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峻 冰
毋庸置疑，全球化与“互联网+”时代的世界，既是一个村落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自2019至2020年之交以来，截至2020年11月4日，蔓延大半年的新冠病毒已致全球4800多万人感染，120多万人罹难。显然，人类正经历二战后最大灾难的洗礼。鉴于病毒变异较快，疫苗研制较慢，而生活还得继续，故基于做好防护措施的前提，有限制复工、复产亦是人类生存所需。在某种意义上，防疫、抗疫已成人类工作的一部分，出门佩戴口罩、保持公共场合社交距离亦成人类生活常态。在后疫情时代，与防疫、抗疫有关的文艺抑或书写疫后人类生活的文艺（诗歌、散文、小说、非虚构文学、时评、专业理论评论、微电影、短视频、电影、电视剧等），立足有益于大众身心健康、国族发展进步及人类团结协作的实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艺创作呼唤浪漫现实主义。
浪漫现实主义自有中华文化基因
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作为世界文艺发展史上的两大思潮标识着区别较大的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现实主义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诗学》对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艺术摹仿自然”说的继承和发展，而19世纪法国兴起的现实主义文艺运动则将亚氏以来的“摹仿说”发展为客观看待现实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注重细节真实、客观描写和典型形象塑造，关注人性善恶并对社会现实问题予以揭示。恩格斯在1888年4月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曾说：现实主义“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浪漫主义形成于18、19世纪之交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文艺运动，它以与启蒙运动截然不同的非理性观念反映客观现实，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多用热情洋溢的语言、瑰丽奇妙的想象和超现实的手法刻画性格，抒发对理想未来的热烈追求，强调“摹仿”与“自然”有别及内在与外在、自然与思想、内容与形式的不可分离。
诚然，中国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艺传统乃是在近代西方文艺思潮涌入后方得以系统确立、发展的，但中华古典哲学、文学的土壤则早已孕育其文化基因。老子《道德经》、庄子《逍遥游》及屈原所著《离骚》等以主观心灵诗学对一种无比自由的人格精神状态的描述，使其臻于古典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而历经礼崩乐坏、诸侯争霸、战争连绵后的孔子所修《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所编《论语》及后继者孟子所著《孟子》等，则以积极入世和关怀现实的思想对国族民生给予忧思与同情，而这也促成孔孟等儒家哲学经典对中华民族性格及文化心理结构的强力渗透和影响。儒、道间的抵牾融合与盈虚消长，以既矛盾复杂又新奇微妙的文化张力铸就极具东方特色的中国风格，而此对后世浪漫现实主义文艺传统的形成、发展又具根本的影响。事实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融合互衬在中国唐代诗歌中已具雏形，并见出浪漫现实主义新颖创作之法的崇高感和艺术美。
中国浪漫现实主义文艺传统历久弥新
鲁迅1908年发表的论文《摩罗诗力说》可谓最早对西方浪漫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引入：对富于反抗精神的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垂范，对中国“精神界之战士”的呼唤，彰显了浪漫主义的战斗勇气、反抗精神和“人国”重任。茅盾1920年发表的《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则可看作中国“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较为系统的介绍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论。之后二、三十年代鲁迅的《呐喊》《彷徨》与矛盾的《子夜》《春蚕》等则以寓言戏仿或史诗书写表达了对现实主义的敬意；而郁达夫的《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与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野祭》则以“有情的写实”或“写实”与“浪漫”的交融进行了于现实主义的基底上植入浪漫主义抒写的尝试。1940年代，国统区文学显明地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而同时期的解放区文学则更多地呈现出浪漫主义倾向，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等，或偏重于革命的现实主义，或偏重于革命的浪漫主义，或尝试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之于电影，郑正秋、张石川等国产电影的开拓者于1920年代所拍摄的一些影片也已流露出现实主义的某种倾向。而1930年代夏衍、司徒慧敏等领导的左翼电影运动则确立了电影创作的现实主义方向：关注严酷社会现实，揭示时代变革中的人道精神。这催生了以《小玩意》《神女》《渔光曲》《桃李劫》《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为代表的1930年代中国电影第一个现实主义兴盛期的到来。而《小玩意》《渔光曲》《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又以匠心独运的抒情风格、洞察深远的哲理之思、感人至深的悲情氛围与悲喜交织的美学形态进行了浪漫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电影上的最初尝试。
无疑，中国浪漫现实主义文艺传统的真正确立虽是西方文艺思潮滋养的结果，但在精神内涵与美学思维上则更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思想内核和审美逻辑相契合。毛泽东1958年根据新诗“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的精神所提“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于1960年召开的中国文艺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全国文艺创作的指导方法。这要求文艺创作应把客观现实与革命理想、求实精神与革命气概、革命实践与历史趋向有机结合,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辩证统一。自此，一大批具有国族关怀、样式探索、风格创新的优秀浪漫现实主义文艺作品纷纷涌现，历久弥新。
呼唤浪漫现实主义文艺的当代书写
中国浪漫现实主义创作成功的当代实践（如电影《战狼2》《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等）已再次证明：浪漫现实主义传统创作方法在促进文艺样式类型探索，增强文艺语言的创造力和表现力，创新文艺美学风格，平衡文艺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进而实现文艺的现实启迪性和娱乐观赏性的有机融合，乃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等向度上都具有现实紧迫性和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而题材开拓、思想呈现（尤其是歌颂真善美、歌唱祖国、礼赞英雄等）、现实观照、语言修辞、美学风格等诸方面恰是当下中国文艺作品的软肋，故亟需浪漫现实主义传统的当代呈现来浸润滋养继而发扬光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无疑，我国当下文艺创作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品。但毋庸讳言，其中也出现了不少平庸之作。一些与疫情有关的文艺创作可谓是带着有色眼镜的、不负责任的，甚而是偏执的、劣质的。深究其因，缺少关注现实的美学精神和思考生活的浪漫想象，进而使文艺成为极端正确的“观念的传声筒”、“一次性舞台作品”，或缺少国族意识、家国情怀，进而使自我创作成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困难不见奋斗、只见个体不见集体、只见歪风不见正气、只见批评不见褒扬、只见境外歪理邪说不见国内事实报道等）的“狭隘咏叹调”，甚至成为境外反华势力无端抹黑中国的“为敌递刀”之作，实是其病根。显然，这是不唯物、不辨正，也是不公平、不人道的。鉴此，我们呼唤中国当代文艺基于浪漫现实主义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这就需要广大文艺作者将审美眼光投向现实世界和大众生活，用现实主义精神去关注内外世界，深入思考当前防疫、抗疫与后疫情时代复工、复产、复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继而思考历经疫情灾难，今后应总结的经验教训及国计民生中需要加以升级、完善的问题，以及文艺创作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进步、民族复兴的问题等，并从中发掘正能量的题材和汲取有益的思想营养，进而刻画出现实典型性和艺术感染力兼具的丰满鲜活的人物形象（逆行的医护工作者、忘我的人民子弟兵、无私奉献的共产党员、关心民众疾苦的国家公仆、勇于与灾难抗争的平凡英雄、深明大义的普通百姓等）；同时在语言修辞、结构形式的艺术表达力和创新性上不断突破，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不屈于艰险，不畏于强敌，不屑于污蔑，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艺术抒写来彰显中华优良传统、英雄美德、真善美品格、崇高人性和历史文化魅力，从而创作出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展现华夏子孙博大人道关爱胸怀，高扬守望相助、和衷共济、共克时艰之精神意识，思想性、艺术性有机统一的优秀文艺作品来。
（作者系四川大学教授，四川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