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汉景帝末年(约公元前141年)，时任蜀郡太守文翁深感蜀地偏远仍有蛮夷之风，便“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招各县子弟入学，大兴教化。

文翁

文翁是历史上最早创立官办学校、施行“有教无类”办学方针的第一位地方政府领导人，汉武帝高度褒扬，推广于天下，开创了中国教育史的新篇章。

文翁石室从汉代一路走来，走过了2161个春秋，依然弦歌不辍，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当年文翁创办的石室学宫地址在哪里?此前，学者比较认同石室学宫历经两千年校址未变，就是如今石室中学所在的文庙前街。直到2010年11月5日，天府广场东御街口人防工程施工构成中挖出两块石碑，有考古学者认为，石室学宫的旧址是石碑出土地成都市东御街。

6月16日，封面新闻记者就此采访了成都市作协常务副主席、著名作家蒋蓝，综合史料和出土文物，他更倾向于文翁石室校址未变的说法。

著名作家蒋蓝

天府广场出土李君碑、裴君碑

2010年11月5日下午1时，天府广场东御街口人防工程施工现场正在有条不紊地施工。突然，有工人从地下挖出一大一小两块石碑。

“巍巍大汉，佁(yǐ)皇承度，昌光耀轸(zhěn)，享伊余赏……”石碑虽然由泥土包裹，但刨开泥土，碑上面苍劲有力的篆刻字迹，依稀可辨。

裴君碑(成都博物馆藏)

李君碑(成都博物馆藏)

经过考古专家一周的仔细清理，两块石碑终于重见天日。它们一大一小，呈长方形，每块石碑均重达4吨左右。石碑出土时保存状况完好，碑文铭刻字口清晰，两碑竖放在汉代地层之下的生土沙石层，因此两碑的埋藏应在汉代立碑后不久。

这两块石碑现藏于成都博物馆中，是迄今为止四川地区发现的体量最大、文字最多、保存较为完好汉代石刻。“赞命俊臣，移苻(符)于蜀。同心齐鲁，诱进儒墨。远近辑熙，荒学复植……”两座汉碑赞颂了裴、李二人作为蜀郡太守为振兴蜀地教育而做出的努力。

这说明碑与学校教育有直接联系。两块碑属于德政纪功碑，应该安置在学校园区之内。

有专家根据史料推断，碑文中的李君是东汉顺帝年间蜀郡太守李膺。而两块石碑安置在学校，正是当年的文翁石室所在地。

巴蜀学者罗开玉认为，《李君碑》碑文中的“殿堂”，应是当时蜀郡郡府之一部分。他在《成都天府广场出土石犀、汉碑为秦汉三国蜀郡府衙遗珍说》一文中，详细解读了他对这两块汉碑的认识。

从石碑性质上看，蜀郡太守裴君的下属为歌颂裴君，为其专门修建的生祠(“庙”)，并在祠中立此颂德碑。裴某应该是感到下属为自己建生祠有所不妥，特别是所立颂德碑被大水冲倒一事，更从某个角度给出了警告。于是由他自己出面，将生祠改为官属学校。

文翁石室在大火中得以幸存

时光回溯到1900多年前，东汉安帝永初年间(107—113年)，成都发生了一场大火灾。这场火灾就正是常璩《华阳国志》所说的：“永初后，堂遇火。”这场大火让成都城遭到了严重破坏，整座城市几乎毁灭殆尽，只有西汉文翁修建的一间石头结构的建筑因为抗火性强，得以幸存。

文翁石室

公元133年左右，河南襄城人李膺在百废待兴、成都教育处于最低谷时，被任命为蜀郡太守。他以当年的文翁石室为基础，大力推进教育。后来李膺调离蜀郡，离任3个月后，蜀郡本地人为李膺立下了碑文。这通碑便是成博现存的《李君碑》。

这通碑在146年被洪水冲倒了。后来又由另一位裴姓蜀郡太守在组织修缮学校建筑设施的工程中，安排有关官吏人员再度将它竖立起来。《李君碑》上有人在正面碑文结束后刻下一道横线隔断，另外加刻了一段“旁题”说明，讲述了《李君碑》被洪水冲倒后，再次竖立的过程。

两座汉碑赞颂了两位蜀郡太守为振兴蜀地教育而做出的努力，也见证了文翁兴学精神的延续。也许，在李膺与裴君的心中也有这同样一座丰碑，那便是文翁。

发现汉碑之地或是郡学分校

有学者认为两块汉碑所在地即是文翁石室原址。罗开玉认为值得商榷，文翁石室的所在地，历代文献多有记载，非常清楚，就在今石室中学原址。

东汉时期，成都官学绝非只有一所，有郡学、州学，还有县学。

文翁创办的官学，即石室原址学校，西汉时为郡学，但在东汉时，却已升格为州学，于是蜀郡府另择地新办郡学。“州夺郡文学为州学”后，蜀郡于夷里桥(成都城西南南河方向)南岸道东边另建郡属官学(隋唐时期于此附近设立锦官城)。

著名民族史学家任乃强先生认为，“郡更于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具体地点在“当在今盐道街附近。其时，锦江(检江)循今金河东流也”。可见东汉时的州学、即文翁石室原址即今石室中学所在地，现今盐道街一线。

那么，发现汉碑之地的学校是什么学校呢?罗开玉，认为从其由蜀郡守下令修复并改为官学的背景看，可能是当时郡属官学的一个分校，或郡府直属的、短期培训低级吏员的学校，再从其由个人生祠改为官学的历程看，一较仓促，二有形势所迫之意，可能只是短期的权宜之计。

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