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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国希

民为邦本、为政以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之一，体现出重要的国家与社会治理思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说明我们今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基因。

民为邦本，源于“民惟邦本”，出自《尚书·夏书》中的《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说文解字》对“民”解释为，“民者，众萌也”，意思是“一片萌发的小草”。“本”意为草木之根，又延伸出根源、起始之意。《词源》释“惟”为“是”，“邦”指代国家。“民为邦本”意在强调民众为国家根本，是国家统治和管理的出发点与归宿，是古代“民本”思想的集中表述。

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民心向背起着决定性作用。西周以殷为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开创了礼乐文明的繁盛；楚汉相争，项羽因滥杀无辜、随意分封而失民心失天下；西汉吸取秦朝的教训，“与民休息”，奠定了大汉基业；唐代谨记隋亡之殇，魏征更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劝谏唐太宗要以史为鉴、爱民如子，终成贞观之治……由此，中国古代贤哲洞察到人民是立国之基、民心是政治之本的客观规律，将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出发点，将民为邦本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形成一整套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传统。

在“民”与“邦”关系上，强调“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古时社会可以理解为由君、臣、民组成，对于社会的治理，正如孔子所言，“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君王是心，民是本体，心是因为身体完好而健全，君王会因为百姓的爱戴、归顺而存在，也会因为百姓的怨恨、背弃而灭亡。在《管子·牧民》中也提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天子和国君如果不好，不行其实，是可以变换的，《荀子·哀公》中亦有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民本”指向的治理目标是要让百姓生活安康幸福，即“以康兆民”。这也是一种兢兢业业的态度，主张顺应民心、重视民生，不轻视民众的事情。张居正认为，“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强调要做到治理好民众，要像父母慈爱子女一样，要有同理心，哀民生之多艰，忧民之所忧。姜太公所著《六韬·文韬·国务》提出“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这样就会得到民众的拥戴感怀。孟子的仁政理想也认为，一国倘若能做到年老者享有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这样的统治者一定是王者。至今民间仍然会有“父母官”的通俗提法，也有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期待。

纵观历史，“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是百姓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的内心反映，“得民心”才能使政权稳定、社会和谐。“得”不仅强调“打天下”，更注重的是“治天下”，即以贤能之治得到百姓支持。总之，谁能时刻谨记亲民、爱民、为民、利民、富民、安民，谁就能应对挑战、抵御风险、克服阻力、解决矛盾，厚植执政的政治基础。

为政以德最早出自《论语》“为政篇”，全句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是最高统治者如果能够施行德政，就能够像北极星受到满天星辰的拱卫那样，受到人民的拥护。

“政”，有管理、治理之意。为政以德，即政府必须要用道德的方法来治理国家。这里的“德”有两个层面：一是为政者要学会用德，施行德政；第二是为政者要修德，就是提高个人的品德。“为政以德”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治理理念中居核心地位，反映出统治者的忧患意识和民本立场，落实在政治实践中表现为严以治吏、保民富民的若干制度和举措。

万事民为先，万事皆为民，这是德政的首要前提。贤者为政则国治，愚者为政则国乱，因而选任官员必须秉持尚德任贤原则。官员管理方面，有监察制度，实现权力制约和制衡，防止官员滥用权力，贪墨枉法；有定期考课制度，历代考课大致分为道德考课和能力考课两种，考察官员的品行和治绩；有奖惩制度，根据考课结果实施奖励和惩罚。上述制度都旨在确保统治者自身勤廉正直、奉公守法。

为政以德要求富民、教民，落实在政治实践中，主要体现为统治者劝课农桑、兴修水利，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同时使民以时、轻徭薄赋，不过度索取社会资源，并用德、礼教化百姓。

值得一提的是，为政以德作为中国传统治理的精神内核，虽由孔子提出，但经过历史长河的氤氲激荡，已化润为诸子百家融会贯通的理念体系。其中不仅有儒家“仁”的意蕴，也有道家“顺”的内涵，既有法家“规”的要素，还有佛家“净”的追求等，最终在诸多思想流派的碰撞中，形成了至今仍然发挥效用的政治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官先做人，做人先立德；德乃官之本，为官先修德。”也就是说德既是立身之本、为官之魂、为政之要，同时也是立国之基。

民为邦本与为政以德共同作为中国传统的治理思想，两者密不可分，具有内在逻辑联系。“敬德保民，以德配天”“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等都反映了为政以德与民为邦本是抽象与具体、理念与实践的对应关系。

民为邦本为为政以德提供了指南方向，将抽象的“德”转化为了具体的“民”。民，是现实中的人。以民为本，就要“为政以德”，顺从百姓意愿推行政治。《道德经》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即是应顺民心之义。《论语》提出“尊五美、屏四恶”的政治主张，其第一条是“惠而不费”，实现途径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同样表达了顺应民心之义。实行德治，就要满足百姓的物质利益。《论语》主张对百姓要“富之、教之”，孟子主张“制民之产”，让百姓有稳定的家产，进而推行教育，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

