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30年，如同走钢丝一样，每一步都不轻松”
30年间
他和父亲一道将一个走乡串户的“草台班子”打造成全国杂技界的“典范”。遂宁市杂技团常年在北京朝阳剧场、明十三陵景区润德大剧院和上海宛平剧场等国内三大顶级剧场驻场演出。
今年9月
遂宁市仁里古镇的剧场即将完工，按合同，遂宁市杂技团将在今年九月回乡，长期驻场演出。
10年时间
而回到家乡，又是另一种开始，他计划从2018年开始，用10年时间把杂技团做成集团公司。
1月3日，童飞收到央视的邀请函，要录制春节特别节目。上一次上央视是2015年，童飞带领的遂宁市杂技团节目《青花瓷》上了当年的央视春晚，惊艳全球华人。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好消息，遂宁市仁里古镇的剧场即将完工，按合同，遂宁市杂技团将在今年九月回乡，长期驻场演出。这也意味着，在出走漂泊30年后，这个四川最牛的杂技团终于要回家了，尽管童飞还看不清，未来的发展会怎样。
四处奔波/
从草台班子到全国典范
四川杂技团常驻国内顶级剧场
童飞，1963年生于遂宁，现为遂宁市杂技团团长。30年间，他和父亲一道将一个走乡串户的“草台班子”打造成全国杂技界的“典范”。
遂宁市杂技团常年在北京朝阳剧场、明十三陵景区润德大剧院和上海宛平剧场等国内三大顶级剧场驻场演出;羊年春晚的舞台上，他们用刚柔并济、美轮美奂的《青花瓷》征服了电视机前的全球亿万华人。
成立于1988年的遂宁市杂技团，从走街串巷，到扎进北京，再到回归家乡，刚好30年。团长童飞说，这30年，如同走钢丝一样，每一步都不轻松。“出去是谋生和学习，回来是为了扎根和传承。”
童飞把2018年看成转折之年，这些年团队两次受邀央视，多次国内外获奖，算是小有成绩。而回到家乡，又是另一种开始，他计划从2018年开始，用10年时间把杂技团做成集团公司。
30年中，也不是没有想过回家。在外漂泊多年后，童飞2009年短暂尝试回到遂宁驻场演出，但前后呆了一年，又不得不重新出走，“一年亏了好几百万，还找朋友借了200多万给演员发工资”。
对于这次“差点把杂技团解散了”的挫折，童飞有过比较深入的反思，“原因多方面的，有准备不充分，节目不够好，组织不成熟等”。2010年，童飞带着自己的杂技团四处奔波，先后去了上海、北京、珠海、国外。2011年再次到北京，站住脚，开始驻场演出。
生存不易/
依靠与旅行社合作
100多元的门票被分掉大半
正式挂牌之前，整个团就叫“童家班”，“就我们一家人，父母和我们姊妹仨。”50岁的童飞出生杂技世家，爷爷辈就“行走江湖”讨生活，他四岁开始登台表演，弟弟妹妹也差不多这个年纪，就跟着父母在云贵川等地走街串巷。
一直到1995年，遂宁市杂技团开始售票演出，“依然是全国各地跑”，然后逐渐辗转于沿海大城市，以及国外。“规格不高，就是一个地方演出一段时间”。童飞说，那时候所有的民间杂技团都是这样一种生存方式。四川作为杂技大省，上世纪80年代，全川大概有20多家杂技班子，“到了上世纪90年代，很多就走散了”。遂宁市杂技团是四川为数不多“幸存下来”的民营杂技团。2009年回乡失败后，童飞借钱请人升级了节目，“能够在北京站住脚，全靠这档节目”。
在北京站住脚的遂宁市杂技团，得到了稳定发展，到2013年，全团演职人员达到200多人，一度在北京、上海三处场地演出。2017年，上海场地拆除，但如今在北京朝阳剧场、明十三陵景区润德大剧院两地，一年演出依然超过2000场，观众超过200万人次。
即便如此，童飞坦承“也只是勉强能够维持”，杂技团主要靠与旅行社合作，一张售价100多元的门票，旅行社拿掉后，就只剩20元。这20元里，剧场还要分掉大半。童飞说，“没办法，你要高了，人家旅行社就不往你这里带”。
现状
四川杂技团：有演出能力的，仅剩8家
四川省杂技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汪青玉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全川目前有演出能力的杂技团尚有8家，“体制内”的宜宾、自贡、南充、达州杂技团，“体制外”的有德阳、广元、遂宁、射洪杂技团。“与‘体制内’的不同，民营杂技团需要大量的商业演出，才有足够的收益维持运转。”
“活下来的四家民营团，差不多都走了一样的路，那就是走出去。”身为四川省文联副主席、省杂技家协会主席的童飞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大部分时间都在沿海城市甚至国外演出”，川内几家民营杂技团负责人认同一致，要生存，就只有走出去，“过漂泊的生活”。
