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多苓《春风已经苏醒》，油画，1982年。

　　高小华《赶火车》，油画，1981年。

　　周春芽《剪羊毛》，油画，1981年。

　　何多苓《青春》，油画，1984年。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文艺作品中的改革开放

　　编者按

　　《春风已经苏醒》，是四川画家何多苓的成名作。如果将时钟拨回至上世纪80年代，我们可以发现《春风已经苏醒》宛如一则寓言，以一个颇具诗意的名称无意中暗喻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动人气息。从城市到农村，从绘画到舞蹈，从摄影到写作，从电影到考古……40年来，四川文化人，身在西南内陆，却勇于开拓，敢于奋斗，勇攀文化各领域高峰。无论是《红衣少女》还是《京都球侠》，无论是《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还是《尘埃落定》，无论是《潘金莲》,还是《火巴耳朵》……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川人奋进不已。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继往开来，天府周末推出“文艺清流40年——文艺作品中的改革开放”特别报道，以年代为主线，以文艺作品为切口，回溯改革开放以来四川文化领域那些难忘的人与事，折射40年来四川改革开放的发展屐痕。

　　美术

　　作品档案

　　《1978年夏夜——身旁，我感到民族在渴望》《同学》《春风已经苏醒》《冬天》《带刺的土地》《天空下的孩子》《青春》《乌鸦是美丽的》《父亲》《春蚕》《藏族新一代》《剪羊毛》《阳光下的若尔盖》《赶火车》《布拖人》（组画）……

　　《春风已经苏醒》：唤醒80年代四川美术的春天

　　为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而举办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中国美术馆典藏精品展（1978-2018）”不久前在京落幕，中国美术馆官方网站首页上却依然滚动着此次展览的相关信息——点击进入，四川画家何多苓1982年创作的油画《春风已经苏醒》，以主图的形式占据了足足半个电脑屏幕，让每一位艺术爱好者过目难忘。

　　如果将时钟拨回至上世纪80年代，我们可以发现《春风已经苏醒》宛如一则预言，它昭示了当年何多苓、高小华、程丛林、周春芽等一大批四川画家为中国美术开创新路的不朽贡献；与此同时，《春风已经苏醒》又如同一则寓言，以一个颇具诗意的名称无意中暗喻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动人气息。

　　□本报记者余如波

　　毕业创作登上《美术》封面

　　被视为何多苓成名作的《春风已经苏醒》，其实是他就读于四川美术学院时的作品。1981年做毕业创作的时候，何多苓从《世界美术》杂志上了解到美国画家安德鲁·怀斯，被那幅《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中的孤独神秘、天人合一的境界吸引，《春风已经苏醒》便受此启发创作而成。“画面上的草地是我在大凉山知青生活中躺过无数次的枯草地，上面一个小女孩、一头牛、一只小狗。那些枯黄的草，是用细毛笔一笔笔勾画出来的，总共用了3个月才完成。”

　　当时，《春风已经苏醒》并未引起老师和校方关注。1982年，时任《美术》杂志编辑的艺术批评家栗宪庭到四川考察时看到这件作品，力排众议推荐发表于当年《美术》第二期封面，引起艺术界广泛关注。后来，四川美术学院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春风已经苏醒》顺利入选，不久后又代表中国到法国参加一个展览，回国后就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艺术批评家吕澎说，对于何多苓，《春风已经苏醒》是个人风格的开端；而在当时的国内美术界，评论家和观众们都更愿意从人道情感的角度加以解读，寻找作品与改革开放后社会氛围的关联。“我大致已经‘从艺40年’，恰好改革开放也已经40年。没有国家的那个40年，就没有我的40年，也就没有我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何多苓表示，因为完全不同于前人的艺术创作，自己这一代艺术家中的很多人得以成名，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他们很可能早就不知所终。

　　突破“假大空”，表现普通人

　　何多苓读本科时所在的四川美术学院1977级，是新时期中国美术史上绕不过去的群体，其中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四川画家便有高小华、程丛林、周春芽、杨谦等，他们用作品写下了“半部中国当代艺术史”。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本科期间，高小华的《我爱油田》和《为什么》、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王亥的《春》等已在国内引发热议，先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四川美术学院教授何桂彦认为，这些作品标志着国内新艺术时期的来临，带有强烈批判意识和伤感情绪的创作，既表明一种不同于既往创作模式的形成，也标志着“伤痕美术”的崛起。“它表明中国艺术开始突破宏大叙事的创作模式和‘假、大、空’的情感表现，重新建构新时期的艺术发展方向。”

　　进入20世纪80年代，四川画家的创作精力更加旺盛，作品主题也从“伤痕”扩展出更多的方向。

　　除了何多苓，罗中立的《父亲》，周春芽的《剪羊毛》，程丛林的《同学》也都是在1981年创作完成的，这些作品风格不同，但却同样地表达了对历史的反省、对自然的真实情感以及对内心世界的关怀。

　　程丛林在1980年创作出长逾4米、高近2米的油画巨作《1978年夏夜——身旁，我感到民族在渴望》。在这件以“恢复高考”为主题的作品中，程丛林细致描绘了上百个动作、神态各异的学子，以此展现“渴望”的情绪。“我想，这正是民族的脊梁。”

　　高小华出身军人家庭，从小随父母各地辗转，这成为油画《赶火车》的灵感来源。“没有比赶火车更能了解中国人与社会的了，人们来自各个民族、各个阶层，送故迎新、悲欢离合全都集中在此一刻。”高小华在作品中“平视”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没有“主要人物”和“中心情节”，既不赞颂也不挖苦。“作为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中国人，我觉得《赶火车》在表现八十年代初期中国普通人的精神状态和社会气氛方面，堪称无出其右。”艺术批评家水中天说。

　　挖掘民族资源，探索者走得更远

　　改革开放春风中，上世纪80年代的四川画坛，既有着力表现宏大社会、历史主题的艺术家，也不乏“走得更远”的探索者。四川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成为这些画家赖以开阔视野、丰富素材的重要宝库。

　　1980年，周春芽第一次走进阿坝州红原县，藏区的粗犷斑斓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坦陈“在藏族同胞的肤色上，在他们的服装上，在天空里，在远山发现了色彩的魅力”。后来，他相继创作出《藏族新一代》《阳光下的若尔盖》等佳作。

　　高小华与何多苓，都在这一时期将目光投向彝族。仅在1983年，何多苓就完成了《冬天》《带刺的土地》《天空下的孩子》等彝族题材作品，对于曾在凉山当过知青的他来说，这并不意味着在画面上寻求刺激和戏剧性，更多是一种通过艺术重返“精神故乡”之举。

　　1983年寒假，高小华走进凉山州布拖县，创作出与以往少数民族题材美术作品大异其趣的《布拖人》组画。“我画凉山人，总力图把握住他们身上特有的那股子‘彝味’，这种独特的味道也应在美学中享有一席之地。”高小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