中国传统社会从人道与政治、君主与民众、手段与目标、职责与素养等关系层面，贯通天命人性，将正世道人心即推崇仁义道德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着力点和关键环节，提出“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核心理念及原则要求，对建构什么样的政治、社会如何良性发展以及如何达成理想社会，对为谁执政、让谁执政、如何执政等方面给予总体建构与设计。对于治国理政而言，“民为邦本”“为政以德”是实现良政善治的支点。我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形态是儒家学说，主张德是根本，通过刑（法）而彰明德。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光有好心，不足以治理政治；光有好法，好法自己也运作不起来。中华传统文化中，礼治是德与法的统一。礼与法、德与刑、“礼乐刑政”，有着内在深层的关联，共同表征着当时社会价值形态。德与仁体现外显为礼，德与法统一于礼。

德主刑辅，德与刑（法）的密切结合，成为中华法系的重要特征。中华法系出礼入刑、隆礼重法，注重教化，而不是一味地惩罚。中国古代是实行礼制的社会，礼的思想也渗透到了日用伦常之中，成为自觉的价值追求。礼对于社会秩序不可或缺，因而“治人之道，莫急于礼”。

礼的升华是德与仁。周公制礼，使德治和礼治内在统一。周人对取殷而代之，找到的理据就是“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德与法的统一，德主刑辅、明德慎罚，以及荀子的隆礼重法，充分体现了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国思想。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总教指委副主任委员）

知新

易飞

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其中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历来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视，对我们今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化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古老文明展现出跨越时空的魅力和光彩。

唯物史观强调的“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观点，激活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并促进其创造性转化，成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创造性阐释的核心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把“为人民服务”写进党章,明确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毛泽东强调，共产党依靠人民才有力量，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摧毁的。邓小平也拥有非常深厚的人民情怀，他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并反复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江泽民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主义的精神资源，多次作出精辟的提炼和概括：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六个方面的时代价值，其中之一就是重民本；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民为邦本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之一；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参与塑造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深度传承的基础之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民为邦本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等。

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民为邦本思想的同时，也实现了对这一思想的超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传统民为邦本思想之所以重视民众，根本上还是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固，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统治手段。而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人民就是目的本身，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其二，在传统民为邦本思想里，只有为民做主，没有让民做主。民众只是服务的对象，并不能参与国家治理的过程。而中国共产党人把民本与民主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其三，民为邦本的“民”在传统社会里主要指的是从事农业的民众，其他民众比如工商阶层长期以来受到歧视，所谓“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而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够把各阶层都调动起来，汇聚成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

民为邦本与为政以德二者内在关联，要服务好民众这个本就必须修为政之德。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都重视党性修养，并把思想道德的提升当作党性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对共产党员提出要求，要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还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作风的要求，也是德性的要求。邓小平同样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他指出：“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江泽民提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胡锦涛强调“以德为先”的用人导向，突出了“德”在选人用人标准和干部标准中的优先地位和主导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党员干部的“德”提出诸多要求，他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结合历史，习近平总书记还意味深长地指出：“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帝国的崩溃、王朝的覆灭、执政党的下台，无不与其当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践德有关，无不与其当权者作风不正、腐败盛行、丧失人心有关。”在这些论述中，“为政以德”的思想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中国共产党对为政以德思想的超越，我们也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传统为政以德思想虽然没有忽略法治的作用，但是重视的程度不够，始终认为德治是本，法治只是辅助。而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德治与法治同等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其二，传统道德文化受制于时代条件与认识水平，难免有一些过时、落后的东西。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推动传统道德文化与时俱进。其三，在传统为政以德思想中，官员道德境界的提升主要靠个人心性的涵养。而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把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为党员干部更好地为政以德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力量源泉。

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今天传承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关键是将之转化为实际行动，融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程之中。

在新时代传承民为邦本，首先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执政党的显著区别，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总是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我们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为民造福当作最大的政绩，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保障人民群众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次要坚持一切依靠人民。根据唯物史观，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拜人民为师，扑下身子，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我们还要坚持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毫不动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扩大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广泛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切实把群众路线贯穿到党的治国理政全过程。

在新时代传承为政以德思想，首先要加强政德修养。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大德就是要铸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守公德，就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克己奉公，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其次要牢固树立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要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真正树立注重品行、崇尚实干、重视基层、鼓励创新、群众公认的正确用人导向，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最后还要抓住“关键少数”，发挥道德引领力。要突出领导干部这个关键，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并以上率下，形成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的示范效应，从而营造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

（作者系四川省委党校哲学部副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