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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铸造那些事儿

www.scol.com.cn  (2018-05-04 07:35:11)  来源:四川日报  
编辑:刘波  

  铜车马。

  长信宫灯。

  三星堆青铜立人像(晚商)。

  错金博山炉。

  宣德炉(明代)。

  四羊方尊。

  银背鎏金鸟兽葵花镜(唐代)。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从三星堆青铜器到永乐大钟……

  □本报记者 余如波

  三星堆祭祀坑何以出土总重量超过1吨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如何助力文字的演变?……铸造的发展,并非一部冷冰冰的技术进步史。实际上,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等各方面,都与铸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连百姓日常娱乐生活,也离不开铸造之功。

  历时近四年,由四川大学教授、冶金铸造史资深学者田长浒主编的《中国铸造发展史(第一卷)》日前正式出版。该书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以130万字的篇幅,记录从上古时期直至清代,中国古代铸造发展的铿锵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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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冶铸工艺见证中外交流

  中国铸造技术一开始就见证了我们与周边地区的友好往来、相互借鉴,以及先民在吸收外来技术基础上的融会贯通和开拓创新。

  很长时间以来,包括铸造技术在内的中国冶金技术的起源及传播,一直是历史学、考古学、科技史等领域研究的重点。“究竟是本土起源,还是自其他地区传入,还存在较大争议。”田长浒认为,综合现有考古调查成果分析,尽管不能排除独立起源的可能性,但中国古代的铸造技术更有可能来自中亚、西亚地区,见证了源远流长的对外开放和文明交流。

  田长浒介绍,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是中国铸造早期发展的重要阶段,一些技术特点具有明显的西方因素。新疆出土了众多这一时期的铜器,并发掘了尼勒克县奴拉赛古铜矿冶遗址,结果它们与当时的中亚地区铜器在器型、材质和制作工艺上有较强联系。甘肃、河南、陕西等地遗址中,曾出土一种用作鼓风嘴的伞状陶管,与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铸铜工匠墓中鼓风嘴的形制基本相同。“在中西方相距甚远的两个地区,出土形制和功能类似的器物,必然是有联系的。”

  这样的交流延续到西周、东周时期,进一步表现在与铸造相关的青铜器表面装饰技术、金珠工艺以及铁器表面装饰等方面。例如金珠工艺,是一种用金制成直径小于1毫米的金珠,然后将其排列成不同图案,焊接于金器主体部分起到装饰作用的工艺。我国的新疆、内蒙古、山东、河北等地,均有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金珠工艺器物出土,而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等地也发现了相同工艺的器物,且出现时间更早。“中国先秦金珠工艺制品的艺术风格,与古希腊、西亚和欧亚草原西部极为相似,应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田长浒表示。

  不过田长浒也表示,尽管中国铸造技术的起源和发展离不开外来影响,我们的先民却早已表现出根据实际需求改良、革新的能力。例如,青铜冶炼技术通过区域交流进入中原地区后,结合新石器时代晚期即已出现的找矿、高温控制、还原气氛和制模、翻范等技术,被迅速地改进提高,发展出青铜器组合陶范铸造技术,使得夏、商、周青铜器的装饰、制造技术和使用组合区别于其他青铜文明。“这显示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特点。”田长浒说。

  随着铸造在中国的传播和创新,逐渐发展出一套成熟的技术体系,转而开始向周边地区输出。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冶铁技术,学界普遍认为由中国传入。俄罗斯南西伯利亚地区出土的匈奴时期的铁斧、犁铧等生铁制品等,同样是中国生铁技术向西方传播的重要证据。

  2

  明永乐大钟

  铸造与文字结合的巅峰之作

  铸造技术的提升,与政治、经济、思想、宗教等发展关系密切,中国文字的演变也受益于此。

  “铸造与文字是判定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尺。甲骨文刻在龟甲、兽骨上,不易保存,流通范围小。金文伴随青铜器出现,促进了汉字简化、完善和规范化。”田长浒举例说,甲骨文“渔”字字形结构和书写方式并不固定,书写者观察事物的角度、想要表现的特征不同,笔画、偏旁、书写方向等就会产生差异。而在对应的金文中,“渔”字写法大大减少,形体也大致固定下来。

  文字依托铸造获得坚实的载体,日益在各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春秋时期,除了宴饮、祭祀等场合使用的青铜器,还出现了专门铸刻法律条文的“刑鼎”。公元前543年,郑国的正卿(相当于宰相)子产主持制定了一套国家法律“刑书”,先是写在竹木简上,由国家的官吏掌握施行。后来他又下令铸在鼎上,放在王宫门口,让全国百姓都能够看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如法炮制,铸造铁鼎并镌刻范宣子所制定的“刑书”。

