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观智库研究员 熊筱伟 饶雪琪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之一，也是四川的基本省情。

这是一个涵义丰富的概念，其中既包含优势与红利，也蕴藏考验与压力;这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会随经济社会发展所处阶段和侧重点的变化而改变。在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引领，加快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的当下，我们认为有必要立足四川现状，对“人口规模巨大”进行系统性再认识，为我省推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提供多角度的参考。

对“数量型人口红利消减”的再认识

●数量型人口红利消减，整体而言不会对四川经济发展造成大的负面影响

●进一步发掘第二次人口红利，四川还有较大空间

作为人口大省，四川到底还有没有人口红利?这个问题，其实有官方答案。

去年5月，时任省统计局副局长陈智在四川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发布会上表示，四川的传统数量型人口红利即将消减，但是结构性红利将长期存在。一句话引出了两个概念：数量型人口红利、结构性人口红利。

关于第一个概念，有人将它简单理解为“劳动力供给数量多”。这并不准确。综合受访专家观点，数量型人口红利不是看人口绝对值，而是看比值——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之比。比值越高，说明当地创造财富的劳动力就越多、抚养老幼的“担子”就越轻，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

厘清概念，是为了更好认清现状。多位受访专家提出，“四川的数量型人口红利即将消减”的判断，不是说四川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值会迅速减少，而是说抚养老幼的“担子”越来越重，有利的人口结构在消失。前述发布会提到四川总抚养指标超过4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已经非常接近50%这个数量型人口红利消失的临界点。

认清现状，是为更好理解其影响。前述发布会并未详细解读“数量型人口红利消减”的后果。川观智库在采访省内外专家后，发现大家基本判断高度一致：整体而言并不会对四川经济发展造成大的负面影响。

有意思的是，虽然结论一致，但专家给出理由却各不相同。

相对常见的理由，是“基数决定论”。西南财大社会发展研究院人口研究所教授张俊良、省社科院研究员盛毅、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院社会所所长张玫晓等专家大体持该观点。他们认为，四川现有的劳动力规模(公开数据显示，全省劳动年龄人口超过5100万且数量趋于平稳)就决定了劳动力供给依然会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相对充裕，不会出现严重短缺，因此对我省经济发展的影响可控。有专家进一步提出，在智能制造等技术的排挤效应下，四川可能还会出现劳动力过剩现象。

在此基础上，有专家进一步提出“人口质量贡献论”。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西南财大人口研究所原所长杨成钢就提醒，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人口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然相对次要——根据团队一项全国性研究，2010年起全国人口质量红利对经济的贡献率开始超过人口数量，“到现在，(经济增长)已经主要是靠人口质量了。”他估计四川情况应与全国类似。在省统计局一篇旧文中，川观智库找到了该论点适用四川的佐证，根据这篇2013年发表的稿件预计，“四川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下降，由2011年的12.3%下降到2018年的7.92%”。多位专家谈到这和四川产业结构转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下降有关。

稍作思考会发现，上述观点其实并没有正面回应由“数量型人口红利消减”本义延伸出的影响——由于老龄化等使四川抚养老幼“担子”重，总抚养指标接近数量型人口红利消失的临界点。要说这不会对四川经济发展造成大的负面影响，理由是什么?

结合最新研究成果，杨成钢和人口研究学者宋飞给出了新解释：第二次人口红利。

所谓第二次人口红利，即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储蓄积累等对经济增长带来的积极影响。他们认为，由于低龄老人(指年龄在60—69岁的老人)在四川60岁以上人口中占比超过一半，这使我省第二次人口红利有潜力。具体而言，至少可带来以下利好：一是低龄老人有劳动经验和技能，是潜在劳动力;二是有退休工资，有消费和储蓄能力，能拉动社会消费和投资;三是可创造“影子红利”——通过帮子女带小孩来保证青壮年人口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和日韩甚至欧美国家相比，中国育龄期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都是最高的，这背后就有低龄老人提供的代际支持。”专家建议四川可进一步发掘低龄老人红利。

随着低龄老人年岁增长，“第二次人口红利”是否会很快消失?受访专家认为不用担心。综合专家观点和公开研究，四川经历过两个人口增长高峰期，一是1949年至1957年左右，二是1963年至1975年左右——也就是说第二高峰期出生的老人，最年长的也要明年才步入60岁。等他们整体度过低龄老人阶段，中国已经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对“结构性红利将长期存在”的再认识

●人口质量不是简单的越高越好，结构性红利更多还是强调匹配

●人口结构性红利也有窗口期，用好它要有紧迫感

至于“四川结构性红利将长期存在”的判断，又该如何理解?

首先，什么是结构性红利?常见解释是“人口质量红利”，即劳动力具备相对更高的受教育水平、生产技能和协作能力等。而这类人口的产出，通常会明显高于技术程度相对较低的人口。显然，四川情况符合这一定义。仅以高等教育而论，据公开报道，四川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如今已超过1100万人，且和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翻了一倍。

对概念的理解，还可以再往前走一步。多位受访专家提到，人口质量不是简单的越高越好，结构性红利更多还是强调匹配——人口的专业技能结构和水平，要和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匹配。如果不匹配，就可能出现人口素质高但产业“接不住”，可能出现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并存的尴尬场景。这显然也不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结构。

基于上述认识，受访专家围绕四川更好发挥人口结构性红利给出以下两点建议：

一是建议两手抓。一方面从供给侧出发，建议政府积极通过教育改革等调整劳动力供给以匹配市场需求，尤其是注重职业教育的体系化发展;另一方面从需求侧出发，各地核心就拼一点：谁能更好承接和发展更高层级的产业，“不管是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是传统产业的高价值环节，谁发展更好，谁就能开出更好工资、吸引更多人才集聚，就能更好承接人口结构性红利。”

二是建议抢抓窗口期。该观点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四川人口数量红利还没完全消失，这为我省进一步发掘人口结构性红利提供了转变过渡的时间和空间;第二，人口结构性红利也有窗口期。杨成钢认为，人口结构性红利不会一直存在，“人口素质提高，通常就会对经济增长有正常贡献。但所谓红利，应该是指超出正常时期的利好。”他认为在过去一段时间，由于各种原因，少儿人口抚养比相对较低——孩子少，家庭对孩子教育投入就很集中，高投入带来人口素质加速提升。综合上述两点，专家建议要有紧迫感，用好这段窗口期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等相关工作。

无论数量型还是结构性人口红利，专家都提醒要注意区域间的不平衡性。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许彦、省人口学会秘书长蒋华都提到，我省人口红利主要集中在成都，而相对欠发达地区则要更多面临数量型人口红利消减、结构性人口红利增长不足的挑战。建议更好发挥川东北、川南等地区域副中心的带动作用，加大教育资源等倾斜力度，以缓解人口红利分布不均衡带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