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在成都集中发现?
成都发现南朝造像始于清末光绪年间。一百多年来，成都万佛寺、西安路、商业街、宽巷子、下同仁路、彭州龙兴寺以及四川境内的茂县、汶川等地，都陆续有南朝造像出土。然而南朝时期，宋齐梁陈的国都都在建康，迄今为止，南京只有附近的栖霞山保留了少量南朝时期的摩崖石刻。为何佛教造像反而在成都地区大量出现呢?
这不能不提到南北朝时期成都的特殊地理位置。“映世菩提”特展执行策展人魏敏介绍，南朝宋、齐时期，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因战乱受阻。此时，以成都为起点，经川西北草原进入陇南、青海然后转入西域的丝路河南道作用明显。西域僧人也多取河南道至河西地区的凉州入巴蜀，再进入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中，河南道在蜀地境内分为岷江支道和白龙江支道，茂县、汶川就是岷江支道的必经之处。
此次展出的众多文物，彰显着古代成都这一区位优势。来自四川博物院的国宝级文物南齐永明元年(公元483年)造像碑，上世纪20年代发现于茂县。其上尚存的铭文显示，造像碑的修造者正是来自西凉的僧人玄嵩。魏敏表示，中国早期佛像受印度犍陀罗风格影响，多为袒露右肩的形象，但这件来自茂县的造像，虽然主体风格承袭印度，但造像已经披了通肩袈裟，胸前系带打结，结带下垂于袈裟之外，是典型的“褒衣博带”样式。这种衣服样式在南朝非常流行，彼时的僧人将其用于佛衣，成为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
漫步展厅，可以看到大量近年出土的南朝造像，它们折射出彼时成都佛教造像的兴盛。成都西安路出土的全国唯一一件全身阿育王像，此次也首度公开展出。阿育王像，是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王阿育王和他的四女儿造的释迦牟尼像。南朝梁武帝效仿其以佛治国的理念，造了大量阿育王像。他们统一呈现高肉髻、高凸颧骨和八字胡等特征，明显受到犍陀罗风格的影响。通肩式袈裟的样式，又是受到秣菟罗(古印度的一个地名)样式影响。这种样式，衣纹如“曹衣出水”，轻薄贴体。而到了中国，虔诚的工匠们虽然仍保留了小腹突出等原有特点，造像的衣饰却更加厚重，融入了儒家文化的含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