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常常使用精辟的典故、诗词、成语、格言，切中要害，意味深长。深入学习总书记的用典，既可以追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源头活水，又能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今日起，川观智库特开设《跟着总书记学典故》栏目，特邀请专家对其古义及今用加以阐释，和您一起共同学习。
《跟着总书记学典故》第一季，我们学习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列举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重要元素，这些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敬请垂注。
出处
均出自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是中国古代儒家学派在阐发社会政治理想时明确提出的概念
释意
天下为公：原意指天下是公众的，天子之位应当传贤而不传子，它强调公平、公正和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理念，后成为对于社会理想的构思和追求
天下大同：体现了儒家所宣扬的“人人为公”的理念，指世界上所有民族、人民和睦相处、和平共处，没有差异、没有战争，强调超越种族、国界和文化差异，以达到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与团结
意义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展现了中国古人的高尚情操和博大胸怀，显示了他们的深刻智慧和远见卓识，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于社会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发展的追求，具有超越时代的道德价值和政治意义
知行
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传承发展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是中国共产党自觉践行初心使命的重要体现——在国家治理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全球治理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温故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何虎生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诸多重要元素，首先说到的是“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使用“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来阐释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向世界表明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对消除偏见、和谐共生的美好社会的向往乃至终极关怀。这一社会理想积淀着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追求，渗透到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人际关系、风俗习惯、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国古人的高尚情操和博大胸怀
在我国古代社会，天下的概念不仅指物质层面上的世界，也包含了意识层面上的世界，是一个含括了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天下的统一和秩序，是中国古人对世界的基本认知和价值取向。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均出自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是中国古代儒家学派在阐发社会政治理想时明确提出的概念。天下为公原意指天下是公众的，天子之位应当传贤而不传子，它强调公平、公正和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理念，倡导人们超越个人私利，关注社会整体利益，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后成为对于社会理想的构思和追求。天下大同集中体现了儒家所宣扬的“人人为公”的理念，指的是世界上所有民族和人民都能和睦相处、和平共处，没有差异、没有战争，强调超越种族、国界和文化差异，以达到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与团结。
“天下为公”作为一种价值理念，经常与儒家学派憧憬的“大同”社会状态作为一组彼此关联的概念出现，两者同文而生、相互依存、互为表里。在《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指出自己所在社会的秩序已经崩坏，由“天下为公”转变为了“天下为家”，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在此基础上，孔子对此前的社会形态进行了肯定和总结，提炼出夏商周时期的“小康”社会和五帝时期的“大同”社会两个理想的社会形态。孔子认为小康社会是“天下为家”时代的理想社会状态，但社会的发展不应拘泥于此，“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世人应以“天下为公”为至高的追求，在这个精神的指引下去营造一个与之相对应的理想社会形态，即大同社会。后世的儒者以此为标准，把“大同”社会作为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在这样一个社会系统中，物尽其用、和而不同，社会制度呈现出全民公有的特征，人与人之间地位平等、和谐相处，每个人都具有无私、高尚的道德情操，在不同阶段都能有相应的权益与作用。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展现了中国古人的高尚情操和博大胸怀，显示了他们的深刻智慧和远见卓识，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于社会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发展的追求，具有超越时代的道德价值和政治意义。
一部追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社会理想的奋斗史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内涵释义，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演变，在历朝历代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社会理想在先秦时期曾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和阐述，受到诸多学派的影响。例如，墨家提出了“兼爱”的思想，主张“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以消除战争和暴力，实现天下太平；道家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思想，主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以顺应自然和人心，实现天下大同；法家提出了“法制”的思想，主张“法者，治之端也”，以律令规范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的秩序，实现天下为公……这些思想流派虽然各有侧重，但都表达了对于社会和谐和世界和平的向往。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在秦汉以后也不断得到传承和创新。秦统一六国前夕，其大力推行“家天下”政治理念的行为与先秦时期“公天下”的理想信念产生了严重冲突，《吕氏春秋》应运而生，就如何限制所立天下国家之主“为公”不“为私”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时至汉代，董仲舒在为汉武帝所上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更化”“改制”的建议，并多次尝试以尧、舜、禹的“三王之道”启发汉武帝，这些举措无一不指向儒家对大同社会的构想。隋唐时期，中国文化、经济进入繁荣和多元时期，促进了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的扩展和发展。宋元时期，中国文化和经济进入了一个转型和危机的时期，也激发了人们对于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的反思和创新。宋代士人以“回向三代”为治政理想，他们既希望循“圣人之迹”以井田、礼乐等三代制度解决现实困境，又尝试从“六经”中解读更深层次的“圣人之意”，修内德而治天下。张载更是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为”之说，这一精辟论述正是对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包含的博爱传统的最好阐释。
明清时期，随着中国的封闭和衰落，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随之觉醒和发展。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即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围绕此社会理想进行了阐释。王夫之主张“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顾炎武倡言“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天下之私，天子之公”“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认为人性自私，应该承认“私”存在的合理性，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天下之公，还将“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凝聚成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个人道德要求。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抽离出公天下并将之作为宪制原则，以反对三代之后私天下的政治格局。近代以来，康有为的《大同书》，提出了“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思想，强调了对于社会制度和国际秩序的改革和创新。面对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孙中山把“以民为本”为基础的大同理想作为西方制度中国化的突破口，将三民主义与大同理想对接起来，为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注入了新的动力。
