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牟氏族人代表看望牟家贵及其夫人(左三、四)。

【编者按】

“家之有谱，犹如国之有史。国史乃国之根本，家谱乃家之根本。无史不成国，无谱不成族。”这句话，基本上在古今所有家谱中，都会出现。家谱的重大意义和作用，不用赘述。

今起，《华西都市报·四川百家姓》版面推出全新栏目“百姓摆谱”。不管是新修的家谱，还是有一两百年历史的老谱，只要里面有值得讲述的故事，都可到这里来摆一摆，让更多人了解修谱的故事、谱书中记载的先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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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初，重修家谱热潮进入四川。地处成都西边的大邑县境内的刘、黄、孟等姓氏重修了家谱。1995年，从大邑县志办退休不久的牟家贵(谱名牟志光)再也坐不住了，决定编修《大邑牟氏族谱》。

牟家贵的想法，得到了牟氏族人中不少有识之士的响应。大家凑在一起合计，决定分工去搜集、调查资料。这个繁杂的工作，差不多用了两年时间。1997年，族谱初稿成形。在初稿的基础上，大家又根据最新的资料进行补充、修改。1998年10月，终于定稿待印。1999年，16开本、近300页、封面压膜、约30万字、11卷的《大邑牟氏族谱》出现在牟氏族人面前。

从编撰体例和内容上看，《大邑牟氏族谱》可谓都是“干货”，体例完善、周全，内容详细、精炼。一群凭着满腔热情编撰族谱的人，其编撰水平，一点也不输于专业的修谱者。

五年修成谱质量有保证

牟家贵今年已87岁高龄，22年前编修族谱的事情犹在眼前。

大家决定编修大邑县牟氏族谱后，凭着退休前在县志办工作的功底，牟家贵明确了资料收集的方向主要包括：

查询各个时期的大邑县志中有关牟氏的记载;以清光绪6年(1880)木刻本《鹤鸣山牟氏支谱》为蓝本;调查县内尚存的牟氏墓碑碑文记载;走访县内各地牟氏，收集口传资料及登记现有家庭世系等。

这个工作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却用了两年多时间，个中艰辛难以细说。

1997年，《大邑牟氏族谱》初稿形成。作为主编，牟家贵通阅后，又与参加族谱编修的其他族人聚在一起讨论，该添加的要补充，有问题的地方要继续考证并修改。

这样又耗去了一年时间。1999年年底，全书印刷体的《大邑牟氏族谱》终于出现在众人面前。

从萌发编修族谱念头到成书，牟家贵等人用去了5年时间，可谓是5年磨一剑。

翻看《大邑牟氏族谱》，虽然纸张因过去了18年时间而略微泛黄，但整个族谱的质量，仍值得称道。

封面做得很用心。底色为白色，大大小小竖排的黄色篆书字铺满封面，在黄色篆书字上，是黑色的《大邑牟氏族谱》书名。

封面设计和题字人叫牟家瑞，从大邑县鹤鸣山下牟家碥走出来的书法家，1960年代毕业于重庆医学院医学系。

黄色篆书字全文为：“正德尊师。国以善为本，王唯德作田。若敏若勤，子孙其吉;乃文乃武，邦家之光。事有是非，明以智;位无大小，在于勤。和为贵。”

一共12句，47字。内页专门用一页郑重说明，这是大邑牟氏族人的族训。

这样的族训，新颖而别致，在诸多族谱中，独树一帜。

目录显示，族谱一共分为11卷。

卷首包括前言、说明、总述和大邑牟氏现行字辈情况。

第一卷到第八卷，为大邑牟氏12大支系的世系情况。

第九卷是名录，大邑县从明清到1996年较有名气的牟姓人，如科举中的文武生、秀才、举人、进士等，以及现当代党政军中牟姓干部等。

第十卷为附录，收录了老谱中的序文、墓志、墓表、铭、记、等，以及现存古墓上的碑文等。

先祖麻城人 明初插业鹤鸣山

编修族谱，一般来说，范围大都局限在某一支宗族。然后在此基础上，扩大范围，编修乡镇、市县、省市的通谱(通志)。

牟家贵等人编修族谱，为什么把目光聚集在大邑全县范围的牟氏呢?

