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食店“伙夫” 脱下白大褂上考场

2017-06-14 06:25:42来源:华西都市报编辑:陈乐

骆永成的大学毕业合影。

骆永成翻看母亲诞辰100周年时制作的纪念册。

1978年骆永成参加高考的准考证一直保存到现在。

1978年7月20日早上,成都七中作为考场之一,一大早就聚拢了不少考生,等待入场考试。人群中,几个身穿白大褂的人正在给考生供应早点,他们是当时东城区饮食公司红星南路甜食店的工作人员。

上午8点,进考场的铃声响了,考场大门一 开,考生蜂拥而入。此时,甜食店工作人员中的一个年轻人,脱下白大褂,背起书包也跟着人群进了考场。原来,他也是一名当年参加高考的考生。这一幕,被守在考场外的成都日报记者看在眼里。

这个青年叫骆永成,当时是甜食店的一名“伙夫”。如今,快满60岁的骆永成是成都市盐道街中学党总支书记。2017年6月12日,骆永成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说,是高考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顶替妈妈进了甜食店

内心苦闷 人生看不到希望

1976年,18岁的骆永成在成都第十六中学念完了高中,与当时所有年轻人一样,他也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当时城市青年到农村去已经不再硬性规定,如果不上山下乡,也可以留在城里,作为待业青年。”

当时,他的不少高中同学都选择了当兵,离开了成都。也有的找到了工作,有个同学去一家单位当了专职司机。骆永成没有什么门路,又不想在成都待业,“便自己联系了彭山青龙场农村,到那里当知青。”

“去农村报到的日子是1976年12月,刚到农村那会儿,村里刚从海南引进杂交水稻,正在做实验,生产队分给我一个任务,每天观察水稻长势情况。”于是,每天早上,骆永成的工作就是拿着纸、笔和尺子,蹲在稻田里,量量水稻长高了多少,在本子上做好记录,观察一天记十分工分。“那时也想考大学,但当时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刚去怎么可能被推荐?”

在农村当了8个月知青后,骆永成有了一个回城的机会。“1977年8月,母亲从当时工作的红星南路甜食店退休,单位给了我一个顶替指标,我就接替母亲,成了一名甜食店的工人,一个月工资十八块五。”骆永成说,尽管回了城,但自己内心仍然满是苦闷,“人生看不到希望。”

每天睡四五个小时

逆境奋进 边当工人边备考

骆永成姊妹六人,上面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自己是“老幺”。1949年前,骆永成的父母从彭山老家到了成都,1949年后,母亲在甜食店工作,父亲则回到了农村,一直到1969年才回成都。尽管家中并不宽裕,但父母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上学读书,“哥哥姐姐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

对于这个“幺儿”,全家人更希望他也能考上大学,受哥哥姐姐影响,骆永成也喜欢读书,“在农村时就到处找书看。”1977年10月21日,回到成都两个多月后,骆永成从广播中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着实让他振奋。

“1977年的高考,我也报了名,但当时右手中指长了一个大囊肿,疼得不能写字,做了手术切除。”骆永成回忆,由于生病,当年冬天的高考没能参加。直到1978年,他才第一次参加高考,这才有了脱下白大褂进考场,被记者“捉到”的情节。

回忆起那段备考的日子,骆永成刻骨铭心。上小学时,动荡年代刚开始;高中毕业时,动荡年代刚结束。“那时候上学学的都是语录和老三篇,根本没学到啥东西。”由于底子薄,备考也就更艰难,全靠哥哥给他的复习资料自学,前提是不耽误在甜食店的工作。

“甜食店主要服务新南门客运中心的人流,全省各地的班车都从这里发车,我们早上6点钟开门营业,夜里三四点就要开始准备。”骆永成说,当时他的工作内容是烧火、和面,所以起得更早。一直干到下午两点,人流少了,他回家打个盹,再赶去川师。当时川师开了高考辅导班,在校园里的广场上开课,一直上到晚上十一点多,“那段时间每天睡四五个小时。”

副主任的声音很刺耳

如果我考上了 他用手掌给我煎鱼吃

尽管1978年的高考准备得相对充分,但因为复习时间少,再加上“底子确实太薄”,那年骆永成以两分之差落榜。第二年,他终于考上了当时的南充师范学院(现西华师大)英语系,但1978年的那张准考证,他依然保存到现在。

在骆永成曾经工作的甜食店,曾经有个副主任,对他参加高考“很不安逸”。“他觉得我一个伙夫,还想考大学,简直是异想天开,如果我考上了,他用手掌给我煎鱼吃。”正是这种刺耳的声音,反而激励了他,让他的信心更坚定。

1979年9月初,那天凌晨4点钟,全家人为骆永成送行。“家人先把我送到新南门汽车站,我自己坐长途车去南充。”骆永成说,近四十年过去了,他仍然记得在昏暗的街灯映照下,母亲自豪地对别人说:“送我幺儿上大学!”

“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走的就是另外一条道路,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和整个人的生活。”骆永成说。1983年,他从南充师范学院毕业,被分配到盐道街中学,成为一名英语教师,此后又先后担任学校副校长和校党总支书记。骆永成说,不管是在农村当知青,还是在甜食店当工人,他都有强烈的愿望改变现状,“不甘于那样的工作环境和生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董兴生摄影雷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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