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吧。”近日，巴中市通江县泥溪镇大柏树村屠宰户杨波，封存了自家的杀猪刀。千里之外，徐忠云也在逐步遣返部分员工。徐忠云的身份，是凉山州金阳县生猪定点屠宰场法人代表。

今年新修订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被认为是史上“最严”的生猪屠宰条例：明确了建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信用档案，并明确进入市场流通的猪肉必须在证件齐全的定点屠宰场点完成屠宰。而杨波和徐忠云的屠宰场点，未能取得全部证件。

业内人士看来，这无疑是对小型屠宰场点命运的“最后裁决”，不仅对生猪第一大省——四川的屠宰产业格局影响深远，也可能对群众的饮食习惯产生影响。

压减小型屠宰场点的逻辑是什么?“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条例》实施后，2个多月来，不少网友通过四川日报全媒体问政四川平台和民情热线(028-86968696)发出疑问，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四川在线记者 王成栋

压减的背景

出于环保和疫情防控需求，四川屠宰场点陆续减少了四分之三

“其实大家心里应该有准备，因为整个过程持续七年多了。”省畜牧兽医局副调研员朱磊介绍，过去多年，从中央到省上，一直在压减小型屠宰点的数量。

从2014年起，四川开始对屠宰点清理整顿、整合重组。根据相关统计分析，这一年，四川尚有在册生猪定点屠宰场点2816家。

“主要出发点是保障卫生水平和猪肉产品安全。”巴中市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苟斌才回忆，村镇一级的屠宰场点规模普遍偏小、卫生和检验检疫等设施投入有限，因此整改的方向就是对小型定点屠宰场点和私自宰杀场点的取缔退出。

2016年起，这样的清理整顿和整合重组，先后加入了两个元素——环保和疫情防控。

“过去杀了猪，都是拿着自来水管冲一遍地。”资阳市安岳县屠宰户周大杰回忆，2016年前后的省级和中央环保督察中，自家的屠宰点因为无法解决污水处理问题而关门。2016年，全省累计取缔关闭不合格屠宰点1160个，取缔关闭率达39%。

非洲猪瘟疫情传入，则给了剩下的一部分小型屠宰场点“最后一击”。省农业农村厅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李宗林说，感染非洲猪瘟后，生猪的致死率为100%，应对非洲猪瘟疫情，强化生猪屠宰点的管控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将四川列为全国压减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15个重点省(直辖市、自治区)之一，并派出专家组来川逐县开展复核小型屠宰场点退出情况。结合疫情防控要求等，四川于去年再压减小型屠宰点180余个，目前全省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还有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

群众的疑惑

年猪还能不能杀?卖猪杀猪吃肉成本提升怎么办?

“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年猪宴还能搞吗?”……这是《条例》实施后，“前屠户”们和一些群众最大的疑惑。

杨波说，离自家村庄最近的定点屠宰场，远在上百公里外的通江县城。只有在那里，养殖户们才能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也正是因为距离远，过往，不少周边村社的乡亲在遇到红白喜事杀猪或者杀年猪时，习惯请杨波操刀——他自小跟着父亲杀猪，练就了一身手艺。

同样困惑的，还有苍溪县农家乐业主赵元。往年，杀年猪和举办年猪宴、年猪节，是他家农家乐创收来源之一。赵元说，自己在2017年和2018年的春节，一天最多杀过5头年猪，能置办上百桌宴席。眼下《条例》的实施，让这项创收活动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那么，杀年猪、年猪宴等还能继续吗?

“这的确是灰色地带。”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根据《条例》，群众或养殖户的自养自食不受限制。

省畜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坦言，从《条例》来看，杀年猪用于自己食用合乎相关规定。但如要上市销售的猪肉或相关制品(含菜肴)，销售方必须到定点屠宰场点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才能进入流通环节。照此规定，年猪宴举行之前，农家乐等业主应将生猪送至指定屠宰场点检验检疫和完成屠宰。

不过，相较于杀年猪的问题，群众卖猪杀猪吃肉成本增加的影响波及范围更广。

“太远了，我们不想去收。”近日，达州万源市猪贩刘立本谢绝了几位养殖户和肉贩子的邀请。在国庆节前后的消费旺季，刘立本不愿意“接单”的原因很简单：对方所在的乡镇距离有资质的屠宰点太远，往返的成本太高，“跑一趟好几个小时，挣得还不多，不如就做县城这一带的生意。”

有多高?杨波给出的数据更为直白：此前，运到场镇上屠宰便可就地销售，两头猪的运费最多50元。但眼下运到县城附近的定点屠宰场，运费则要300元，“到最后，还是要买肉的老百姓自己分摊。”杨波介绍，眼下附近场镇的肉价，每斤高于县城及县城邻近场镇1-2元。

很多乡镇的小型屠宰点被取消了，谁来填补这个空白?提升的屠宰成本如何控制?记者采访中，不少基层群众和业内人士都有这样的疑惑。

应对的出路

重建新的农村屠宰网点，能否引导鼓励大型企业“下乡杀猪”?

“这其实是一次行业转型，希望和出路应该在规模企业上。”谈到眼下群众所反映的困惑，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并非无的放矢——今年以来，在越发严格的管理制度下，小型屠宰场点不断退出之际，大型企业开始大举进场。

四川德康农牧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宜宾市、眉山市分别计划布局年屠宰能力300万头、200万头。而另一家上市企业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公司与成都佳享食品有限公司携手，在成都蒲江县布局生猪屠宰产能。

实力相对雄厚的大型屠宰企业，成了重建乡镇生猪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的希望。在业内人士看来，大企业可以通过布局连锁销售、下沉冷藏库点等形式，附带配套生猪收储、屠宰网点。与传统的小屠宰场比，这些网点最大的特征将是标准化运行。“当然，也要精心选址，以降低运行维护的成本。”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分析：只要区域内的潜在消费者能够达到一定数量，大企业自然就有布局的动力。只是，还需要跨越规划缺位、驱动政策不足等门槛。

“我们想把触角向下延伸，但不知道布局在哪里好。”川内某大型屠宰企业负责人呼吁，业务主管部门应尽快依据养殖产能和居民点分布，合理规划生猪收储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为企业布局提供依据。

此外，不少企业则提到：与城市相比，布局乡镇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利润空间不大。在没有对应的奖补政策前提下，大型企业向偏远乡镇进军的意愿并不高。

对此，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力求尽可能找出屠宰点位覆盖的盲区和边远区域，进而编制解决方案。至于是否鼓励大型企业“下乡杀猪”，前述负责人表示，将会根据相关情况演变而定，政策还在拟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