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中的蝙蝠 在局中又不在局中
记者：《中华文化课》这门公共课的呼声很高，有没有考虑继续开下去？
周鼎：下学期所有的公共课都不开了，包括《中华文化课》，但只是下学期。任教8年半，我都在讲这门课，虽然课的内容不断在变，但确实累了，身心俱疲。讲课多年让我总想起鲁讯说的那句话“当我开口的时候，我就感到空虚”。我需要适当的沉默，在沉默中去充实自己。正常的教学与科研、自我进修是需要轮换的，一直讲课永远没有进步的机会。学生反应这么强烈，也让我意识到学生愿意来听我的课，我能在川大受到一点点重视，这也是我的价值体现。
记者：你曾经说过你就是川大的一个异类，但似乎又挺不在乎，那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自我评判呢？
周鼎：我像是一只蝙蝠，文不是文理不是理，不是鸟也不是兽，在哪里都是边缘。我从小就觉得我是边缘人，我父亲是知青，母亲是农民，我出生在农村，出生不久被奶奶带进城市里。虽然生活在城市，户口在农村，我是城市里的农村孩子。到了农村，人家又说我是城里孩子。后来明明在理工群体里成长，偏偏有文艺青年的心。边缘对我来说是绝佳的，给了我思考的立场。都说当局者迷，我是既在局中也在局边上，这就是最大的自我认同，我是个读书人。读书，就是一个明理的过程。
高校去行政化 只是一种幻想
记者：《自白书》之所以如此轰动，很多人认为是揭了中国高校的伤疤，直指教育体制问题。多年前已有人提出过让高校“去行政化”，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鼎：去行政化只是一厢情愿的一种幻想，因为高校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去行政化，高校就相当于一个公司。一个民营公司，怎么才能做到统一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的社会经济结构下，中国大学举足轻重。如果高校去行政化，好比把大树从森林里搬出来，高校失去相应生态，自己生存也会遇危机。
记者：科研与教学实际上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您退出公选课也是为了有更多时间写论文和搞一些科研工作，您觉得从制度上，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周鼎：大学里的教师或学者，科研与教学，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过去没有强调要发多少论文，也没过于强调上多少堂课，相对比较自由，冲突与紧张感不明显。随着高校改革，把量化机制引入后，一个老师必须发多少文章，上多少堂课，使教学和科研的冲突显性化，或者说加大了。相对科研的量化，教学上的回报很难量化。比如一篇论文的量化管理，可以根据登载论文的刊物级别来分，易于量化统计也易于管理。教学课题也可以分国家级、省级、校级，但到底是哪一级很难界定。政策设定时，就很容易使老师被迫往科研倾注心血。
川大已经有经费做教学经费，今年我和很多老师获得本科教学改革的项目资助，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某种程度上我是川大这两年本科教育改革的受益者，我自己也毫不讳言。我根本关心的不是这个问题，现在从事的这场改革，有力所不能及的问题，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不是一所两所高校、一两个领导引起重视就能够解决的。
大学在阵痛中 缺乏理想主义
记者：任教8年半，您也教过不少学生，对那种来找你刷高分求出国的学生，你很看不起。目前很多人对中国大学“宽进宽出”的现状很担忧，你认为这是什么造成的？
周鼎：我们的大学，其实正在经历一个巨大转变的阵痛。中国文化里很多人的思想深处，一厢情愿地相信大学是精英教育的机构。其实经过中国大学最近20年的扩招，进入大学的门槛大大降低，实质是大学彻底的平民化。可是彻底平民化的大学，不愿意在服务宗旨、教学手段等方面做出相应改变，或者是做出足够迅速及时的改变，使大学里一边有精英主义的傲娇，又有无奈接受平民主义的现实。学生很迷惑，不知算精英还是算平民，这样就会产生一种大学弥漫着的、方向上的迷惑，从而导致两种结果：一种是彻底务实回到平民主义立场，读大学就是为了将来好的出路，留学或找好工作。另一种就是彻底把这样一个对于大学现状的不满，变成自我放纵。前一种是功利主义，后一种是享乐主义，最缺的是理想主义。
