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车马。
长信宫灯。
三星堆青铜立人像（晚商）。
错金博山炉。
宣德炉（明代）。
四羊方尊。
银背鎏金鸟兽葵花镜（唐代）。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从三星堆青铜器到永乐大钟……
□本报记者 余如波
三星堆祭祀坑何以出土总重量超过1吨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如何助力文字的演变？……铸造的发展，并非一部冷冰冰的技术进步史。实际上，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等各方面，都与铸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连百姓日常娱乐生活，也离不开铸造之功。
历时近四年，由四川大学教授、冶金铸造史资深学者田长浒主编的《中国铸造发展史（第一卷）》日前正式出版。该书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以130万字的篇幅，记录从上古时期直至清代，中国古代铸造发展的铿锵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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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冶铸工艺见证中外交流
中国铸造技术一开始就见证了我们与周边地区的友好往来、相互借鉴，以及先民在吸收外来技术基础上的融会贯通和开拓创新。
很长时间以来，包括铸造技术在内的中国冶金技术的起源及传播，一直是历史学、考古学、科技史等领域研究的重点。“究竟是本土起源，还是自其他地区传入，还存在较大争议。”田长浒认为，综合现有考古调查成果分析，尽管不能排除独立起源的可能性，但中国古代的铸造技术更有可能来自中亚、西亚地区，见证了源远流长的对外开放和文明交流。
田长浒介绍，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是中国铸造早期发展的重要阶段，一些技术特点具有明显的西方因素。新疆出土了众多这一时期的铜器，并发掘了尼勒克县奴拉赛古铜矿冶遗址，结果它们与当时的中亚地区铜器在器型、材质和制作工艺上有较强联系。甘肃、河南、陕西等地遗址中，曾出土一种用作鼓风嘴的伞状陶管，与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铸铜工匠墓中鼓风嘴的形制基本相同。“在中西方相距甚远的两个地区，出土形制和功能类似的器物，必然是有联系的。”
这样的交流延续到西周、东周时期，进一步表现在与铸造相关的青铜器表面装饰技术、金珠工艺以及铁器表面装饰等方面。例如金珠工艺，是一种用金制成直径小于1毫米的金珠，然后将其排列成不同图案，焊接于金器主体部分起到装饰作用的工艺。我国的新疆、内蒙古、山东、河北等地，均有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金珠工艺器物出土，而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等地也发现了相同工艺的器物，且出现时间更早。“中国先秦金珠工艺制品的艺术风格，与古希腊、西亚和欧亚草原西部极为相似，应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田长浒表示。
不过田长浒也表示，尽管中国铸造技术的起源和发展离不开外来影响，我们的先民却早已表现出根据实际需求改良、革新的能力。例如，青铜冶炼技术通过区域交流进入中原地区后，结合新石器时代晚期即已出现的找矿、高温控制、还原气氛和制模、翻范等技术，被迅速地改进提高，发展出青铜器组合陶范铸造技术，使得夏、商、周青铜器的装饰、制造技术和使用组合区别于其他青铜文明。“这显示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特点。”田长浒说。
随着铸造在中国的传播和创新，逐渐发展出一套成熟的技术体系，转而开始向周边地区输出。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冶铁技术，学界普遍认为由中国传入。俄罗斯南西伯利亚地区出土的匈奴时期的铁斧、犁铧等生铁制品等，同样是中国生铁技术向西方传播的重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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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乐大钟
铸造与文字结合的巅峰之作
铸造技术的提升，与政治、经济、思想、宗教等发展关系密切，中国文字的演变也受益于此。
“铸造与文字是判定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尺。甲骨文刻在龟甲、兽骨上，不易保存，流通范围小。金文伴随青铜器出现，促进了汉字简化、完善和规范化。”田长浒举例说，甲骨文“渔”字字形结构和书写方式并不固定，书写者观察事物的角度、想要表现的特征不同，笔画、偏旁、书写方向等就会产生差异。而在对应的金文中，“渔”字写法大大减少，形体也大致固定下来。
