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㉕丨充分挖掘澳门历史文化底蕴，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专访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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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良，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澳门学者同盟主席、历史文化工作委员会主席以及澳门大学客座教授。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理事、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主要从事澳门历史与政治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澳门政治制度史》《东西交汇看澳门》及《悦读澳门》等。

·不同的文明在澳门和平相处、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澳门最难得的，就是能够“不同而和、和而不同”

·澳门某种意义上是不同文明的一个“试验田”“实验室”，不仅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巨大包容性，也说明了不同的文化是可以共生、共存、共荣的，不同的文明是可以和睦相处、互相吸纳、互相包容的

川观新闻记者余如波

饱经风霜的大三巴牌坊下，游客和市民在此流连；古色古香的妈阁庙内，香火缭绕未曾断绝；熙来攘往的官也街街头，各色小吃令人垂涎……“烟开濠镜风光异，好一派，繁华地”，清代文人黄呈兰曾用这样的词句描写澳门，数百年后，这里带给人们的感受似乎并无太多变化。

在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看来，澳门是中外文化的交汇之门。这方“弹丸之地”在西学东渐、东学西传过程中扮演着积极角色，为不同文明、不同民族相互认识、沟通、理解、尊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样的认识，植根于几十年来对澳门的深入观察和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扎根澳门以来，吴志良已在这里度过30多个春秋，以文学创作者、历史研究者、社会活动推动者等不同身份深度参与了澳门发展进程。今年2月下旬，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记者前往澳门专访吴志良，借助这位“澳门通”的视角触摸澳门文化的根与魂。

吴志良致辞（受访者供图）

结缘澳门，时代造就命运

吴志良出生于广东省河源市连平县，读中学时理科成绩较好，但没想到毕业前体检发现患有色盲，只好在老师的建议下转到文科。凭借不懈努力，他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葡萄牙语专业。

1985年本科毕业前夕，葡萄牙总统访问中国，吴志良受邀参加餐叙。“当时中葡两国就澳门问题准备谈判，后来一毕业，我就来到澳门工作。”他感叹道，自己学的是葡萄牙语，而澳门回归祖国恰好在那时提上了日程，“跟澳门结缘完全是巧合，可以说时代造就命运。”

吴志良很早就有阅读、写作的爱好，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就为广州《足球报》投稿，介绍巴西、葡萄牙足球，挣点稿费、买点书。初到澳门，他在澳门政府部门从事翻译工作，空闲时翻翻葡萄牙的报纸，编译一些介绍异域风土人情的文章，然后步行几分钟送到澳门日报社。“当时的社长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写得很好，还指导我压缩到1000字左右，发在副刊上。”

工作一年后，吴志良获得奖学金，赴葡萄牙留学进修了两年。那段时间，每当中国代表团到葡萄牙谈判，他就以《澳门日报》特约记者的身份，联络葡萄牙当地记者，结合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发回一些报道，记述葡萄牙的风土人情、政治动态等。后来，这些文字以《葡萄牙印象》为题结集出版。

散文集《葡萄牙印象》一发行即告售罄。有评论认为，提到上世纪80年代的澳门文学，这本散文集是文学史和研究者无法绕过的。该书以清新自然的艺术品质及浓厚的情感信息吸引了读者，“志良有简洁精确的文笔……他的文笔又在精简中有了感情，显得活泼，风趣而又实在可亲。”同时，吴志良还参与翻译了不少葡萄牙文学著作，如《创世纪》《葡萄牙》《盲人的峡谷》以及葡萄牙诗人贾梅士的有关作品，推动澳门与葡萄牙之间文学的交流和沟通。

川观新闻记者与吴志良合影（黄潇摄）

探究澳门，填补学术空白

从葡萄牙留学归来后不久，吴志良进入澳门基金会工作，1992年起任职于行政委员会，当时的主要工作是管理原澳门东亚大学。随着东亚大学一分为三，澳门基金会的功能也随之调整，“一是发展中国和葡萄牙的关系，包括推动科技合作、学术合作、文化合作等；二是对澳门社会、政治进行全面的研究；三是通过发放奖学金，鼓励澳门学生到内地读书。”

“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心想大家都在读书，我也去读吧。”1993年，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邀请，吴志良到南京大学访问，结识了著名历史学家茅家琦，后来便在茅家琦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从事澳门研究。澳门回归祖国前夕，其博士论文以《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为题出版。当时，学术界缺少一部中葡双方、澳门居民普遍认同的澳门历史作品，该书填补了这一空白，并奠定了吴志良在澳门学术研究领域的地位。

