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武侯祠博物馆在原状陈列提升工程中发现诸葛亮殿北壁木框有磨蚀现象，对其进行更换时周边抹灰层剥落，显现出墙体内被封护碑刻的一角。碑刻发现后，经专业机构墙体扫描和清理，共发现15块碑石，根据空间位置和碑文内容，判断其分属8通碑刻。今(28)日，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召开新闻通气会，向公众介绍了这些新发现碑刻。

据悉，这些碑刻年代最早为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距今350年;最晚为1821年(清道光元年)，距今201年，全部碑刻前后跨度150年。其中5通碑刻在清道光年间纂修的武侯祠历史专志《昭烈忠武陵庙志》中有所记载，本次发现与其相互印证;另3通碑刻未见记载，是对武侯祠历史的重要补充。

碑文内容多样，含时四川主政官员题记、乾隆朝状元书《出师表》、武侯祠祭祀活动记录、文人墨客访谒留书画等。

藏在墙体中的碑刻

在专家顾问的指导下，武侯祠博物馆(全国三国文化研究中心)以资深学者牵头，组织专业团队开展了大量走访、查阅、辑录和补证工作。研究表明，本次新发现对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文明、巴蜀魅力和时代精神有重大价值。

成都武侯祠是中国现存唯一君臣合祀祠庙和世界影响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肇始于公元223年刘备归葬惠陵，1672年经大规模整修形成今日建筑格局。值武侯祠1800周年和建筑格局奠定350周年之际，新发现碑刻意义非凡。正如其中一碑《再捐祭产碑记》文：“忠义垂诸天壤，德泽感于人心”，庆时和岁稔，颂东风入律，作为成都中心城区代表性文化遗产地，武侯祠迎来有机更新、传承创新、更焕生机的重大机遇。

武侯祠作为有“三国圣地”美誉的蜀汉英雄纪念地，从古至今一直是人们崇敬和向往之处，历代进行了多次修缮。在此过程，一些碑刻艺术精品被前人出于保护的目的藏在墙体之中。本次的发现，在国内历史建筑博物馆中当属凤毛麟角、百年难遇。

三国是一个天下鼎立、风云际会的时代。魏蜀吴三国之中，惟有蜀汉是以汉室正统立国，对国家统一的向往最为浓烈。在蜀汉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君臣之义、兄弟之情、共克时艰、鞠躬尽瘁，所以即使只偏治西南，蜀汉英雄依然为大众所追崇。人们在他们的故事中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精髓品质，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刘备、诸葛亮作为蜀汉甚至三国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人物，纪念他们的场所自然为历代所重视。武侯祠与成都的关系，就是文化与城市的共生。城市在文化中浸润积淀，文化在城市中传承发展。

跨越350年的时空对话

武侯祠诸葛亮殿北面墙壁，一面看似斑驳朴素的庙墙，因所处正殿正位，素来为人所重。加上本次的新发现，该墙体内共有25通碑刻，年代上至1518年(明正德十三年)，下到1930年。历代的社会贤达、文人墨客在此咏史抒怀，感念革故鼎新的时代，倾诉鞠躬尽瘁之衷肠。

历史上，成都城市繁盛的时期，官方和民间都会优先组织对武侯祠的修缮和对一代名相诸葛亮的祭祀活动，来成都的政界名流、文人雅士、社会贤达多会前来拜谒，感念往昔。而在时局动荡、人心思安的时期，人们也会以组织修缮武侯祠为名，来凝聚人心，焕发意志。本次新发现的《眼底江山》碑，其作者是时任四川按察使宋可发，1672年奠定武侯祠今日建筑格局的大规模修缮工程便由他发起主持。此碑为武侯祠现存其唯一真迹，可谓跨越350年的时空对话。当时的四川战火甫定、百废待兴、人心思安，宋可发以重修武侯祠为契机，凝聚共同价值，唤醒善谋图强的意志。“胸中宇宙自然景，眼底江山不尽诗”，尺方一碑，足见天府文化乐观包容、心怀天下的家国情怀。

本次新发现的《再捐祭产碑记》再现了乾隆盛世武侯祠祭祀活动的壮观景象。“庙貌巍峨，士庶咸集”，人们为“景仰宗臣，斯文同光”之心意，沐“功盖当时，泽流后世”之荣光。碑文记载了数十人的捐款名单，五湖四海的民众为焕新宗庙、赓续文脉而慷慨解囊，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望百旬不休、驰而不息。

据悉，明清时期的石刻文献数量多、分布广，目前国内在这一领域尚无系统的整理工作。武侯祠博物馆将以本次新发现碑刻为契机，全面提升站位，立足文化遗产事业国家战略全局和省市发展大局，做好科学保护，深入研究，有机更新，协调展示，传承推广，开放共享，力争打造国内石刻文献保护、研究、展示、利用全过程遗产学实践的典范工程。

红星新闻记者 曾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