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边钰

在文学上开创了意义非凡的《子虚赋》《上林赋》，司马相如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还是汉代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他曾两度奉使西南地区，对朝廷妥善处理与西南少数民族(史称“西南夷”)的关系，解决好蜀地社会治理、发展交通边贸等棘手问题，作出了特殊贡献。他在经学，尤其是语言学(古代称之为“小学”)、诸子学、历史学、博物学等领域，卓有建树，“中华琴学史”也据说有他的一席之地。

8月31日晚，由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和四川省图书馆承办的“名人大讲堂”在四川省图书馆开讲。这一期，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四川省司马相如研究会会长李大明现身讲堂，将司马相如的传奇人生和非常功业娓娓道来。

“凤求凰”上演千年爱情佳话

“司马相如说自己‘蜀郡成都人’，但是他究竟是不是‘资格’的成都人;他的故里、或最早的居住地究竟在哪里?风流千古的‘凤求凰’故事是否烂尾?他和一代盛世之君汉武帝的君臣遇合是什么状况?”当晚七点半，“名人大讲堂”开讲后，李大明的三个问句，一下抓住了听众的好奇。

作为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司马相如除了为人津津乐道的爱情故事，还留下了不少流传千古的佳事。那这位传奇人物的故里在哪里?李大明说，经考证，司马相如生于今南充市蓬安县，长于成都。从这点来看，司马相如也可以说是一名蓉漂，最终落户在成都。

这位才子的一生中，从不缺少传奇。其中，为大众最为乐道的莫过于他和卓文君的“凤求凰”爱情故事。司马相如曾自序自己的风流韵事，并无半点扭捏隐讳。在李大明看来，他和卓文君都没有所谓的“道德礼教”上的约束，而是大胆勇敢地追求爱情婚姻上的自由自主。这一点，即使放到现在，也颇有现实意义。不过，这一场“才子配佳人”得故事却遭到后人的非议。历代的评论，大体上分为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是肯定他们追求婚姻的自主;另一种是批评司马相如追求卓文君是“文人无行”的典型。

李大明认为，后者的评价值得商榷。“因为在中国古代，礼教的约束力总体而言是越到后来的朝代越来越强大。后人对司马相如追求卓文君所作的‘污名化’，多半是出于道德苛求或道德批判。”从这点出发，李大明提到，这也使得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后面还有一些“添加”。比如，历史上就有人编造了司马相如欲纳妾，而“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的故事。

对此，李大明强调，“今从诗中来看，‘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多少还算靠谱。但是‘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就与史传记载的故事内容不合!”

司马相如与汉武帝的君臣遇合始于文学

汉武帝7岁为皇太子，16岁即帝位，比司马相如小30多岁，按照当下的话来讲，也是一名标准的“文学青年”，而且修养极深。两人的君臣相遇，自然离不开文学。当武汉帝读《子虚赋》时，因为不知作者是谁，所以遗憾地叹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事也凑巧，给汉武帝养宠物的杨得意是司马相如的同乡，汇报了情况以后，司马相如遂得以召见，并新作《天子游猎赋》(后来被人称为《上林赋》)献奏，使得龙心大悦，也由此缔造了一段君臣佳话。

李大明说，司马相如和汉武帝的君臣遇合，是有始有终的，甚至可以说是善始善终。这并非空谈，在汉武帝心里，司马相如不但是旷世难遇的才子、文豪，还是难得的功臣、良臣，是做了“非常之事”、建立了“非常之功”的“非常之人”。所以，他很注意“善待”司马相如。比如，他曾派司马相如两次出使西南。得知司马相如病重，汉武帝派人去“悉取其书”，从这一举动可以看见司马相如在他心中的份量。众所周知，司马相如对汉武帝时期礼乐制度的建立，也作出了特殊贡献，他的遗作《封禅文》就是建立这一礼乐制度的“总纲”。后来武帝封禅，也是落实司马相如遗作《封禅文》的论证和设计。在司马相如去世12年后，汉武帝的《求贤诏》还引述司马相如的话，以能建“非常之功”的“非常之人”作为贤才的标准。可惜的是，在汉武帝看来，此时他的身边已经没有像司马相如那样的“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而“立功名”的“非常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