读博前，吴志良时常利用业余时间，在澳门高校教授葡萄牙历史和葡萄牙文学；博士毕业后，教师这一身份依然没有落下。“那时候教书，一个是晚上，一个是周末。”他教历史，喜欢用提问和说故事的方式，然后给题目让学生看书，下一堂课由学生上来讲故事。“历史不外时间、人物、地点，这些东西很枯燥，用当下的现实提起兴趣，学生就来劲了。”

通过教学，他一方面引导了不少年轻人对澳门历史、澳门文化产生兴趣，另一方面不断看书、充实自我，更新自己的知识。“我主动提出来找一些高校合作，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研究澳门。”在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高校，他通过与在职学者共同指导，陆陆续续带了一批这样的学生。

从澳门出发，与祖国休戚与共

澳门基金会的宗旨是促进、发展和研究澳门的文化、社会、经济、教育、科学、学术及慈善活动，以及推广澳门的各项活动。“澳门是一个很典型的社团社会，具有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精神。我们通过支持、保障澳门社会组织的运作，使得澳门社会相对比较和谐稳定。”吴志良说。

而在推动澳门基层治理之外，澳门基金会在文化等领域同样贡献良多。以历史文献档案为例，在澳门基金会的组织推动下，《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6卷）、《葡中关系史资料汇编》（10卷）、《〈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等相继整理出版。

“对于历史档案文献资料的收集，我们特意组织了班子去做。”吴志良举例道，为了推出《清代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馆档案》，澳门基金会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合作，由后者派出学术团队远赴葡萄牙，光是影印、拍照就花了3个月，“现在出版了60卷，要出齐可能得200卷。”

数百年来，澳门一直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澳门回归祖国之后，与内地的联系更是愈发紧密，澳门基金会也深度参与其中。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第二天，澳门基金会便拨款1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抗震救灾，后来又出资5亿元，大部分用于青城山古建筑群落、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及三星堆遗址灾后恢复重建，分别于2013年和2014年完成。

对于援建成果，吴志良“很满意、很欣慰”。他说，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为新北川提供了非常现代化的文化设施，为保护四川少数民族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场所；青城山的援建项目，不仅抢救和修复了文物，也为当地居民依靠青城山发展旅游业带来了生机。“这些工作，体现了澳门跟内地血浓于水的关系，对澳门青少年来说更是非常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

吴志良（受访者供图）

对

话

澳门最难得的，就是能够“不同而和、和而不同”

澳门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巨大包容性

记者：在您看来，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而言，澳门文化的特殊性、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

吴志良：这要从澳门的历史讲起。16世纪中期葡萄牙人获得澳门居住权以来，澳门成为中国非常独特的一个城市，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澳门是远东最繁华的对外经贸、文化交流港口之一。在当时中国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下，澳门是中国接触世界的窗口，也是对外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当时西方先进的数学、天文学，以及绘画、音乐等，通过澳门传进了中华大地；中国的经典包括“四书五经”这样的作品，也通过传教士翻译成外文传到了西方。

在这种环境下，澳门积累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一方面是中华文化的守护者。因为远离权力中心、远离天灾人祸、远离战争，澳门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中华文化的传统基因，没有受到太多人为因素的破坏。另一方面，因为要跟西方人以及亚洲相当一部分国家的人交往，澳门不仅成为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还学会了怎么跟新的文化、新的思想、新的宗教和平共处。

所以，澳门没有崇洋媚外这种风气。在我们衰落的时候，我们没有屈膝崇洋，一直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在中国兴盛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将自己的文化强加给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的人。这就使得不同的文化可以在相对平和、相对平等的状态下交流，这种交流是真实的，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

所以对国家来说，澳门某种意义上是不同文明的一个“试验田”“实验室”，不仅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巨大包容性，也说明了不同的文化是可以共生、共存、共荣的，不同的文明是可以和睦相处、互相吸纳、互相包容的。澳门建立了一种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理解、信任和合作，这是我认为澳门文化最值得我们去弘扬的突出特点。

记者：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阐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除了您刚才的解读，澳门还在哪些方面体现了这些特性？

吴志良：这五个突出特性在澳门都有生动的演绎。说到连续性，澳门保存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说到创新性，中华文化跟其他文化兼容并包；说到统一性，澳门一直没有离开祖国的怀抱。在葡萄牙管理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保持了自己的风俗习惯。

关于包容性，一个庙里可能有不同的神，中国传统的庙宇和教堂毗邻相处，可能只有几步之遥，在很多国家很难看到这样的情况。和平性就更不用说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在那么小的空间里面没有发生重大的冲突。所以“一国两制”在澳门有肥沃的土壤，从回归祖国以来的情况看，也相当顺畅，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和文化基础。