编修大邑全县的牟氏族谱，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全县已知的牟氏12个宗支，其户数、人口占大邑牟氏的90%以上。

同时，相关的文献资料也证明了一个不容质疑的事实：数百年前，大邑牟氏拥有共同的先祖。

清同治版《大邑县志》收录了一篇由李惺撰写的《牟氏祠堂记》。

李惺(1785-1864)，字西沤，今重庆垫江县人，嘉庆22年(1817)考中进士，成为翰林院庶吉士。历任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文渊阁校理、国子监司业、詹事府左春坊左赞善等职。

道光15年(1835)，李惺以祖母年老为由，辞官返川。先在成都锦江书院主讲20年，后又在三台、剑阁、眉山、泸州讲学7年。当时有民谣唱道：“天下翰林皆弟子，蜀中进士尽门生。”赞誉他在教育事业中的成就和威望。

李惺与大邑牟氏渊源颇深。李惺的祖父李振音，乾隆时考中举人，曾任井研县教谕，葬在大邑鹤鸣山。而鹤鸣山一带，是大邑牟氏的主要聚居地。

李惺的侄女嫁给大邑人牟厚庵的长子，由此与牟家结缘。李惺每次为祖父上坟，都要经过由牟静庵、牟厚庵等人修建的牟氏宗祠。

咸丰2年(1852)，李惺应邀写成《牟氏祠堂记》，为后世研究大邑牟氏留下了宝贵资料。

李惺在《牟氏祠堂记》中写道，四川历来多“兵劫”，元末遭受重创，明末更是“十室九空”。全川要想找出一户从唐宋传下来的人家，“殆不可得。”在明初迁入四川的，都算是“旧家”了。

大邑牟氏，先祖是麻城人，但入川始祖的名字及以下都不可考证了，因为多次遭受兵祸，“谱牒久亡矣。”

李惺的话，在《牟廷熏墓表》中得到了证实。

牟廷熏，道光13年(1833)考中一等补廪(享受国家补贴的秀才)，同治元年(1862)举为恩贡。

咸丰中叶，大邑附近盗寇四起，牟廷熏带领乡人建立团练自卫，使得县境得以安宁。牟廷熏由此被敕赠为修职郎、国子监典簿等，授职西充县教谕。

《牟廷熏墓表》记载，大邑牟氏，本为同宗，先祖是湖广行中书省黄安府麻城县孝感乡人，明朝初期入川，插业定居在大邑鹤鸣山下的斜江河西畔，后人称此地为牟家营。

至于此前大邑有无牟氏、入川牟氏的具体发展情况及世系等，都无法考证了。

根据立于明朝万历到崇祯年间、如今在牟家营后的燕子坡、祖坟沟尚存的牟氏族人墓碑显示，到明嘉靖时期，当地至少有牟文质、牟藻、牟华山3个支系，明末时繁衍到了“应”字辈，有数十人。

但是，明末清初的接连战乱，打乱了牟家营牟氏家族的正常繁衍生息。

明末大逃亡 明朝世系全丢失

崇祯17年(1644)八月初九日(农历，下同)，张献忠攻陷成都，建立大西政权。

同年十月初五日，大西军攻破邛州(今邛崃市)，进入大邑县，委任绵州(今绵阳市)秀才叶大宾为邛州牧。

叶大宾暗地里是反张献忠的。第二年，邛州举人刘道贞和川西举人郝孟，先后起兵反抗张献忠，双方在邛州、雅州(今雅安市)一带激战。

叶大宾与刘道贞、郝孟等人配合，用计把大西军驻邛州的将领杀掉，击溃3000人的大西军部队，然后带领邛州、大邑、蒲江3地的居民外逃他乡。

就在这两年里，四川又遭遇连年大旱，富饶的川西平原“饥民大逃亡，百里无烟，都江堰淤废”，“人自相食，存万分之一”，眉州、峨眉等地“饿死者无计数”。

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下，居住在大邑鹤鸣山牟家营一带的牟氏族人，纷纷携家带口，逃到洪雅县止戈街(今止戈镇)避难。那里，仍处在南明王朝统治范围内，相对安全一些。

此后，四川的局势多变：清军入川，张献忠中箭身亡，瘟疫大流行，张献忠部将刘文秀与南明王朝联手，返川对抗清军，大败吴三桂……

直到清顺治 16 年(1659)，四川战事才暂告平息。外逃的牟氏族人陆续返回故乡，多数人仍居住在故地牟家营，聚族而居，团练自卫。

有的则到大邑县西北的出坝河两岸、三元场，县城东外的干溪河畔，王泗营南5里的四堰河畔及其上游的杨庵子等地定居。

300多年来，牟氏族人分支聚族而居，繁衍生息，各自在当地产生了以牟姓冠称的地名，如鹤鸣山下的牟家营、牟家碥、牟巷子，出坝河两岸的牟河碥、牟坪，三元场两侧的牟家山、牟田坝，天宫堂的牟老房子，县城东外的牟家坎，四堰河畔的牟坎坎等。

