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良工作照
艺术实践：“合中西于一冶”
潘玉良曾沦落社会底层，过往经历如影随形地压迫着她。尽管艺术水平有目共睹，也受到众多名流大家的推崇，但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仍有许多对她作品以外的恶意中伤。
潘玉良入学登记照
世俗的压力如跗骨之蛆，唯有艺术是她寻找身份认同和确立自我尊严的途径。1937年，潘玉良再次出走海外。
次年，潘玉良定居巴黎蒙帕纳斯。从1910年至二战，毕加索、马蒂斯、夏加、莫迪里阿尼、米罗、布朗库西等现代艺术家都曾汇聚于此。从立体主义、抽象派到超现实主义，各种新理念和新流派在这里层出不穷，带给潘玉良无限的创作灵感。
旅居海外四十年，崭新的环境和氛围，影响了她的绘画风格，拓宽了她艺术实践的主题，也同时带来她作为女性在社会和生活中更多的可能。
通过“她眼中的世界”，展览展出潘玉良一系列写生作品。在法国四处游历，她不常关心巴黎的宏伟建筑，喜欢画巴黎街头的浪漫约会，树荫下的姐妹聚会，海边的野餐和日光浴，这些画色彩饱满，构图和谐，作品的基调皆简洁而明快。
花卉也是潘玉良重要的绘画主题，在花卉作品中她展现了作为女性细腻温柔的一面。《白牡丹》是其中很受欢迎的一幅作品。潘玉良涉猎多种艺术形式，也创作过水彩画，这幅画呈现了水彩画般的通透轻盈，光线照耀下白牡丹的柔美而娇艳。
潘玉良的艺术实践广泛，并不拘泥于某种流派或风格，涉及油画、彩墨、白描、素描、雕塑、版画等多种形式。刘海粟曾在她回国时指出，她的作品有过于自然主义的倾向。这使得潘玉良开始学习中国绘画，并逐渐将国画传统的线描融入到优化创作中，并最终提出“合中西于一冶，必及由古人中求我，非一从古人而忘我”的艺术主张。
潘玉良将中国画的线描方法与西方绘画的造型方法相结合，恰好符合陈独秀所提倡的“以写实主义入中国画”的观点，被他赞为“新白描”。这种线描带有中国书法的韵味，通过笔致的轻重缓急，表现人体结构，因其刚劲有力，对画面构成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故得名“玉良铁线”。肖飞舸说，这次展览特意以一个独立单元展现她的多元艺术探索，其中一些作品是在国内首次展出。
旅居法国的四十年里，潘玉良多次举办展览，收获无数荣誉，多件作品被巴黎现代美术馆、塞努西博物馆等机构收藏。然而，回不去的故乡一直是她心中的隐痛，也成为她最重要的创作灵感和驱动力。到了后期，或许是对故土眷恋所激发的民族审美意识，愈发强化了她“合中西于一冶”的艺术风格。
她开始尝试彩墨画，试图将学院派写实精神运用在以线造型的中国水墨画之中，走出一条中西融合之路。1961年的《梳妆女》，是潘玉良彩墨画的成熟之作。画面描绘一位女孩正慢慢进行梳妆，呈现出类似于浮世绘平面化、装饰化的特征，而“梳妆”的主题也是中国文化中女性独有的情思的映照。
1942年的《野菊花与线装书》里，画面主体是瓶中白菊，右侧放着中式线装书和烟斗。早年寓居上海时，潘玉良和丈夫潘赞化爱种白菊花，画中的烟斗或许也寄予她对丈夫的思念。潘玉良常以故乡的风物为创作对象，这幅画一直被看做是她对亲人和故乡生活的怀念。
旅法期间，潘玉良始终坚持不结婚、不改国籍、不与画廊签订协议的“三不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巴黎沦陷后，中国也面临战争危机，潘玉良义卖画作，捐款救国；创作《屠杀》等作品揭露法西斯罪行；并通过公开演讲等实际行动为国家民族奔走呐喊。
晚年的潘玉良愈发渴望回国，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写下诗句“何时飞故里，不做寄篱人”。1977年，82岁的潘玉良病逝于巴黎，身着中国旗袍被安葬于蒙帕纳斯墓地。视艺术为生命的她，托友人将自己4000余件作品运回国内捐赠给博物馆。潘玉良一生囿于身份，寻找自我，在故乡与异乡辗转，终于通过艺术叶落归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