记者：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受到高度重视。澳门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哪些因素是值得今天传承、弘扬的？澳门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哪些途径？

吴志良：澳门最难得的，就是能够“不同而和、和而不同”。我一直相信，无论什么样的文明，它的终极关怀是人性，人性是向善的、互助的，人与人之间需要尊重、理解甚至谅解，才能建立一种信任的关系，才能有合作。所以，不同的文明在澳门和平相处、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在这种兼容并包的过程中，我们必然会吸纳其他文化的一些元素，激发我们自身的创新和创造。

在澳门，这种创新和创造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大三巴牌坊出自西方的设计师之手，但当时的工匠既有中国人又有日本人，从残存的牌坊中能看到不同文化的元素；在我们日常的饮食里，中餐可能加上了西餐的配料，西餐又和中餐的一些配料有了融合；在婚丧嫁娶细节里面，也存在中西融合的情况；在中国传统的节庆里面，舞龙舞狮的也有外国人。

当然，澳门地方很小，经济规模、城市规模、人才存量都不足。所以，我们很期待有越来越多的人来澳门看一下、感受一下，使得澳门文化的光芒散发得更远、照亮更多的人。我们也一直在努力将澳门的历史文化底蕴、城市特性、城市精神充分地挖掘出来、展示出来，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

进一步树立澳门鲜明的文化形象

记者：2023年8月20日，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正式成立，由您担任会长。将不同的文化社团、组织、机构联合起来成立总会的初衷是什么？未来，总会将在澳门文化的发展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吴志良：成立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希望澳门能够团结凝聚文化界，为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同合作的基地作出贡献。某种意义上，也希望澳门在文化强国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另一方面，这也是澳门文化界的一次觉醒，代表了澳门文化人大团结、大联合的意愿。澳门有2000多个文化社团，力量很分散，我们要在文化上有所作为的话，需要一个更大的平台来发挥作用。

所以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是一个大团结、大协作的平台，是一个服务的平台，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建立广泛的网络，使得澳门的文化人、澳门的文化社团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同时我们也要通过这个平台，确立、加强、巩固澳门的主流价值观，提升澳门文化界的专业水平，进一步树立澳门鲜明的文化形象，并且通过这个平台开展对外交流合作。

记者：澳门在没有来过这里的人的印象中，特别是在内地居民心目中，可能只有《七子之歌》、大三巴牌坊、博彩业等几个简单的文化符号。要增进外界尤其是内地对澳门文化的了解，您觉得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吴志良：澳门文化界和学术界在过去几十年其实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首先对澳门的历史文献和资料做了全面的整理。同等规模的城市中，澳门拥有的档案数量巨大，语种从中文到葡萄牙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反映了中国和西方交往几百年的历史过程。这些文献档案散见于全世界不同的档案馆、图书馆，过去3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推动整理工作，其中主要和重要的都已经整理出版，这为未来的文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个工作，就是对这些历史文献进行研究。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鼓励硕士、博士研究生做澳门的题目，不仅在澳门，还有中国内地的学校、葡萄牙的学校和海外的其他学校，成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在宣传方面，我们做中学生征文比赛，还做文学奖、人文社会科学奖，鼓励通过文学的方式、通过做研究来书写澳门的历史。我们也面向全球做澳门散文比赛，希望其他地方的作家、文学家关注澳门。

的确，这方面的成果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你刚才说的大三巴牌坊，体现了澳门厚重的历史，《七子之歌》体现了澳门人的家国情怀，但澳门整体的文化形象是什么，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去挖掘和归纳。

记者：档案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应该就属于您一直倡导的“澳门学”的范畴。开展澳门学研究，可以怎样帮助我们讲好澳门故事、中国故事？

吴志良：“澳门学”这个词，是20世纪80年代初，几位学术前辈提出来的。当时他们觉得，澳门历史发展有它的特殊性，社会制度跟内地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总结澳门的特性，如何利用这种特性来融入祖国？我认为这是他们倡议澳门学的初衷。

一开始，我们更多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推动澳门学的发展。澳门回归祖国后，需要建立新的共同体意识、新的价值观。所以在我看来，澳门学是一门构建本土知识体系和解释体系的学科，引领社会找到适合澳门发展的道路。它的作用首先就是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形成澳门自己的宏观历史叙事——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往哪里。

