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边钰
当前，由省文化和旅游厅、四川日报社等单位联合发起的“安逸四川”征文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
“安逸”作为四川人常用的口头禅，代表了人们对一种舒适、安然、自在的生活状态的肯定，是一种美好心情的抒发。安逸，也是四川人的精神底色。这样一抹底色，可以从文学上听到回音，可以在绘画中觅得踪影。8月29日，著名艺术评论家、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永强接受记者采访时，从四川绘画史角度，将潜藏于画意背后的四川安逸基因娓娓道来。
受访者供图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吴永强看来，安逸有如一股源头活水，滋养了四川古今画家的烂漫画意。这股安逸的“活水”，造就了西蜀黄筌笔下的精细花鸟画，滋养了上世纪黄宾虹、张大千、傅抱石、陈子庄等开启艺术变法的灵感，也培植了四川美术热爱故园、亲近日常的乡土传统。
四川独特的盆地地理环境和良好的气候条件，使其成为一种家园的象征，战时可避乱，平时宜生活。唐末时期避乱蜀中的孙位、张南本、常粲、滕昌祐、刁光胤等画家推动了西蜀绘画的繁荣，并间接促成了中国画院制度的诞生；抗战时期四川作为大后方也吸引了一大批域外画家入蜀。在上个世纪80年代构成新时期美术重要一环的乡土自然主义油画，也是从四川这片土地上滥觞的。乡土自然主义迅速将舔舐伤口的伤痕美术转化为对乡土生活的“在地性”情感，从而将对历史的反思演化为对生活、对故土本身的拥抱，提示了生活的意义不在于纠结过去的苦难，而在于创造未来的幸福。
当时，罗中立、程丛林、高小华、何多苓、周春芽等人的乡土题材作品，通过对小人物的描绘，将历史变革的转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寄寓于对乡土日常生活的描绘，从而以浸透着四川文化底色的人文情怀，高度地呼应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时代主旋律，引起了人们的深切共鸣，成为现当代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画页。
繁盛的花鸟画背后 隽藏着“安逸”生活的底色
五代时期，王建据蜀，重用文人雅士，一时间竟成“文人皆入蜀”的局面，成都府当时成了可以同洛阳、长安比肩的大都市。画家们在此寄情自然，托怀丹青。成都本地画家黄筌融众家之长，以工笔花鸟画开创中国院体画派先河，从而与南唐徐熙开创的写意画风并行，形成“黄家富贵，徐家野逸”的格局，深刻地影响了后世中国画的发展。吴永强说，如果仔细梳理，我们会发现，从古至今，许多身临蜀地的画家偏爱花鸟画，而且成就斐然。黄筌和他的两个儿子黄居宝、黄居寀由蜀入宋，执掌画院，威重两朝，使得黄家体制力压群芳，兴盛百年。待文人画兴，川籍花鸟画家又以文人逸笔拓进写意境界，苏轼、文同等青史留名。南宋画家牧溪以减笔法画花鸟，寂趣禅境，远传东洋，为日本画界所崇，被尊为画道“恩人”。牧溪尽管生卒年月难考，但籍贯在蜀，却十分明确。这些例子可见川人在历史上对花鸟画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
到了20世纪，四川花鸟画更是群星璀璨。不必说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傅抱石等外来大家，单看生于四川或因为长期定居四川而终成蜀人的画家，便可列出张大千、陈子庄、张善孖、冯灌父、刘既明、李琼久、晏济元、苏葆桢、阎松父、赵蕴玉、朱佩君、伍瘦梅、陈亮清、周北溪等一大串名字。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中原山水画代表了远游，那么，蜀中花鸟画就代表了归来，它也许不如前者那样慷慨激昂，但却更能反映生活的质地。两者之间形成了微观叙事与宏大叙事的对比。
