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捷
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子孙后代的生存之基。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要求四川一定要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好，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再次强调经济发展要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步进行，并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久久为功的事情，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放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赋予了四川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使命，为打造人民生活幸福的发展新格局提供了行动指南。
四川牢记总书记重托，从顶层设计上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指导思想。2016年7月，省委十届八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四川的决定》，着力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融入治蜀兴川各领域全过程。2017年5月，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建设美丽繁荣和谐四川的美好愿景，“美丽”被放在首位：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美丽城镇与美丽乡村交相辉映、美丽山川与美丽人居有机融合，充分绽放四川独特的自然生态之美、多彩人文之韵。
四川明确自身使命，从制度保障上完善生态文明体制创新。2014年3月，四川省委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领导小组成立，充分强调并明确了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责任与义务，要做好生态文明理念的倡导者、绿色发展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同年，试点开展了领导干部离任生态环境审计，对于领导干部在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过程中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假作为问题依法查处。此外，省委为引导各地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发展观政绩观，把四川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在目标考核中增加了环境质量改善和总量减排目标，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绩效考核、日常考核和选任考察中将生态环境保护成效作为重要内容。2016年出台了《四川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案》，基本形成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四川践行绿色发展政策，取得重大生态成效。四川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省级环保督察全覆盖。2016年，中央出台《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不久后，四川出台《四川省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首批“环保警察”在德阳上岗，四川成为全国率先启动省内环保督察的省份，自此环保执法进入了制度化阶段。此外，四川出台县域经济发展考核办法，逐步引导实现取消GDP考核制度，建立生态导向的差异化特色化考核评价体系。积极开展清洁化能源替代工程，增加全省清洁能源装机占比，减少煤炭等重污染源的使用。坚决淘汰落后产能，累计关停小煤矿700多处，淘汰落后产能企业1488户，为自然保护区减压。2017年底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环保部、中组部联合发布《2016年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果公报》，四川的生态保护指数排名全国前列。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污染治理区域合作。当前大多数环境问题的治理，还存在“一刀切”的情况，且以行政调控手段为主。在生态重度破坏地区，大多进行单一控制，无法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效可持续机制。根据库兹涅茨曲线，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存在微妙的关系，部分区域生态破坏情况严重不仅与自然条件有关，与当地的产业结构、技术水平也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加强环境治理需要实现区域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社会等多领域与多层次的协作，建立优势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同时，从制度性集体行动困境的角度来看，环境污染无法由某一地方政府独立而有效地解决，需要建立跨地域、跨流域治理的有效机制。因此，四川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增强协同机制的开放性和跨界性，实现污染治理相关部门、区域、上下级政府的协同联动；保障协同机制的完整性，形成从体制、政策、组织、运行及监督的闭环；提高协同机制的创新性，各区域应促进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在深入了解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开展污染治理及协调工作；强调协同机制相互间的协调性，避免“政出多门”、相互矛盾的情形，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强上级政府的统筹指导工作；注重协同治理机制的科学性和持续性，实现区域间的信息共享，通过对污染状况的科学评估，将治理任务细化到每一个城市，实行量化问责。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进一步提升数据驱动的支撑力。随着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生活交汇融合，互联网快速普及，大数据对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国家管理、人民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四川环境治理逐步从各自为政的模式转换到联防联控模式，建立污染治理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举行多部门、多城市主体参与的视频会议等，但治理主体还是以各级地方政府为主。同时，污染治理具有区域公共事务的特征，需要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科学性和创新性的数据驱动型组织支撑，促进区域资源共享与协同治理。具体而言，四川需要响应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据驱动基础设施，推进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通过培育专业组织、建立数据市场、运用公私伙伴关系、融合城市治理边界以及构建信任机制，实现数据化驱动路径。在初期阶段可考虑采用非正式网络机制，逐步建立信任关系，合作关系建立后期可形成多重自组织系统，不断扩大合作领域，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相关城市和地区则应加强上级政府的协调作用，逐步提升数据驱动的支撑作用。
（作者系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