第二，澳门学从不同的学科出发，对澳门历史、文化、社会、经济、法律等各层面进行了系统研究，使得我们更科学、更系统地认识澳门。澳门有什么优势、有什么劣势？我们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还需要做什么？保持我们的特性、保持我们跟世界的联系又需要做什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澳门学在海内外学术界共同支持下，在澳门学界的努力下，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三，通过澳门学，我们做了大量知识普及的工作，很多大是大非的问题引起社会的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形成共识。同时我们做了大量青少年的工作，包括出版澳门知识丛书和儿童读物，使大家产生归属感、产生凝聚力。

第四，澳门学的很多追随者形成了我们的学术梯队。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有人去建设这个学科，有一批追随者跟着来做，慢慢地壮大了我们的学术力量。

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做更多工作

记者：您刚才提到“保持我们跟世界的联系”，恰好最近几年，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也成为一大热门话题。在这个方面，澳门具体是怎么做的，有没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

吴志良：从历史上来看，澳门曾经是远东最繁盛的港口之一，是早期全球化的一个中心城市，中国的陶瓷、丝绸、茶叶这些主要商品通过澳门出去。当时澳门有三大航线，第一条是走马六甲海峡，通往印度果阿和欧洲；第二条是到菲律宾马尼拉，再到墨西哥、西班牙，大量的美洲白银通过这条航线进入中国；第三条是往东北面走，到日本长崎。这三大贸易生命线，促成了澳门从1580年到1640年大约60年的繁荣，成为中国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港口。

这种历史的联系已经形成了网络，不仅仅是贸易关系的网络，还有人情的网络。在这种贸易运行中，很多外国人来到澳门居住，很多中国人从澳门去到了国外。也正是由于这种历史文化的联系，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的秘书处设在澳门。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里面，也是将澳门定位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

澳门文化的发展，吸纳了相当多的世界性元素。澳门的庙宇，历史、规模、艺术性都不如内地许多城市；在欧洲很多小城市，都能找到比澳门更古老、更具艺术性的教堂。但为什么澳门历史城区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就是因为不同文化在这里聚合，形成了很强的社区精神，它一方面以中华文化为主导，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它的包容性、世界性。

所以，澳门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优势，不仅体现在它保存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还在于吸纳了许多西方的元素。这种文化特征，加上我们的话语体系、交流经验和网络，可以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做更多的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

记者：今天的澳门，要想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哪些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或者深化？

吴志良：我们都说文化的发展要“守正创新”。“守正”方面，对历史文化古迹的保护、对风俗习惯的保存，我认为澳门是做得不错的，但“创新”还远远不够，这跟澳门乡土性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有关系。

我们需要吸纳更多内地和海外的一流艺术家、文学家来这里体验生活、交流思想和展演。历史上，澳门就是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重要基地，中国第一本葡汉字典、第一部古腾堡式活字印刷机、较早的现代报纸《蜜蜂华报》等都出现在澳门，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在澳门产生了重要的思想。所以，澳门的传统功能如何在当代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

澳门的城市规模、人口规模都不大，需要更多人跟我们一起去挖掘，使它能够为中国走向世界，以及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中国价值、中国理念做更大的贡献。未来也可以借助澳门进一步深化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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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本身就是一种优良传统

正式采访前一天，吴志良先生邀请我们共进午餐。餐厅紧邻澳门历史城区，店面不大但装潢精致考究。这里主营葡国菜，餐具和用餐流程是西式的，原料和烹调方式则是中西合璧。经理不时前来斟酒，与我们碰杯，用粤语跟吴志良先生随意聊着天，餐厅里满是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

“我在这里吃了30多年。”席间，吴志良先生说。

这句不经意的话，如同澳门文化的某种隐喻——看看澳门的街边小店，随便一家可能就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正如吴志良先生所言，就“守正”来讲，澳门足以自傲，在建筑遗产、风俗习惯等保护、传承上下了大功夫，形成了澳门文化、澳门精神中乡土的、怀旧的，也是最为迷人、最具魅力的一面。不然，“世界文化遗产”的荣誉为何青睐澳门历史城区呢？

提到香港和澳门，内地常以“港澳”并称，然而深入两座城市的肌理，它们其实大不相同。相对而言，澳门开埠的历史更早，文化积淀也更深厚；而在现代文化产业方面，香港的电影、流行音乐等同样别具魅力。吴志良先生也坦陈，“创新”或许是澳门文化发展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我相信这不是难事。“传统”和“创新”往往被视为两个对立的范畴，然而在澳门，“创新”本身就是一种优良传统。在澳门，中华文化数百年来一直与外来文化交融共生，其创新产物体现于饮食，体现于建筑，体现于宗教信仰和日常生活习俗。今天“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动力，或许就潜藏在澳门的文化基因中，只需以适当的方式将其唤醒。

下一次来澳门，这里会有怎样的“新菜色”？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