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城》作者 苏丹

成博 四川在线记者 肖姗姗

国庆期间，成都文化活动不断。10月4日下午，“工业乐园里的青春——《闹城》新书推荐会”在方所成都店举行，该书作者、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苏丹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以及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诸多思考，与读者进行了分享与互动。

据苏丹介绍，该书的创作缘起于2017年五一假期，他在来成都的途中，被朋友告知抚养他至两岁的奶妈在当年病逝。“发酵了三四十年的情感，从那一刻开始迸发。”

成长：大工厂里的少年时代

新书推荐会一开始，苏丹告诉读者，《闹城》一书内容的时间跨度从1966年持续至1984年，记载了他从生命萌发到进入大学前，在故乡太原的所见所闻。之所以起名“闹城”，首先是太原作为我国北方工业重镇的喧嚣，但同时，“闹”在太原当地方言中，是使用最广泛的一个动词，可以表达闹工业、城市化，以至于折腾等丰富的含义。

“在1949年后，太原就从一座工商业城市和历史上的军事战略要地，转变成了工业重镇，”苏丹说，他的父亲也是作为机械设计方面的技术人员，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太原的。

“那时的工厂，为了防治特务搞破坏，都建有高高的围墙，轻易是进不去的，”苏丹向读者们还原了他幼时在工厂中的生活环境，“但当时工厂的每个车间都有澡堂，孩子们就打着洗澡的名义，到工厂里去玩。”在苏丹看来，澡堂作为工业文明的副产品，客观上成为了工业带给人们崭新生活的一种象征。“我们在工厂里爬烟囱、跳墙，在工厂的晾水池里学游泳，每年都会有孩子在晾水池里淹死。

洗完澡回家时，孩子们的口袋里总是装满了各种工业副产品，还有小孩把工厂里的电线顺出来卖钱。”

苏丹还记得，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他曾在工厂的废铁库里捡到过手雷，也曾经用车间生产的高射炮弹壳自制过炸药，“那时父母每天都很忙，直到看了我的书之后，他们才知道我小时候玩过这么多危险的游戏，并且对这样的童年感到后怕。”

工业区里的童年就在这些常人难以接触到的危险游戏中一天天消磨。而一天天消磨掉的，还有苏丹对工业区生活的乐趣。苏丹觉得自己和很多工业区小孩接班又下岗的生命轨迹出现偏离，发生在1980年。在此前一年，一个小时候的玩伴考上了太原的一所大学，回家后他告诉苏丹，自己暑假要去重庆参加全国排球联赛，之后还会去游三峡。外面世界的精彩，以这样的方式向苏丹发出了召唤。

而同时期上映的日本电影《我的老师》，则向苏丹展现了一个有爱的学校、家庭与社区，与眼前经常打架斗殴的工业区形成鲜明对比。“在我小时候的社区里，没有感受过柔软的东西。这种强烈的冲击，使我花了一个月时间都很难从中挣脱出来。”

新书推荐会海报

反思：我们的工业化缺失“柔软”的一面

工作之后，苏丹曾先后到过德国的鲁尔区、法国的里昂，以及意大利的米兰等欧洲曾经的重工业基地。“走在米兰的工业区时，那里厂房和居民区水乳交融的空间形态、机油的味道、大树的生长形态等，都令我想起曾经生活过的太原工业区，”苏丹说，但他发现，这些生活在欧洲工业区的人在精神上安定而自足，与他自己成长的工业区中的人们形成明显的对比，“我们的工业化与他们比起来，似乎缺一点什么。”苏丹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缺失的部分，称之为工业“柔软”的一面。

“我们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强调工业对国家的作用，是为了迅速增强国防力量而建立起来的重工业，忽视了发挥工业在个人生活品质提升方面的作用。”据他回忆，他幼时虽然生活在工业区里，但人们的日常生活却很粗糙，“重工业的粗犷、铁血，导致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的人，在性格上也缺乏‘柔软’。”

苏丹对一位曾经的邻居印象尤为深刻，“我曾亲眼看到他被他的父亲一脚提出十来米，也曾见过他的父亲用砖头去打他。后来，这个小孩在长到二十几岁时患上了癌症，他临终时想要父亲抱抱他，但这个愿望直到他去世也没能实现。”苏丹看来，这就是长期受重工业熏陶的一代人，因粗犷、铁血的工业文化而缺失柔软一面的例证。

与此同时，苏丹也注意到了工业时代积极的一面。在新书推荐会上，他以自己生活过的工业区举例，“在那个时代，国家从五湖四海调配人员和物资。我们当时的厂区，把工人和家属算上，有2万人左右，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使工厂里的社区文化非常多元。在这种多元的社区文化中成长，使我们这一代人受益无穷。”据苏丹介绍，和他一起在工业区长大的小孩中，有的成了声乐领域的大家，有的在播音、器乐、绘画等方面也有突出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