究中国古代玉器在西南地区的起源、发展、演变提供了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夏商玉器特展还配套举行了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40余家文博研究机构、80余位玉文化研究专家齐聚蓉城，共同探讨玉器文化。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对这场学界盛会满怀期待。在他看来，玉器原本的形制、色泽以及浸润的文化都非常引人注目，而此次展览将夏商时期来自中原、长江中下游等地的玉器精品都汇聚于此，堪称研究夏商玉器的文化盛事。
与会专家对三四千年前的玉器如何开料、打孔等工艺非常感兴趣，金沙玉器切、割、琢、磨的微小细节，实则是古蜀文明研究前所未有的全新成果，为解开古蜀玉器工艺之谜作出了重要贡献。王巍介绍，最新研究发现，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开料工艺独特，起形自成一派，很有可能夏王朝时期玉器在当地制作完成，并对周边城市输出了材料和工艺。“你看那种没有实质功能、象征权力的权杖，对越南地区的辐射程度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这说明在夏代后期，金沙、三星堆文化高度发达，绝不亚于中原地区。”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