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届冬季达沃斯于20日落下帷幕，但 “达沃斯人是否已死，保护主义是否当立”的争论却刚刚开始。
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的这个小镇，因每年一次的世界经济论坛而闻名于世。出席于这里的全球3000多政界、商界和学界精英，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达沃斯人。
这个名称来源于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十几年前，他创造“达沃斯人”这个名词，来指代那些主张全球化、信奉“跨国主义”的世界主义精英们，但当时带有很大的嘲讽意味。
“达沃斯人”的核心信念是全球合作与经济全球化，但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一信念在很多人心目中发生了动摇。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出现，贸易保护不仅提上台面，还被一些人信奉为拯救国家经济的一种主义。
这一次，达沃斯人不仅要为世界经济问题把脉，还要为全球化而辩护。
“作为一国领袖，正确的做法是告诉大家——别担心，生活的确不容易，但我会做一切来为你们创造机会，加大教育投入，但你们自身也需要努力;不幸的是，当下全球民粹主义抬头，政府更容易说的是——我会逆转全球贸易、向富人征税、帮助穷人，然而到头来无所作为。”瑞银投行部总裁奥赛尔在达沃斯期间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表示。
大多数人的共识是，逆全球化、发动贸易战、对其他国家征收报复性关税，解决不了部分发达国家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加大教育培训，应对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到来，已经刻不容缓。
马云之问
在这次达沃斯论坛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与CNBC记者、《大而不倒》作者安德鲁·罗斯·索尔金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
马云有个疑问，也是全球很多国家的疑问，美国从始至终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并从全球化产业链中赚了很多钱，但这些钱到哪里去了呢?
“30年前，当我刚刚大学毕业时，我们就听说美国有个伟大战略，将制造就业外包给墨西哥、中国，把服务业外包给印度。美国说只想控制知识产权、科技、品牌，而将较低层次的工作交给世界其他地方。”马云说，这确实是一种伟大的战略。有本书叫做《世界是平的》，作者是托马斯·弗里德曼，就对这种全球化大加赞美。
马云称，美国也确实因为全球化以及全球价值链而收益颇丰。“美国的国际公司通过全球化赚了数以百万计美元，美国100强企业令人惊叹。我刚刚大学毕业时，当时想买摩托罗拉的BB机，售价是250美元，我的工资只有每月10美元，而制造BB机的成本仅仅8美元。过去30年，微软、思科、IBM这些公司赚的钱数以亿万美元计，比中国四大行赚的钱加起来都多，比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加起来都多，他们的市值在过去30年增长了超过100%。”
那么赚来的钱都去哪了呢?“作为商人我很关心资产负债表，关心钱由何而来、去往何处。”马云的言下之意似乎是，美国的问题似乎不能全都怪罪全球化，而应该自我反思。
马云称， “过去30年，美国在13场战争中花费了14.2万亿美元，如果这些资金有一部分用于投资基建、帮助白领和蓝领呢?无论你们的战略有多好，你们应该为民众而投资。不是每个人都能有机会上哈佛，像我就不行，我们应该为那些无力上学的人们投入资金。”
此外，马云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令我好奇的是，我年轻时听说的是，美国有福特、波音等大型制造企业，而过去20年听到的都是硅谷和华尔街，资金流向了华尔街。然后，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了，损失了19.2万亿美元，这是一笔巨资，洗劫了白领、毁灭了全球3400万个就业。”
在马云看来，如果这些钱不是流向华尔街，而是投资了中西部、开发那里的产业，则会带来很大的改变。不是其他国家偷了美国的就业机会，这是你们的战略，是你们没有合理思考、分配资金。
马云也对索尔金表示，“全球化是很好的东西，美国是教育我们如何进行全球化的发达国家。”但他也承认，全球化需要优化，“这是侯任总统特朗普希望解决的问题，我认为全球化应该是普惠的全球化。”
美国实为全球化受益者
特朗普于1月20日入主白宫，这也是达沃斯论坛的最后一天。对于特朗普的“贸易战”主张——征收高关税，很多人认为，这将打击美国自身利益。
国际货币近基金(IMF)前副总裁朱民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苹果手机，另一个则是中国出口至美国的某轮胎。
中国是对美国最大的苹果手机出口国，但这种出口纯属中间产品。假设美国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苹果手机征收45%的税，“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其实有很多进口再出口，出口再进口，中国只是产业链重要一环。”朱民对记者表示。
轮胎的案例则是真实发生的。当年奥巴马对出口到美国的中国某高档轮胎征收了45%的税，结果第二年这个轮胎的进口量从1400万骤降到560万，这挽救了1200个美国的就业，但因为价格提高，美国消费者为此多付了120亿美元。
“这一惊人的数字当时美国并没有算明白，如今真相大白后，美国需要认清的是，如果要收45%的税，你愿不愿意付高价?美国消费者是不是应该为此承受损失?征收高关税在当前尤其需要谨慎。”朱民表示。
除了上述事实，特朗普在就职演讲中还强调，希望把制造业带回美国，这也存在误解。
2013年，中国制造业总增加值首次超过了美国，“中国的制造业是非常强，但我们仔细来看，有两个关键点：一是美国制造业规模虽没中国大，但其更多关注的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像飞机制造和高科技领域，而中国的制造业还是更多关注低端。”朱民称。
此外，从公司的盈利角度来看，美国制造业的盈利能力高很多。“中国制造业的规模虽然大，但是盈利能力远不如美国的制造业，所以不能说美国的制造业衰退，它只是朝着价值链更高的方向去发展。”
此外，特朗普还遗漏了一个现象——如今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界限已经逐步模糊。
例如，汽车行业除了提供汽车硬件，还有相关的一些维护服务等。今天更多看到的是制造和服务的整合。
朱民还举例称，“GE卖一台医疗设备给中国医院，更多的利润可能不是来自硬件的一次性销售，而是后期的一些服务和解决方案的提供，所以GE从原来的制造业变成了一个软件解决方案提供商。”
由此可见，当服务和制造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美国等也应该对制造业萎缩的说法重新界定。
技术革命是失业关键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近年来达沃斯论坛热议的话题，相比起贸易保护主义，如何应对这一技术革命更受人关注。
前几次工业革命酝酿了几十年之久，如今这场革命如海啸一般迅速席卷了我们的生活。无论是移动网络和传感器，还是纳米技术、大脑研究、3D打印技术、材料科学、计算机信息处理、网络，甚至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辅助效用，均是此次工业革命涉足的领域，而这样的组合势必产生强大的力量。
我们正在经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对政府、商业和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
此外，它是整个系统的创新。以个人交通共享平台“优步”为例，它并没有创造出新的汽车，而是创造了全新的移动系统以及共享型经济模式。
对于就业的影响在于，技术将会取代许多劳动力技能，只有意识到这点并通过再培训来提升和转变劳动力技能的国家，才能在这场工业革命中获得胜利。
其实，这一问题在美国已经凸显，美国的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这意味着更多人离开了就职大军，部分低技能岗位的丧失是永久性的，因为机器可以将其取代，或者生产率的提升减少了对类似人员的需求，这似乎是靠贸易战无法挽回的。
“我觉得美国碰到的一个问题是，美国政府不太情愿投入资源来帮助被裁员的制造业工人进行再培训，以便其能够再就业，政府的现有投入显然不够。” 前印度央行行长拉格拉迈·拉詹此前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
在拉詹看来，特朗普所说的通过抬高关税、打贸易战，即使把部分职位留在美国，也无法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失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