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已经苏醒

www.scol.com.cn (2018-11-16 07:16:03) 来源:四川日报
编辑:刘波  

  何多苓《春风已经苏醒》,油画,1982年。

  高小华《赶火车》,油画,1981年。

  周春芽《剪羊毛》,油画,1981年。

  何多苓《青春》,油画,1984年。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文艺作品中的改革开放

  编者按

  《春风已经苏醒》,是四川画家何多苓的成名作。如果将时钟拨回至上世纪80年代,我们可以发现《春风已经苏醒》宛如一则寓言,以一个颇具诗意的名称无意中暗喻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动人气息。从城市到农村,从绘画到舞蹈,从摄影到写作,从电影到考古……40年来,四川文化人,身在西南内陆,却勇于开拓,敢于奋斗,勇攀文化各领域高峰。无论是《红衣少女》还是《京都球侠》,无论是《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还是《尘埃落定》,无论是《潘金莲》,还是《火巴耳朵》……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川人奋进不已。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继往开来,天府周末推出“文艺清流40年——文艺作品中的改革开放”特别报道,以年代为主线,以文艺作品为切口,回溯改革开放以来四川文化领域那些难忘的人与事,折射40年来四川改革开放的发展屐痕。

  美术

  作品档案

  《1978年夏夜——身旁,我感到民族在渴望》《同学》《春风已经苏醒》《冬天》《带刺的土地》《天空下的孩子》《青春》《乌鸦是美丽的》《父亲》《春蚕》《藏族新一代》《剪羊毛》《阳光下的若尔盖》《赶火车》《布拖人》(组画)……

  《春风已经苏醒》:唤醒80年代四川美术的春天

  为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而举办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中国美术馆典藏精品展(1978-2018)”不久前在京落幕,中国美术馆官方网站首页上却依然滚动着此次展览的相关信息——点击进入,四川画家何多苓1982年创作的油画《春风已经苏醒》,以主图的形式占据了足足半个电脑屏幕,让每一位艺术爱好者过目难忘。

  如果将时钟拨回至上世纪80年代,我们可以发现《春风已经苏醒》宛如一则预言,它昭示了当年何多苓、高小华、程丛林、周春芽等一大批四川画家为中国美术开创新路的不朽贡献;与此同时,《春风已经苏醒》又如同一则寓言,以一个颇具诗意的名称无意中暗喻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动人气息。

  □本报记者余如波

  毕业创作登上《美术》封面

  被视为何多苓成名作的《春风已经苏醒》,其实是他就读于四川美术学院时的作品。1981年做毕业创作的时候,何多苓从《世界美术》杂志上了解到美国画家安德鲁·怀斯,被那幅《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中的孤独神秘、天人合一的境界吸引,《春风已经苏醒》便受此启发创作而成。“画面上的草地是我在大凉山知青生活中躺过无数次的枯草地,上面一个小女孩、一头牛、一只小狗。那些枯黄的草,是用细毛笔一笔笔勾画出来的,总共用了3个月才完成。”

  当时,《春风已经苏醒》并未引起老师和校方关注。1982年,时任《美术》杂志编辑的艺术批评家栗宪庭到四川考察时看到这件作品,力排众议推荐发表于当年《美术》第二期封面,引起艺术界广泛关注。后来,四川美术学院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春风已经苏醒》顺利入选,不久后又代表中国到法国参加一个展览,回国后就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艺术批评家吕澎说,对于何多苓,《春风已经苏醒》是个人风格的开端;而在当时的国内美术界,评论家和观众们都更愿意从人道情感的角度加以解读,寻找作品与改革开放后社会氛围的关联。“我大致已经‘从艺40年’,恰好改革开放也已经40年。没有国家的那个40年,就没有我的40年,也就没有我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何多苓表示,因为完全不同于前人的艺术创作,自己这一代艺术家中的很多人得以成名,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他们很可能早就不知所终。

  突破“假大空”,表现普通人

  何多苓读本科时所在的四川美术学院1977级,是新时期中国美术史上绕不过去的群体,其中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四川画家便有高小华、程丛林、周春芽、杨谦等,他们用作品写下了“半部中国当代艺术史”。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本科期间,高小华的《我爱油田》和《为什么》、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王亥的《春》等已在国内引发热议,先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四川美术学院教授何桂彦认为,这些作品标志着国内新艺术时期的来临,带有强烈批判意识和伤感情绪的创作,既表明一种不同于既往创作模式的形成,也标志着“伤痕美术”的崛起。“它表明中国艺术开始突破宏大叙事的创作模式和‘假、大、空’的情感表现,重新建构新时期的艺术发展方向。”

  进入20世纪80年代,四川画家的创作精力更加旺盛,作品主题也从“伤痕”扩展出更多的方向。

  除了何多苓,罗中立的《父亲》,周春芽的《剪羊毛》,程丛林的《同学》也都是在1981年创作完成的,这些作品风格不同,但却同样地表达了对历史的反省、对自然的真实情感以及对内心世界的关怀。

  程丛林在1980年创作出长逾4米、高近2米的油画巨作《1978年夏夜——身旁,我感到民族在渴望》。在这件以“恢复高考”为主题的作品中,程丛林细致描绘了上百个动作、神态各异的学子,以此展现“渴望”的情绪。“我想,这正是民族的脊梁。”

  高小华出身军人家庭,从小随父母各地辗转,这成为油画《赶火车》的灵感来源。“没有比赶火车更能了解中国人与社会的了,人们来自各个民族、各个阶层,送故迎新、悲欢离合全都集中在此一刻。”高小华在作品中“平视”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没有“主要人物”和“中心情节”,既不赞颂也不挖苦。“作为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中国人,我觉得《赶火车》在表现八十年代初期中国普通人的精神状态和社会气氛方面,堪称无出其右。”艺术批评家水中天说。

  挖掘民族资源,探索者走得更远

  改革开放春风中,上世纪80年代的四川画坛,既有着力表现宏大社会、历史主题的艺术家,也不乏“走得更远”的探索者。四川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成为这些画家赖以开阔视野、丰富素材的重要宝库。

  1980年,周春芽第一次走进阿坝州红原县,藏区的粗犷斑斓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坦陈“在藏族同胞的肤色上,在他们的服装上,在天空里,在远山发现了色彩的魅力”。后来,他相继创作出《藏族新一代》《阳光下的若尔盖》等佳作。

  高小华与何多苓,都在这一时期将目光投向彝族。仅在1983年,何多苓就完成了《冬天》《带刺的土地》《天空下的孩子》等彝族题材作品,对于曾在凉山当过知青的他来说,这并不意味着在画面上寻求刺激和戏剧性,更多是一种通过艺术重返“精神故乡”之举。

  1983年寒假,高小华走进凉山州布拖县,创作出与以往少数民族题材美术作品大异其趣的《布拖人》组画。“我画凉山人,总力图把握住他们身上特有的那股子‘彝味’,这种独特的味道也应在美学中享有一席之地。”高小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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