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文可能是这几位城市家长中最为“波折”的一个。
她的身上曾有着当下中国城市典型家长的影子：拼命工作，带孩子挤进一所竞争激烈的优质学校，送孩子上各类兴趣学堂补习班，忙着加班也忙着给孩子辅导功课。
那时，她在上海的一家贸易公司上班，丈夫经营着自己的生意。大女儿在那里从幼儿园上到了三年级。期间，他们还迎来了小女儿。
↑张亚文。
这一切都让不少人羡慕，但张亚文渐渐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每天送大女儿上学就觉得她很烦躁，接她时也是垂头丧气的状态，很明显，她并不喜欢学校。”张亚文反思，如果花费心血培养的孩子只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又有何意义呢？
“到底考出高分重要，还是一个有快乐、有爱好、拥有独立内核的人重要呢？”张亚文问自己。
2017年，女儿三年级结束，张亚文将她带回了郑州老家。“一方面孩子爸爸生意有变化，另一方面也主要想让孩子换一个学习环境。”
与此同时，张亚文也开始关注到教育领域，学习教育文章，了解身边的创新学校，参加教育论坛。在郑州，她还和几名共同关注创新教育的家长筹办了一个社区学堂，让女儿也在其中学习。不过，不到一年学堂关闭，但张亚文已不想让女儿再回到学校了。
这时候，范家小学走进了她的视野。
那是在一次教育创新论坛上，校长张平原作为嘉宾进行了演讲，之后，张亚文查询了大量关于范家小学的资料和报道，她觉得这里正是她和孩子理想的学校。“给孩子充分的自由，尊重孩子的个性，注重孩子的当下而不是未来一定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张亚文特地选择了一个吉利的日子出发，“2019年8月8号”。她带着11岁的大女儿和6岁的小女儿，一路来到范家小学。“两个孩子都非常喜欢，当时天很蓝，成片的稻田荷塘，空气无比清新。”学校老师接待了他们，张亚文看到了打破传统格局的教室，以及留在教室的各种画本、手工和图书。
兜兜转转，母女三人最后留在了这所四川村小。
↑张亚文大女儿因腿部疾病在家休息。
“你们咋越混越差了！”
从城市到乡村的选择需要面临太多，抛开单纯的地域变化，生活变化，或许更重要的是，还是来自家人和亲朋好友的不解。
来到苟村一个多月了，熊妹玲仍会接到家里不同亲戚的电话，“前两天姑姑还打电话问我到底是咋想的，一家人都在遂宁，好好的工作不做，城里的学校也不上了，要待在乡坝里。”这样的电话不少，熊妹玲的回复也很简单，“你们有时间过来看看就知道了。”
话语最重的是戴丽兰的公公。公公是农村人，此前一直生活在广元剑阁县的一个偏远乡村，当了多年村支书，是一个特别重视教育的人。多年来，他将三个儿子都送出了村，他们都在成都安了家。就连公公自己也告别了老家，住到了距离剑阁县城不远的剑门关镇上。
戴丽兰是在给儿子报完名后才告知公公这个消息的。听到儿媳把孙儿带到一所农村小学，公公当时就表达了强烈不满。“在农村，讲的就是要脱掉‘农皮’，往更好更大的城市发展，只有混得差的人才往回走。”戴丽兰说，在送孩子到农村上学的这件事上，自己就是这样“混得差的人”。
↑范家小学的学生课间玩耍。
在一场家庭“批斗会”上，公公甚至发了火：“好不容易把带泥土的鞋脱了，你又给他穿上。你们咋混成这样了，越混越差！大家想方设法的要从农村走出去，要进好学校，你们反而越发展越倒退了。”
公公发火之余还以为儿媳在成都遇到了困难：“你有什么困难，我去给你二哥说，让他帮你，找学校解决房子都可以，咋能到村小去？”
戴丽兰也不示弱：“送孩子到农村跟钱无关，如果他适应城里的环境，一年20万我也会供，但如果不适应就没办法。我的儿子我做主，你不满意就找你儿子再生一个。”
在成都经营企业的二哥也表达了不解：“成都有那么多的学校可以选择，就没有你看得上的？”
戴丽兰最终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想法，她说自己一直就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只要做了决定，旁人也就很难再让她改变。
张亚文也一度面临这样的理念之争。她讲到了与丈夫之间的一场“辩论”。在丈夫看来，孩子上学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能有一个好成绩，考上好的大学，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拥有一份好的工作和未来吗？而在张亚文心里，“只要她快乐成长，有一个好的土壤做底子，将来做什么应该都不会差吧。”
两个人似乎都有道理。
而在现实的乡村陪读里，城市与乡村的冲突也确实存在。
58岁的沈阳老太高丽霞和外孙女租住在苟村村口的一家农家乐，租金每月300元。说是农家乐，其实是一栋普通的农村土墙房。房间内，高丽霞把两张原有的单人床拼在一起，靠着窗户。床边摆上了一张折叠桌，板凳上放着锅碗瓢盆，地上堆着周末刚刚从村外镇上买来的菜。房间没有厕所，她们需要与房东共用一个农家厕所。农村的蚊虫多，她几乎不开门，或者长时间在门口挂着一道防蚊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