广元鹏飞杂技团团长李鹏飞介绍，这些年来都是“满世界跑”，除了国内多个城市的演出，“目前与8个国家的杂技团有合作交流”。几年前，据说上海杂技团以其品牌节目“时空之旅”为主题，在都江堰做过一段时间的驻场演出，但也只坚持了一年多。“这体现了杂技文化消费能力的不足”，汪青玉说，四川的民营杂技团不得不面临“接受市场的竞争和培育”。
在李鹏飞看来，走向国外，是提高竞争力，也是生存的必然选择。在李鹏飞从业的三十多年里，他已经见证过很多家民营杂技团的解散。“以前走农村、赶庙会，都是一些小团队，但现在农民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并不是票价卖得低就有人来看。”李鹏飞说，没有节目档次的提升，在哪里都生存不下来。
遂宁市春苗杂技艺术团团长李仕奉记得，前几年还能看到在农村行走的杂技团，“都是靠卖打药，卖保健品过活了。”这些杂技团扯个摊子，节目简单，靠的是吆喝。到了上世纪90年代，录像、乐队一下子多了起来，乡镇电影院的杂技演出票就卖不出去了，很多杂技团就是在这一时期最终“搞没了”。
人才
演员越来越难留：
有的跳槽，有的去学美容美发
今年2月3日到3月8日，走出去多年的春苗杂技团将回到射洪县进行70多场演出，李仕奉请了俄罗斯的舞蹈团队，乌兹别克斯坦的马术团队一起参演。李鹏飞、李仕奉的大部分国外演出，也基本上是这样被“邀请”去。李鹏飞把这种合作称之为“资源共享”，演出主要在游乐场、学校、灯会等活动上短期举行，不断转换地点，“一年下来会有七八个月的演出”。在北京驻场演出之前，童飞也处于这样一种生存状态，童飞认为，只有市场才能把资源有效地整合起来。
相对于民营杂技团，川内的国营团也大多在过去几年经历了改制。
2012年，自贡杂技团在名称后冠上了“演艺有限责任公司”，这个有60多年历史的杂技团便突然把命运抛向了市场。
2011年，宜宾将歌舞团、杂技团、川剧团合并，成立了宜宾市酒都艺术研究院，也在转型求变。
正是在市场化的激浪中，困难也随之而至，演员的培养，从以前“家班”带徒弟的模式，逐渐转为艺校毕业的学生，优秀学员往往被有实力的杂技团聘请。而愿意来学杂技的孩子也越来越少，一位国营杂技团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现在演员越来越难留住了，有的跳槽了，有的去学美容美发……对此，每个杂技团都深感困难，而演员的成本，也不断增长。
2017年10月初，童飞带着队员到法国参加国际马戏节，他看到有4对外国演员夫妇带着孩子前来参赛，心里很感慨。“在国内还没有看到过这种现象”，童飞说，国外杂技团三四十岁的老演员比比皆是，而国内大部分杂技演员都是“吃青春饭”。
在杂技水平上，童飞认为中国比国外的水平更高。国外马戏在高空项目上有优势，而中国杂技在地面项目更胜一筹。这些年，童飞有意识地尽量与国外大马戏团合作，学习他们的经营模式、节目包装，以及舞台风格等。童飞介绍，国外的杂技市场更加活跃，自己在北京的演出，一半左右的观众也是外国游客，但他坚信，中国观众“也需要一场高质量的杂技表演”。
前景
多个杂技团回家驻场
川内消费市场回暖?
鹏飞杂技团近期正在成都海滨城演出，去年他们在海滨城演出了两个月，今年冬天预计要演70天，80元、120元一张的门票，一场可以卖上千张票。李鹏飞说，近年来他已经在成都、广元等川内多地有过演出。而春苗杂技团也正在筹备射洪演出，李仕奉预计门票收入达到300万元。今年9月，遂宁市杂技团也要回乡驻演。
这些曾经想方设法走出去的杂技团又纷纷回来，是不是代表着川内杂技文化消费市场的回暖?童飞对此并没有把握，选择回来，他只是觉得家乡一直是心中的根。出去30年后，他可以把在外面学到的东西带回来，创作出更高质量的节目，目的是培养市场，塑造品牌，传承中国杂技文化。
遂宁市仁里古镇的剧场预计4月完工，建筑面积2000多平方米，能容纳观众500多人。开发商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与遂宁市杂技团的合同在2016年就已经签订，整个剧场也是为杂技演出量身打造的，而剧场的租金，开发商也给予了极其优惠的价格。
童飞计划，北京的演出不变，同时抽调部分演职人员回来演出。对于这一次回归，童飞显然比上一次准备得要充分。童飞说，目前的中国杂技团、上海杂技团最具规模和实力，南京、天津、杭州、武汉、沈阳等地的杂技团也颇有影响，“这些都是国营团”。作为民营杂技团，童飞觉得自己还有一条长路要走。他计划用十年时间，把自己的杂技团做成一个集团化公司。上个月，童飞联系了一家深圳的厂家，打算研发旅游纪念品、玩偶、玩具等与杂技文化有关的产品，实现产业链的延伸。
家班出生的童飞，觉得一家几代都在演杂技，担子落在自己肩上，就要有使命感地去做。
成都商报记者 杨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