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瓮安“6·28”事件尘埃甫定，但另一起群体性事件：云南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的“警民暴力冲突”事件随之突兀发生。7月19日上午，孟连民警开展社会治安整治，在依法对勐马镇5名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时，遭到当地500多名胶农用长刀、钢管、棍棒等工具围攻殴打，双方有死有伤。

(见本报7月21日)

　　众所周知，在瓮安事件中，县委县政府、公安局的办公大楼被严重焚毁。而据有关报道，孟连这起事件则致使“41名民警受伤、8辆警车被砸坏，15名群众受伤、2人死亡”，暴力程度同样毛骨悚然。为何“暴民”现象会接连不断发生？在其背后隐藏着何种深层的因素呢？

　　以17岁初中生李树芬之死为诱因，“一起单纯的民事案件随之酿成了一起群体性事件”，在“暴民”现象另一面写着的正是在相关政府部门长期失职语境下，群众淤积不满的集中爆发，或者说是民生多艰扭曲后的必然张扬。那么，云南孟连警民暴力冲突，又是基于怎样的深层次因素呢？倘若立足于客观事实立论，我们将不得不承认，它不过是瓮安事件短期之内的悲剧重演，具体事件虽截然不同，但本质却惊人地一致。

　　同贵州瓮安一样，云南孟连其实也是一个民怨长期淤积着的“火药桶”。尤其是在处理胶农与橡胶公司之间显失公允的利益博弈问题上，相关政府部门的参与或干涉，不仅没有带给他们更公平的博弈平台和规则，反而是变相堵塞，甚至强行剥夺了其正当利益的正常诉求途径。这与瓮安有关政府部门在当地矿山纠纷中的姿态，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它诚然初始就是一起“纯粹的民事案件”，但因某些政府部门长期的不作为，终究使其不断演化成了“群体性事件”。“暴民”现象，归根结底无非就是在正常的申诉渠道失效或人为屏蔽之后，多艰民生不得不呈现出的一种极其扭曲却合乎逻辑的反映形态。它叩问着某些政府部门的执政良知，也凝视着其“执政为民”的庄严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