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肖姗姗
4月8日下午两点，中国现代文学馆，长篇小说《立秋》新书发布暨研讨会的现场。看着大红的活动条幅，和纷至沓来的专家、文学评论家们，杜阳林很是感慨：“我又来了。同一个地点，只是这次，心情大不相同了。”杜阳林的上一部长篇小说《惊蛰》，2021年7月7日也是在这里举行新书发布暨研讨会。
杜阳林长篇小说《立秋》新书发布暨研讨会上，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阿来，岳雯、潘凯雄、梁鸿鹰、白烨、陈福民、谢有顺、杨庆祥、刘琼、饶翔、丛治辰、何平、王春林、郭艳、季亚娅、宋嵩、萧耳等30多位评论家、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深入挖掘《立秋》的文学艺术性和时代意义。
透视中国式现代化城乡关系新样态
2023年11月，《收获》杂志2023年第6期推出杜阳林的长篇小说《立秋》；2024年4月，单行本《立秋》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
《收获》杂志副主编谢锦曾说，《立秋》是一部真正站在大地上的小说，非常真实。阎晶明对此深有共情，“这部小说情感表达很朴实，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一种非常真实的前提下，记述的故事和生活都是日常的，是我们曾经历或者说正在经历的，虽然不是那种高妙的写作，但我觉得写得非常到位，非常真实，我很感动。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一种很扎实的笔法，写出了一个不忘初心的主题，写出了一个人的成长蜕变，他的人心、人性，情感的底色全部保留，而且在这个小说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达。”阎晶明认为作品成功捕捉到了改革脉搏与乡土精神的变迁，展现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特殊时代质感，小说的纪实色彩让文本富有辨识度，彰显出作家还原时代标识的高超能力。
李敬泽肯定了《立秋》的现实价值和时代意义，对作品所涉及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做了深入分析：首先，当下的城乡关系已超越了传统城乡二元对立的简单划分。新世纪以来尤其是杜阳林在《立秋》中展现的城乡经验，无法完全被旧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所概括或限定；其次，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内心深处普遍存在着对乡村的负疚感和亏欠感，“这种亏欠既是伦理的、情感的、文化的，也是历史的、社会的。”无论个人是否意识到，乡村作为根系所在，深深烙印在人们的潜意识、文化构造、情感层面；最后，《立秋》这部小说写出了乡村在现代性中的新地位，城市不再是唯一发展方向，乡村不再仅仅是被抛弃的对象。李敬泽呼吁，乡村写作需要有新的眼光和表现手法，以更为成熟和从容的态度处理丰富的素材。
丛治辰将凌云青置于与陈奂生、孙少平等人物构成的进城者谱系中，强调凌云青作为第三代进城者的显著特征：扎根城市并改造城市，同时反哺乡村。凌云青与这些角色共同构成了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轨迹，展现出不同时期进城者的生活状态与命运变迁。《立秋》中的人物始终带有乡村烙印，凌云青与乡亲们的互动、其内心的矛盾情感，以及乡村人物在城市中的种种困境与心理机制，均体现出城市文明和乡村性之间巨大的张力。
刘琼表示，《立秋》的选题用心之处在于其敏锐地捕捉到餐饮业这一“结构最为复杂的社会关系”载体，凸显了其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她还深入剖析了凌云青所面临的与时代、与乡村、与城市的三重关系，尤其是后者。“城乡文化巨大差异性的问题，其中还涉及城市商业文明规则”，小说不仅揭示了这些矛盾，还尝试给出解答。
郭艳认为：“在强大资本和技术席卷的市场经济时代，城市与乡土已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凌云青等人物的塑造，揭示了在现代化进程中，个体与故土关系的新形态——既承载乡土重负，又深陷城市生活的矛盾与挑战。这部小说通过对凌云青等人物的生动刻画，成功构建了一幅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个体与社会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宏大画卷，为中国文学现代性叙事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深度。
文学母题与时代精神的生动诠释
3年前的《惊蛰》讲述农村少年凌云青出走的经历，3年后的《立秋》则关注人物出走后又回归的心灵历程。潘凯雄认为，从上世纪初以来到现在，“出走与回归”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个“母题”，杜阳林用《立秋》这部新作延续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人生》《平凡的世界》等许多经典作品对此的探讨，这也是这部作品最为重要的价值之所在。凌云青的人生经历既反映了现实的困境，骨子里又蕴含着理想主义的追求。”这一人物形象在时代洪流中的成长与蜕变，成为对个体与社会、传统与现代深刻对话的生动载体。