记者：大学精神的堕落，跟宽进宽出有关系吗？
周鼎：大学精神的堕落不止在中国，实质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美国式大学里开始。上世纪8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鲁姆写过一本《美国心灵的封闭》，探讨美国大学里人文精神的堕落，通史教育的匮乏，批判美国大学完全服务于社会，缺少对社会批判的眼光和立场等问题。大学最重要的是批判社会，进行扬弃，为天地立心。理想中的大学必须要有批判精神，要与社会保持一点点距离。
我国高校宽进宽出本身不是问题，在背后有历史因素，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面临专业人才的匮乏，高校快速增长才能配合经济快速增长，这是现实需求。但是，一天吃3顿变成一天吃6顿时，高校都患了消化不良症。这样的背景下，宽进宽出是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其实在许多国家都存在。现在招生人数有回落，现在到了把多年消化不良的毛病好好治疗的时机，迎来了重新关注教学质量的问题，关注毕业生的就业质量问题，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培养来干什么？
今日之事 20年后付笑谈
记者：有学生记录了很多你课堂上的“精彩语录”，除了《自白书》，对体制改良或者其他事，你是否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内容？
周鼎：那些不过是课堂里的即兴发挥，可能连段子都算不上。真正我觉得深刻的，他们反而没有记下来。很多事不在于能不能说，在于说了有没有用？说了有用，能不能说都要说。如果有人要自杀，你说了，他不再自杀，人命关天你必须说。如果自杀者是美国人，你用汉语喊他听不懂，说了也没用。你不如拉住他，这时候行动比说有用。说没用的话，都是空话废话。
记者：《自白书》如果算一种呐喊，你希望这种呐喊能有多大影响？
周鼎：我没有想过指望这个去改变什么，未来周鼎还是周鼎。一个学者，让一百年、两百年后的人读到你写过的东西、你说的话，还能有那种创新、立新的感觉才好。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也好，一个伟大的学者也好，第一坚持他所谓的真理，第二要为这个社会去揭示更多的真相，这才是我们所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我是一个思想者，一个学者，一个读书人，一个知识分子，也是中国士人传统自觉的继承者。现在不过就是一兵一卒的得失，十年后、二十年后的人看现在这件事，就是一个笑话，所以要看明白一点。这时候人们说你是能干也好，说你是懦夫也好，都不重要。你要看的是你更长远的，要真正地去改变未来。而不是这一刻，去消费你的故事，消费你的热血。
记者手记
活着 人人都需要批判精神
《自白书》事件发生后，我脑子里反射出来的第一件事，是一个自杀事件。
我还在上大学时，偶遇高中的历史老师，他也是我中学的副校长。平常的聊天中，他突然说起他的弟弟：重庆一所中学的数学教师，因为没有评上职称而跳楼自杀。说着说着，老师的眼泪就掉了下来。彼时，除了手足无措，“职称”这两个字，从此在我印象里定格为一把利刃，一把可以杀人的利刃。
约周鼎采访，前后经历了5天的反复沟通。最后，他将采访地点选在了星巴克，这是一个出乎我意料的地方。上午的星巴克寥寥数人，周鼎摘下手套、围巾，坐下来，满脸是火遍网络的络腮胡。他说，他习惯了不修边幅，一年只剪3次头发，还老不记得刮胡子。我们笑起来，喝着咖啡聊着天。
好吧，对我而言，这是聊天，不是采访。所谓高校教育，教育改革，于我而言无关又遥远。很多人说，周鼎发表《自白书》是因为评不上职称，我真心害怕职称这把利刃伤到任何人。也不以为，一定要问清楚周鼎为什么要写《自白书》，才算完成了我的采访。
我想问的只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某些框架、条款、规定，却限定或者判断某人某事的优劣呢？正如周鼎所说，体制虽需改良，但可怕的不是体制，而是对某些人来说，体制成为了他们的真理。
亦如周鼎所言，高校需要有一点批判精神。历史的车轮一直往前走，有哪一件事，会完全正确呢？除了高校，我想，活着，人人都需要有一点批判精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