文字依托铸造获得坚实的载体，日益在各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春秋时期，除了宴饮、祭祀等场合使用的青铜器，还出现了专门铸刻法律条文的“刑鼎”。公元前543年，郑国的正卿（相当于宰相）子产主持制定了一套国家法律“刑书”，先是写在竹木简上，由国家的官吏掌握施行。后来他又下令铸在鼎上，放在王宫门口，让全国百姓都能够看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如法炮制，铸造铁鼎并镌刻范宣子所制定的“刑书”。
说到铸造与文字的结合，明永乐大钟可谓巅峰之作。
永乐大钟通高5.6米，口径3.3米，重达46.5吨，铸有23万余字的汉梵经咒铭文。目前，全球46吨以上的大钟共有8口，永乐大钟不仅年代最早、铭文最多，还具有当时乃至现在世界一流的声学特性。“恰到好处地处理了钟的形状、厚薄与音质之间的关系，同时考虑到了合金比例对音质和色泽的影响。”田长浒介绍，永乐大钟合金强度、硬度比较适中，既有利于熔化浇铸，又有利于振动发声。“在有利的声传播条件下，完全可能如古人所说‘声闻数十里’。”
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铸造技术的进步，例如农具的改进就是在铸铁技术提高的基础上取得的。田长浒说，西汉的冶铁、铸铁业相当发达，南阳瓦房店遗址就有17座炼铁残炉，郑州古荥遗址残炉容积达50立方米，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炼铁炉之一。“在青铜时代，由于铜质材料来源有限，不能大量制作生产工具。进入铁器时代后，可以用铁制作农业生产用具、水利工程工具，一般的家庭用具也可以使用铁质铸件了。”
铸造与百姓生活同样息息相关。“在京剧艺术中，锣鼓是表演节奏的灵魂和支柱。”田长浒说，制作铜锣、铜钹等京剧打击乐器，合金配比是关键技术之一，其材质是含锡23%的青铜合金，稍有变化就会影响音量、音色。在没有科学检测手段的条件下，历代工匠全凭经验，以手工方式，经过熔炼、制范、浇铸、热锻、淬火等工序制作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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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铸造
精品众多谜团也不少
四川诞生了中国铸造史上大量精品力作，它们丰富了中国历史的面貌，同时又留下众多待解之谜。
三星堆、金沙遗址青铜器和峨眉山普贤骑象铜像等精品，使得四川在中国铸造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三星堆青铜器不含锌，大多含有微量磷元素，通常具有较高含铅量，这与殷墟青铜器物不同。“古蜀国的青铜冶铸技术，无论合金类别、用途、选料还是熔炼都自成体系，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田长浒说。
一些青铜器，即使放在世界文明史上也难有其匹，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便是一例。这座人像通高2.26米，重180多千克，其体量在国内出土的商周文物中首屈一指。它不仅为中国美术史、冶铸史罕见，而且比古希腊德尔菲御者铜像、宙斯或波塞冬铜像还要早四五百年，古埃及等文明古国也未有年代如此早的类似发现。
不过，这些文物也留下不少不乏争议、尚待破解的谜团。其中之一，便是由于三星堆青铜器铸造遗迹尚未发现，使得四川地区铜矿、锡矿与三星堆的关系还有待考证。
田长浒介绍，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器总重量超过1吨，按照当时的冶炼技术，即使最富的矿石也需要几千吨。尽管四川铜矿储量较为丰富，但至今仍未发现三星堆同一时期的铜矿开采遗迹，锡矿来源不明，冶铸作坊更不见踪迹，甚至更晚的西周、春秋时期古铜矿、锡矿资料也未见披露。“是不是在川西地区当时根本就没有开采？或者是暂时还没有被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来？”
而在相关学者的研究中，三星堆青铜器的青铜合金原料配比成分，青铜尊、青铜罍的形制和一些技术特征，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商代方国的青铜器惊人相似，这说明当时两者之间可能有一定联系。一种猜测因而产生：古人在长江中游一带采得矿料冶炼成铜锭，通过长江、涪江、岷江等溯流而上进入川西；同时，一批冶铸青铜器的工匠进入四川，与蜀地居民共同创造了辉煌的西南文明史。
峨眉山万年寺无梁砖殿的普贤骑象铜像，同样留下不少尚未破解的“悬案”。这座铜像铸造于北宋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造型为普贤菩萨坐在六牙白象背上的莲花宝座，通高7.35米，整体重达62吨。白象与上方的莲花座、普贤像结合得天衣无缝，整体造型庄严肃穆、栩栩如生。
当时的峨眉山既没有公路汽车，也没有索道，在缺乏现代机械的条件下，很难想象把如此重物运上山。不少专家据此指出，普贤骑象铜像不可能整体浇铸，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铸造完成。有学者根据万年寺附近曾有铜厂推测认为，普贤骑象铜像或者就近铸造、拼装焊接，或者象身就地浇铸，莲花座和佛身在成都铸造再运上山组装而成。
由于铜像表面或敷金，或涂有白漆，一方面会对X光检测仪器造成干扰，另一方面出于文物保护需要，也难以进行采样检测或一窥内部究竟，只好暂时留下谜团。“当然毫无疑问的是，普贤骑象铜像反映了宋代蜀地工匠高超的技能，显示出我国古代冶铸技术之精湛，为佛教文化、金属冶铸、雕塑艺术等留下不少研究课题。”田长浒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