纵观整个发展史，中国历代思想家站在各自所代表的阶级立场上，对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思想作出了深刻表述，但由于时代与制度的局限性，“主权在民”的社会理想均未能实现，唯有中国共产党把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融合起来，构建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进步发展的文化基石。
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文化基因
回顾历史，支撑5000多年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的，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秉持的是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追求的是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崇高理想，推崇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在承认彼此差异基础上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其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是中华民族对道德价值秩序和社会政治秩序的思考和关切。这一社会理想表明，人类社会秩序应当建立在不偏私的“公平公正”和“共同普遍”的基础上，天下并不是个别人、个别国家、个别民族的天下，而是所有人、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天下，内在包含着中华民族对由仁义引导的道德价值秩序、由礼法建构的社会政治秩序的想象和思考。为了维持这种秩序的稳定有序，要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而不是奉行利己主义，所有人、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应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守望相助，摒弃隔绝闭塞、强人从己、丛林法则。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塑造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道德境界。这一理念以“天下”作为审视世界的立场，在更普遍的人类立场上，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价值理想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表现出对“如何看待天下、如何与天下共处”的自信博大胸怀。其精髓在于，抱持“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态度承认不同思想和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差异，彼此理解，求同存异。这种承认不同、尊重不同的道德境界，也体现在人与人的交往之中，强调以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心态和胸怀去欣赏、接纳他人。中华文明正是在整合内部差异、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形成了开放包容的文明体系，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
知新
中国共产党人的“天下”情怀
张洪松 张学维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时，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重要元素，首先提到的就是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公”和“同”的基础上把握中国传统社会理想，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同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主张之间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赋予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以新的时代内涵和更为深刻的现代意义。
使命担当决定了为什么要传承发展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没有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也就没有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精神纽带之一，与建立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础上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之间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只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并不具备真正实现的现实条件。中国共产党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由此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才开始从理念走向实践。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社会理想相结合的理论创造。
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传承发展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是中国共产党自觉践行初心使命的重要体现。
性质宗旨决定了为什么能传承发展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首义在“公”和“同”。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然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工具，是一心为公、一心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但追求“公”和“同”的价值理念一直传承，党始终把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使中国共产党在扬“公”的同时还能去“私”，能够以天下为公的宽阔胸襟，摒弃私心杂念，坚决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做斗争，最终做到大公无私，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深刻回答了怎样传承发展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在国家治理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社会理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重大论断的提出则是“天下为公”的新时代表达。从实质内涵上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使民主贯通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等各个环节，在政治生活中实实在在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务，从而保障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推动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在全球治理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苦难中走过来，深知和平的珍贵、发展的价值，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面对“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人传承发展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站在人类前途命运的高度，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主张“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给动荡变革的世界画出最大同心圆，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观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人类共同价值，蕴含着中华文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和合智慧，既源于中国，又福泽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