20世纪70年代后，新时期美术的变革就是从宏大叙事到微观叙事的转变，让美术有了普通人的影子和平凡生活的气息，并因此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美术的现代性进程。而这种微观叙事的气质就孕育在四川美术的传统中，存在于蜀中花鸟画隽永可亲的形象里。吴永强说，花鸟画常和“家”“自然风物”联系在一起，这反映了居蜀画家们的一种生活与感情状态，“只有长时间处于一种从容的心理氛围，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他们才可能对身边事物有细敏的观察，才有闲情逸致去捕捉植物禽鸟生息之态，感悟自然生灵‘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的自由畅快。”
绘画中的诗意叙事 代表了“逸品”的当代回归
“安逸”既是一种舒适状态，也是一种身心格调乃至于精神境界。吴永强说，“安逸”之“逸”曾经作为中国诗书画的最高品类受到推崇，称为“逸品”或者“逸格”。中唐的皎然在《诗式》中始列“逸”为第二位；其后，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在“神”“妙”“能”三品之外增加“逸品”；到北宋初年，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里最终把“逸格”置于“神”“妙”“能”诸格之上，到这时，“逸格”便上升为中国画的最高境界。这反映了唐五代以来绘画艺术发展的新趋势，也预告了两宋以后以文人画为准则的中国古典艺术精神的形成。而益州的中心在蜀汉，益州的治所在成都。这似乎告诉我们，从文化地理的角度看，中国画的美学精神与四川的“安逸”文化有曲折的渊源关系。
“青城坐雨乾坤大，入蜀方知画意浓。”这是黄宾虹游历蜀中山水后发出的赞叹，就好像在说，蜀中山水本身即为“逸品”，引得画家“逸兴遄飞”。吴永强提到，蜀中山水风物不仅影响了黄宾虹，还影响了傅抱石、关山月等名家。在这片天人合一、物我和谐的土地上，最能生出诗情画意，“所以，安逸对川人而言，不是懒散无为，而是自由自在，是平凡人生对不平凡的发现和体验。这是一种文化态度，四川绘画表达了这种文化态度。”
顺着历史长河下行，吴永强再次提到四川当代绘画。他认为，上个世纪80年代以罗中立为代表开启的乡土画风，代表了四川美术向着其固有文化态度的一次回归，以此形成转折性影响，赋予了四川当代绘画一个重要特色，即“诗性叙事”，体现为接地气的题材，去圣化的面貌和诗意化的品格。它感悟日常，亲近生活，放飞自我；它因脚踏实地而“安”，因放飞梦想而“逸”。
在中国画方面，花鸟画自不必说，四川山水画从小景中见大气象，四川人物画从细微出见真精神。在西画方面，眼前一花一草、身边一景一物，都能引起艺术家诗意的怀想，例如，何多苓的《杂花写生》系列、周春芽的《绿狗系列》《桃花系列》《园林系列》等，无不从身边的事物画起，但又无不逸兴致远，诗心泄露，堪称当代的“逸品”。
“‘逸品’之能成为一种美学境界，在于它所表征的不仅是诗意，还有人生的哲理。”吴永强指出，四川当代绘画所习用的题材虽然是自然界和画家身边的微观事物，但实际上指涉的是人的生活，平平凡凡却值得一过的生活。“这就是‘安逸’的真谛，就像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描绘的那样，西西弗斯推石上山，明知人生有限，结局徒劳，但还是要奋力推动。因此加缪说：‘真正的救赎，并不是厮杀后的胜利，而是能在苦难之中找到生的力量和心的安宁。西西弗斯的石头，是悲惨的源泉，也是重获幸福的踏板。……人一定要想象西西弗斯的快乐……因为向着高处挣扎本身足以填满一个人的心灵。’”我们因这样的人生而安，因这样的人生而兴味盎然，因为我们在生活、劳作的行动过程中发现了人生的意义。吴永强说，“这就是四川‘安逸’文化的真正内蕴，内中是东方人达观的智慧和阳光的心情，而四川绘画典型地诠释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