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泸州地方史专家曾广溯和赵永康合作，成果作品《曾固之<言善堂纪略>笺识》面世。这是一篇有关“张献忠剿四川”的亲身见闻历史记录。《言善堂纪略》的作者是明末清初的泸州人，叫曾固之，该文载入清朝乾隆癸巳年(公元1713年)修撰的泸东《曾氏宗谱》，得以留传保存至今。
曾广溯说，《曾氏宗谱》是由曾明道所撰，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年)春，江阳冯鉴衡梓(系木刻版印刷，长31x宽20cm，双边黑框，每页10行 ，每 行 20字)。目前，泸东《曾氏宗谱》仅余残卷一册。“该谱是由曾固之先生胞弟之曾孙、乾隆廿五年庚辰科贡士曾明道(诚斋)于乾隆癸巳年(1774)修撰的，记录的是泸州正德进士曾璵幼子、万历间河南布政使曾士彦在今江阳区弥陀、分水一带的直系后裔世系。谱中除记录族系外，特别完整地全文著录了他伯曾祖曾固之记述明末清初亲历闻见川南战乱的《言善堂纪略》。”
《言善堂纪略》填补下川南地区诸多历史空白
明清交替的战火，使得当时的四川人口近乎绝灭。这一交替过程，在包括今日贵州遵义和泸州在内的“下川南”各府、州、县地方志书里，记载阙如，只是援引《蜀碧》、《蜀乱》诸书，描述当时人民死亡流离、人烟断绝的惨状，而把造致这种惨状的全部责任，归之于“张献忠剿四川”。但在史学界，张献忠却被认定为农民起义领袖。历史真相到底如何?至今不无争论。
曾广溯和赵永康查阅史料表明，三百年前，康熙皇帝就曾命令亲历这段历史的遂宁人张琅如实向他报告。“公正地看，张琅奉旨为此撰写的《烬余录》，总体上比较客观。但是，他也不敢如实报告当时清军入川给川人造成的灾难，更不敢如实报告清军入川，同样也有烧杀掳抢诸般罪行。而且，由于经历闻见无多，《烬余录》反映的，只是以遂宁为中心的川中、川北地区的情况，只字没有涉及川南。”
《言善堂纪略》的作者，是土生土长的川南人，而且是在明清交替之际先后在今宜宾筠连、今贵州仁怀和泸州多地出任地方主官的南明官吏，遍历重庆、遵义、永宁(今叙永、古蔺)、合江、赤水(今属贵州)、仁怀、土城(今属贵州习水县)诸地二千余里，以其近40年亲历、亲见、亲闻的川南和黔北的动乱过程著述为书，比较完整地展现了当时的川南战乱所呈现的“贵的盐巴草鞋，贱的婆娘秀才”的情景。
曾广溯和赵永康认为，比较该时期的几本作者亲身经历的野史，《言善堂纪略》是目前发现的唯一具体阐述这个地区的珍贵文献，它填补了前代文献对于下川南地区这段历史的诸多空白，是正确解读明末四川历史不可多得的史料，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
曾广溯和赵永康经过研究和对比发现，《言善堂纪略》对于史实的记述，远比《蜀碧》、《蜀乱》诸书其至《烬余录》诸书真实、可信，比如书中所记张献忠颁行蜀中州县刻石立碑的碑文是“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冥冥，自思自量。”是他的“圣谕”，而不是“天生万物以与人，人无一物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七杀碑。
“以戴震教授为主任的国家清史编写委员会，组织几百位教授、专家，全力编写《清史》，已经十有余年。《言善堂纪略》对于考证、编写明清交替之际张献忠入蜀、清王朝平定川南、湖广填四川的这段历史，是有力的材料支撑。”对于《言善堂纪略》的研究，曾广溯和赵永康不辞谫陋，笺而出之。标点断句，明其句读。正音识字，究其训诂。原书繁体汉字，改为简化汉字，别体异体，概为规范。生字僻字，予以注音。
退隐官员作传告诫子孙不愧于天，不怍于人
曾广溯和赵永康表示，曾固之先生退隐南明官场后所撰写的《言善堂纪略》，记载了他在崇祯末年到康熙十九年间的亲历、亲见、亲为、亲闻，记录了川南、黔北在明末清初的血雨腥风。同时，也真实地反应了明清交替及清王朝平定川南和黔北地区的历史进程。
他们认为，《言善堂纪略》实际上是曾固之先生的自传，他生于万历戊午(四十六年，1618)八月二十一日，张献忠进攻四川时，正是二十多岁的青年，虽读书有成，但战争让他失去科举及第之路。甲申年六月二十一日，张献忠攻陷重庆，“予乡举家试新众皆远避，贼势渐近，予始择僻地之高山峻岭而依之，……咸得大吉。”
“皇明弘光乙酉，贼踞泸城，分剿地方甚惨。永宁谣曰：‘贵的盐巴草鞋，贱的婆娘秀才’。予三房一族皆受大难，五月二十三日，大人死于难，二十六日闻讣五内摧裂，抢地吁天，……终天遗恨。”后来曾固之辗转去宜宾筠连，沿水路经合江直至逃到贵州北部仁怀地区才躲过了这场浩劫，幸存了下来。
《言善堂纪略》保存在清代贡士曾明道乾隆三十八年(1773)编写的泸东《曾氏宗谱》里，由曾明道本人录入。在此以前，该文没有在任何文牍上出现过。“它不是写来示人的，也不是奉旨记录的，而是作者以亲身经历告诫子孙，要‘遵循圣贤之理，严以做人，宽以待人’。富贵功名尤不足恃，要懂得园中之花，早放先萎的道理。不做亏心事，不做缺德之事，不愧于天，不怍于人。”
曾广溯说，《言善堂纪略》给我们展现的是明末川南和黔北战乱的史实，它不同于避难进入川西高原移民的境况，诸如“贵的盐巴草鞋，贱的婆娘秀才。”“有金者死，有粮者生。”“饥死枕道，遍野尸横虎踞，山冈盗匿林莽……道上行人衣不蔽体，血肉淋沥，行无精神，面有饥色”的描写，这是其他史籍没有涉及到的地区。
其次，从写作时间上看，《言善堂纪略》书成于康熙十九年，即公元1680年，它比以上所有史籍的成书年代均要早很多。因为作者把他的亲身经历以“言善堂”方式作为留给曾氏后人的家乘训言，它不是写给官方看的，也不是公开的史料，所以，说它更真实地反映了张献忠在四川活动的史实，是绝不过分的。
此外，在文章末尾列出的刊石文：“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冥冥，自思自量”，值得对坊间所传“七杀碑”的释疑，它没有一个“杀”字。这真实地记录了明末张献忠占领四川后所发的行文中没有杀人之语，更进一步佐证了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圣谕碑》和以及成都少城公园的《圣谕碑》文字完全相同。说明坊间所谓张献忠“七杀碑”，是清代统治者用来推卸自己残酷镇压四川居民的责任，而强加于张献忠的谎言。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李华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