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薛维睿
“没有人曾做过这样的尝试，我觉得我到了可以玩一玩的年纪了。”2020年，陈传兴出版了凝结着他40年思想精粹的精神自传《岸萤》。同时，他拍摄的叶嘉莹先生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以及同名图书也在上映和发行。
很多人认为，《掬水月在水》是一部有门槛的纪录片。影片中有大量的中国古典诗词，个人经历背后的时代变迁，空镜中的古代壁画、石刻碑文和器皿文物，以及叶嘉莹的吟诵和日本音乐大师佐藤聪明的日本雅乐。但相比起来，陈传兴的《岸萤》的门槛似乎更高。这本书包含了回忆录、思想史、电影述评、摄影评论、精神自传与诗性语言于一体，语言绵密，思维跳跃，甚至内页设计和封面装帧，都是为呈现底片还原的过程而设计。
“讲的话没人听得懂，写的书没人看得懂。”一直以来，陈传兴的写作给人晦涩含混的印象。《岸萤》延续了这样的风格。欣赏它的人说，这本书从封面就传达了艺术气息。不明白它的人认为，这本书读了很好睡。
陈传兴将《岸萤》称作一个迷宫。“读这本书会迷路，找不到出口。”他并不避讳外界的评价，自己调侃道，“这本书很特殊，它是一剂安眠药，睡不着的话翻一翻，一下子就睡着了。”
《岸萤》的宣传语写着，这是“一本需要读六遍的书。”但陈传兴在采访中说，“我一直都建议大家，这本书可读可不读，你如果很痛恨它，把它撕掉也没关系。”
比《掬水月在手》门槛更高
记者：在《掬水月在手》的成都映后会上，您说这是关于叶嘉莹先生的《百年孤寂》。为什么以“百年孤寂”形容？
陈传兴：我借用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寂》（另译“百年孤独”）。叶先生走过百年中国，我觉得是中国版女性的《百年孤寂》。她百年来的命运，不止有苦难、挑战和转折，也有非常传奇性的地方，她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传奇。
记者：《掬水月在手》全片120分钟，但拍摄过程中积累大量的访谈素材，以及许多珍贵的影像资料，如何从浩瀚的素材中进行选择？
陈传兴：我在前期阅读了大量的材料，包括叶先生的传记和很多诗词著作，在拍摄前有了一个基本框架，找到了访谈以及剪辑的方向。最后拍完的素材大概有100万字，所以体量是非常庞大的。进入剪辑的时候，我把自己关在旅馆五六天，重新把素材整理了一遍，对照此前的设想和拍摄中的笔记，理出了一个大概的剪辑剧本。中间会陆续给陆先生看，再经过反复的讨论修改，前后经过两个多月。
记者：叶先生提出了什么意见吗？
陈传兴：有很多，她看了两三次，有她觉得不太好的地方，或者有需要补充的内容。这不止是纪录叶先生的影片，也是一部向叶先生致敬的电影，所以势必要尊重她的种种看法。
记者：除了《掬水月在手》的同名图书，您的《岸萤》也在同时期出版，您自己将这本书称作是迷宫。
陈传兴：这本书基本可以称作是一个迷宫，读这本书会迷路，找不到出口。其实这本书还有特殊之处，它是安眠药，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翻一翻，然后一下就睡着了。另外我还建议过，这本书可读可不读。你若觉得痛恨它，把它撕掉都没关系。
记者：很多人评价说《掬水月在水》门槛很高，但阅读《岸萤》似乎更有难度。
陈传兴：《岸萤》真是高难度的。认为《掬水月在手》门槛高，因为需要懂中国古诗词，要了解历史背景，还要知道其中的器物和文物，然后整个电影节奏也很缓慢。从这个方面来说，《岸萤》的确比《掬水月在手》更复杂，语言文字绵密，充满高度实验性。不过，它们性质完全不同，《掬水月在手》是关于叶先生的传记纪录片，《岸萤》基本上是我个人在法国的生活。一个是红色的莲花，一个是黑暗的黑夜。两本书很巧合在同时间出版。
书写的“内战”
记者：《岸萤》被称为思想实验性的作品，为什么想要做这样的尝试？
陈传兴：没有人曾经这样做过这样的尝试，而我差不多到了可以玩一玩的年纪。在这本书里，一个章节和一个章节之间，彼此互相矛盾或者溶解，这种不合理的文本语言，我称之为书写的“内战”，也像是黑夜河岸旁飞舞的萤火，灵光闪闪。
记者：《岸萤》的阅读是困难的，您的书写过程也是艰难的吗？
陈传兴：很多人觉得这本书写得很压抑，可能是我花了几年时间写的。其实我五个月就写完了，那是很密集的五个月，每天写八个小时以上，同一时间我还在做《掬水月在手》的后期制作。那五个月基本处于很疯狂的状态，我把一支钢笔尖都写岔开来。
记者：您说《掬水月在手》里藏着您的“私心”，希望可以寻找一种中国式的电影叙述美学。在《岸萤》里您则写道，“不要期待他会赠予意义和阅读的愉悦，也无诠释境界在远方开展的期望。”那在《岸萤》里的这种尝试，您期待寻找或传达的是什么？
陈传兴：我并没有要传达这样的写作方式，应当说这只是我生命到了一个阶段的作品。就像是一座火山，到了一定阶段，因为某些内外变动会奔涌而出。这本书跨类型、跨文类、跨思想，在多个领域之间穿梭跳跃，而且不按常理出牌。这样类型的书写在国内少见，我不晓得阅读者会如何回应。所以，就等吧。
有点像打电玩
记者：那您认为《岸萤》的受众会是哪些人？
陈传兴：因人而异，基本上会是三类人。书中有一部分是影像和文字的对照，影像来自我去年在上海龙美术馆举办的摄影展《萤与日》，对摄影或者对我过去摄影展感兴趣的人，可能会喜欢这部分对摄影的论述。喜欢文学的读者，会关注其中对于福楼拜、孟德斯鸠的文学作品的理解。除此以外，做哲学的人会看，里面有大量很复杂很困难的学术论述，这些让人看不下去的硬邦邦的哲学理论，或许会吸引那些想要挑战高度的人。我也很期待看看国内读者的反应。
记者：您之前说过，您的东西不是写给这个时代的人看的，是跟过去几百年几千年的人对话，写给未来六十年或一百年的人看。
陈传兴：就像卡尔维诺说，写给下一个世纪。基本上算是一个等待，一种要求。因为这种阅读需要有一些知识的储备，来帮助进入这本书，就像出去旅行需要准备足够的粮食。这本书是一个可怕的森林，你要进去之前要做好准备，带上粮食和武器，走进迷宫会碰到怪物，有点像打电玩。
记者：在上世纪 70 年代，您留学法国，亲历了巴黎最后的黄金时代，《岸萤》里也回溯了您在1976年到1980年的留法生活。那个时期在哲学、艺术、影像方面广泛涉猎，当时您处于怎样的状态？
陈传兴：那个时候是24小时当48小时来用。简单来说，就是知识的狂欢，整天都在开知识的party。但只有那个时代在那个地方，才能有这样的状态。那是百年难得一遇的时期，除了当时各个学科领域的大师人物，还有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聚集而来。我甚至可以想象，在希腊雅典去上亚里士多德或柏拉图的课的那种乐趣。
后来经历“诸神的黄昏”，大师一个个逐渐凋零，在哀悼和感伤后，我也会想，会不会有新一代的思想大师出现。但大家心里都知道，在一个城市的某个时期汇聚如此多精英，是百年不可再遇的盛况。我算是很幸运，能碰上那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