同时，由于繁衍茂盛，牟氏很快成为大邑境内的同宗大族，历次版本的《大邑县志》中，都收录、记载了大量的牟氏资料。

但是，明末清初的战乱，给牟氏族人带来的伤痛和遗憾是永久的。牟氏族人不仅遗失了所有谱牒，遗忘了明初入川始祖及此后的情况，甚至在清初返乡的族人中，有的连父名都没有记录下来。

所以，在《鹤鸣山牟氏支谱》中，只得把清初返乡的先祖尊为各宗支的一世祖。

牟应晓支系后人发展得最好

清初返乡居住在故地牟家营的牟氏“应”字辈，有包括牟应晓在内的8人，各自繁衍成一大支系，但其中两支后来绝嗣了，只有6支有后世子孙。此外，还有6人返乡后定居在大邑境内的其他地方。

因此，在大邑境内同宗的牟氏族人有12大支系，传承至今，人口占大邑牟姓的90%以上。牟家贵等人编修的《大邑牟氏族谱》，主要记载了这12大支系的情况。

牟家贵说，12大支系牟氏总人口如今在一万人左右。在12大支系中，以牟应晓的后人发展得最好，出了多个文武人才。

牟应晓的玄孙牟偲一系的发家经历堪称传奇。据说，牟偲在开拓房基的时候，挖到了一大石缸的白银。牟偲用这些白银购置家产，迅速发迹。

难得可贵的是，有了钱，牟偲想到的是子孙后代的教育问题。他把独生儿子牟国聘送去读书，牟国聘读书也争气，考取了秀才，后被敕赠为奉直大夫。

牟国聘有6个儿子，除一个早夭外，其余5个都通过读书有了出息，又各自繁衍成五大房人。后世子孙中，秀才、文武举人，知县、知州比比皆是，民间有“牟家出顶子”的说法。

光绪5年(1879)，牟应晓九世孙、举人、曾任大邑县训导的牟毓培，在祖父搜集的资料、父亲手抄成卷的修谱底本基础上，编纂了牟应晓支系的《鹤鸣山牟氏支谱》。

《鹤鸣山牟氏支谱》一共11卷4本，延请大邑著名学者汪濊作序。光绪6年(1880)刊刻印刷，在族内发行。如今，《鹤鸣山牟氏支谱》只有一套保留下来，成为大邑牟氏族人眼中的珍贵孤品。

1947年，牟应晓11世孙、曾任刘成勋、刘文辉、刘湘秘书的牟允文，想编修大范围的牟氏族谱，邀请了川西牟氏各宗支的代表200多人，在成都市区天涯石街开了3天会议，商议清理明朝以来各大宗支世系。

牟应晓12世孙、大邑县参议员牟家灿为此专程前往洪雅县止戈街，历时一个多月，调查大邑牟氏先祖明末清初时，在当地避难和此后分居各地的情况。

遗憾的是，由于时局动荡，牟家灿不久后又病逝，此事最终搁浅。直到52年后的1999年，此事才由牟家贵等人完成。

自古以来，宗祠、家谱是连接宗族之间的纽带。大邑牟氏在清朝修建了多处宗祠，分为总祠、支祠、家祠。

嘉庆年间，牟氏族人在悦来镇的栗子岗东麓修建总祠，供奉明朝可知先祖和清朝各宗支已故先祖牌位，被称为公祠或总祠。1958年被拆毁。

道光30年(1850)，牟应晓八世孙、曾任云南寻甸州知州、云南府通判的牟静庵捐资千金，并与堂兄牟厚庵倡议，族人积极响应，在鹤鸣山天柱峰后的大坪山修建一座牟氏宗祠，建筑宏伟，栋宇齐整，被称为牟氏支祠。

李惺就是为这座宗祠写了《牟氏祠堂记》。解放后，这座宗祠先后被改作大邑县畜牧场场部和大坪村小学校舍。1980年代中，村小迁走，宗祠房舍被拆毁。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牟氏支祠和家祠，各大宗祠都有产业，收入有专人经管，只供每年举办清明会、冬至会祭祖所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黄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