  说到铸造与文字的结合,明永乐大钟可谓巅峰之作。

  永乐大钟通高5.6米,口径3.3米,重达46.5吨,铸有23万余字的汉梵经咒铭文。目前,全球46吨以上的大钟共有8口,永乐大钟不仅年代最早、铭文最多,还具有当时乃至现在世界一流的声学特性。“恰到好处地处理了钟的形状、厚薄与音质之间的关系,同时考虑到了合金比例对音质和色泽的影响。”田长浒介绍,永乐大钟合金强度、硬度比较适中,既有利于熔化浇铸,又有利于振动发声。“在有利的声传播条件下,完全可能如古人所说‘声闻数十里’。”

  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铸造技术的进步,例如农具的改进就是在铸铁技术提高的基础上取得的。田长浒说,西汉的冶铁、铸铁业相当发达,南阳瓦房店遗址就有17座炼铁残炉,郑州古荥遗址残炉容积达50立方米,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炼铁炉之一。“在青铜时代,由于铜质材料来源有限,不能大量制作生产工具。进入铁器时代后,可以用铁制作农业生产用具、水利工程工具,一般的家庭用具也可以使用铁质铸件了。”

  铸造与百姓生活同样息息相关。“在京剧艺术中,锣鼓是表演节奏的灵魂和支柱。”田长浒说,制作铜锣、铜钹等京剧打击乐器,合金配比是关键技术之一,其材质是含锡23%的青铜合金,稍有变化就会影响音量、音色。在没有科学检测手段的条件下,历代工匠全凭经验,以手工方式,经过熔炼、制范、浇铸、热锻、淬火等工序制作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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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铸造

  精品众多谜团也不少

  四川诞生了中国铸造史上大量精品力作,它们丰富了中国历史的面貌,同时又留下众多待解之谜。

  三星堆、金沙遗址青铜器和峨眉山普贤骑象铜像等精品,使得四川在中国铸造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三星堆青铜器不含锌,大多含有微量磷元素,通常具有较高含铅量,这与殷墟青铜器物不同。“古蜀国的青铜冶铸技术,无论合金类别、用途、选料还是熔炼都自成体系,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田长浒说。

  一些青铜器,即使放在世界文明史上也难有其匹,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便是一例。这座人像通高2.26米,重180多千克,其体量在国内出土的商周文物中首屈一指。它不仅为中国美术史、冶铸史罕见,而且比古希腊德尔菲御者铜像、宙斯或波塞冬铜像还要早四五百年,古埃及等文明古国也未有年代如此早的类似发现。

  不过,这些文物也留下不少不乏争议、尚待破解的谜团。其中之一,便是由于三星堆青铜器铸造遗迹尚未发现,使得四川地区铜矿、锡矿与三星堆的关系还有待考证。

  田长浒介绍,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器总重量超过1吨,按照当时的冶炼技术,即使最富的矿石也需要几千吨。尽管四川铜矿储量较为丰富,但至今仍未发现三星堆同一时期的铜矿开采遗迹,锡矿来源不明,冶铸作坊更不见踪迹,甚至更晚的西周、春秋时期古铜矿、锡矿资料也未见披露。“是不是在川西地区当时根本就没有开采?或者是暂时还没有被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来?”

  而在相关学者的研究中,三星堆青铜器的青铜合金原料配比成分,青铜尊、青铜罍的形制和一些技术特征,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商代方国的青铜器惊人相似,这说明当时两者之间可能有一定联系。一种猜测因而产生:古人在长江中游一带采得矿料冶炼成铜锭,通过长江、涪江、岷江等溯流而上进入川西;同时,一批冶铸青铜器的工匠进入四川,与蜀地居民共同创造了辉煌的西南文明史。

  峨眉山万年寺无梁砖殿的普贤骑象铜像,同样留下不少尚未破解的“悬案”。这座铜像铸造于北宋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造型为普贤菩萨坐在六牙白象背上的莲花宝座,通高7.35米,整体重达62吨。白象与上方的莲花座、普贤像结合得天衣无缝,整体造型庄严肃穆、栩栩如生。

  当时的峨眉山既没有公路汽车,也没有索道,在缺乏现代机械的条件下,很难想象把如此重物运上山。不少专家据此指出,普贤骑象铜像不可能整体浇铸,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铸造完成。有学者根据万年寺附近曾有铜厂推测认为,普贤骑象铜像或者就近铸造、拼装焊接,或者象身就地浇铸,莲花座和佛身在成都铸造再运上山组装而成。

  由于铜像表面或敷金,或涂有白漆,一方面会对X光检测仪器造成干扰,另一方面出于文物保护需要,也难以进行采样检测或一窥内部究竟,只好暂时留下谜团。“当然毫无疑问的是,普贤骑象铜像反映了宋代蜀地工匠高超的技能,显示出我国古代冶铸技术之精湛,为佛教文化、金属冶铸、雕塑艺术等留下不少研究课题。”田长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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