岳雯认为：“《立秋》表面叙述的是个人奋斗历程，实则传递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情绪，与路遥笔下那个时代的氛围截然不同。”她特别强调，《立秋》并非一部颂扬功成名就的励志传奇，小说人物直面现实的人生泥沼，隐忍突围，涅槃重生。作品以“老调新曲”之姿，跳脱了传统的成功叙事框架，细腻描绘个体如何在生活困境中挣扎求索，实现自立、成熟与成长。
“《立秋》具有独特的文学意义，同时承载着深厚的社会学意涵。凌云青的经历映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史和一代人心灵史的互动。”杨庆祥直言，《惊蛰》像是伤痕文学，以一个农村少年的视角展开；而《立秋》则像是改革文学，而且小说打破了国企视角，采取民企和民营企业家的视角叙述。“从这一点上，《立秋》比《惊蛰》境界更高。”
新时代召唤新的典型人物书写
“杜阳林通过《惊蜇》至《立秋》的转变，生动描绘了个体在风雨洗礼后开启崭新事业的人生历程。”梁鸿鹰看到，凌云青不仅承载着乡土情怀，更勇于批判乡土陋习，倡导诚信、勤劳的商业精神，坚守商业规则与人道原则。
白烨也赞誉小说对主人公凌云青形象的立体塑造，指出这一人物不仅在创业过程中展现出与时代背景的深度互动，更在处理家庭纠葛、下岗工人矛盾以及餐馆经营危机时，体现出深厚的乡情与无私助人的精神。“凌云青尽力在帮助应该帮助的人，包括家乡的人，还有兼并企业下岗的人，展现出先富带后富的责任感，使人物形象尤为独特且饱满。”
陈福民则从《立秋》中感受到一种“史学的宽广度”。它首先是一部当代史，同时是中国乡村演变的一次侧写，还是改革开放史的一部分；小说接续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百年来未竟的问题。《立秋》对中国当代史有着精彩的书写，小说以历史深广度、问题尖锐性拷打着当代长篇小说的软弱性，也正是这种坚硬的品质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情感共振。小说中以凌云青为代表的新乡土人形象，回应了新的商业文明对文学写作的时代召唤。凌云青身上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大爱之心与乡土世界“贫愚弱私”现象的对照，为小说赋予深刻的时代价值意义。
从纯朴的本真经验到汁水丰盈的文学作品
《惊蛰》与《立秋》的主人公凌云青奋斗过程中的苦辣酸辛，让有着同样农村出身和进城经历的谢有顺深受触动。他同时看到，杜阳林的写作没有一味展示苦难，他笔下的小说人物始终在苦难之下寻找生命的亮色，寻求一条解脱之路。凌云青不仅与过往的苦难和解，宽恕那些伤害过他的人，甚至回馈爱意。他的经历展现出一个身上具有丰厚乡村遗存的人，进城后如何面对自己，完成自我重建。
在饶翔看来，《立秋》的叙事朴素甚至略显笨拙，但正是这种源自杜阳林个人生命经验的真实、质朴风格，引发了普通读者的强烈共鸣。与许多主题创作不同，杜阳林的作品自下而上，基于本真经验，成功抵达并打动读者。
“《立秋》首先的意义是对于杜阳林个人的意义：对生命过往有一个交代，起到一种疗愈的作用，这是他写作的精神动力。”何平敏锐地捕捉到杜阳林小说创作背后深层次的心理动因。王春林同样看到，杜阳林的创作动机源于个人生命历程的回望，这种回望与时代变迁和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形成个人、时代、社会三者在文本中的交织呈现。杜阳林的小说既是个体经验的书写，也是对特定时代风貌和社会现象的深度反映。
季亚娅深感杜阳林作品贴近生活、情感饱满，正契合当下读者对于“汁水丰盈”且“接地气”文学作品的喜爱。宋嵩赞赏作品中人物塑造的立体性与情节设计的现实主义色彩，同时也对小说的潜在改编价值给出了积极展望。小说主人公凌云青的经历也引发了萧耳的共鸣，感叹凌云青的职业之变呼应了时代脉搏。她还尤为赞赏小说对细妹子这一女性角色的细腻刻画。
为四川长篇写作注入活力
“此次研讨会不仅是对作家杜阳林的支持，更是对四川文学的扶持。”阿来表示，作为一个文学大省，四川诞生过李劼人、沙汀、艾芜、周克芹等一大批小说名家，而如今，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小说家寥寥数人，有全国影响力的长篇小说也相对稀少。“直面短板问题，四川长篇小说创作的路在何方，这是我们今天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中国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起落奔涌的时代，无数激荡人心的故事上演，很多人都充满了向往和憧憬。在文学前辈高晓声的《陈奂生进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之后，我想呈现已经进城的一代知识分子和农民在城市对梦想的追逐、他们在城市的挣扎，以及他们在城市的漂泊感和疏离感，于是有了《立秋》。”杜阳林阐释了自己的创作初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选择，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机遇，我希望通过长篇小说《立秋》、通过主人公凌云青的形象，走进磅礴的时代，去探寻在时代中人性的底色。”
从《惊蛰》到《立秋》，并未结束。杜阳林透露，他目前正在进行第三部《大雪》的写作，“这是以凌云青为主要人物的三部曲之终篇，至于构思，我能说的，就是凌云青从城市又回到乡村、反哺乡村的经历。这一部小说主要反映的是当今乡村发展的阵痛，处于历史变革时期，乡村裂变的困惑与迷惘、突围和挫折。我想以更加独特的视角去打量现代乡村，挖掘当今乡村发展背后让人疼痛和值得反思的故事。”杜阳林希望，通过凌云青这个人物载体，继续从容讲述他自己以及身边人所发生的故事，映照时代变迁的滚滚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