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徐莉莎

在众多科学家中，刘宝珺算是大器晚成的一个。他的助教生涯长达20余年，47岁才被评为讲师，知天命之年才晋升为教授。

他在冷门学科沉寂20余年，最终将冷灶烧热，并成为中国沉积学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他是我国首届沉积学成就奖获得者，曾获被喻为“地学奥林匹克金奖”的斯潘迪亚罗夫奖，成为首个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

他的一生中，至少三分之二的时光停驻在四川，学术上开花结果、培育后生是在四川；他奔走疾呼，护水保矿，也在守护四川的山山水水。

今年9月13日，这位著名地质学家、沉积学家、中科院院士将迎来90岁生日。近日，记者走进他的家，与他探讨关于“沉寂”与“沉积”的话题。

2008年，刘宝珺介绍斯潘迪亚罗夫奖。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立春时节，刘宝珺的屋内，暖意融融。老人畏寒，冬天离不开暖气。环顾四周，最让记者好奇的，是随处可见的过去几十年他从野外收集的稀有矿石。

因为腿部静脉曲张无法过多行走，这位年轻时曾踏遍四川山山水水的老人，现在只能通过这些矿石，回忆过往野外考察的时光。

1958年10月，27岁的北京地质学院助教刘宝珺背上行囊，从华北平原远赴千里外的成都地质学院。

出生于津门大户的书香世家，让刘宝珺自小接受了良好的中西融合教育，在书法、文学、京剧、绘画、体育、外文的方面都有涉猎。1950年，得知新中国发展需要地质人才，他毅然放弃保送燕京大学的机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先后师从冯景兰、宋叔和、池际尚、王嘉荫等地质大家，在理论研究和野外实践方面均打下了坚实基础。

远赴西南他的行囊不多，内心的包袱却很沉重。根据组织安排，他们夫妻俩一人分配到成都，一人前往南京地质学院任教，刚满2岁的儿子则被寄养在天津，一家三口天各一方。

刚到成都，还来不及停留，就直奔南充投入夺油的“川中会战”当中。

随后，刘宝珺重返校园，担纲沉积岩石学课程的讲授。

沉积学原是地层学的一部分，上世纪50年代在国内外还是个冷门。既无高深理论，又无先进技术手段，甚至分类方案都难以自圆其说。“缺乏理论支撑和逻辑体系，始终像一个揉面揉得不劲道的馍，怎么嚼也不香。”站上讲台的刘宝珺遭遇系列难题。

直到他在现实需求和沉积学研究中找到结合点。

从地质学角度来讲，地壳上的沉积岩就是石油诞生的母体。换言之，要想发现石油，就必须了解石油的“沧海桑田”，就必须掌握沉积岩这门课程，研究沉积岩具体是怎样从古代湖泊、河流、海洋中产生的。

新中国建设需要油气资源。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在西北、西南、东北、华北及东北地区找到了256个可能储油的构造。以此为驱动，刘宝珺找到了兴趣和切入点。

进入上世纪60年代，国际沉积岩石学取得了革命性进展。物理化学原理和方法的引入，使该领域有了系统的理论和方法。随着深海钻探计划和板块构造学说的崛起，沉积学进入了黄金时代。这期间，刘宝珺发表了多篇论文，他铆足了劲儿，废寝忘食翻译大量文献，如饥似渴地“补课”，为他将沉积动力学原理引入沉积学研究和沉积相分析奠定了基础。

1971年底，刘宝珺成为“云南滇中含铜砂岩铜矿科研队”的一员，赴云南野外开展工作。凭借多年理论研究和野外考察经验，刘宝珺等人提出，这是由古代河流相沉积产生。

砂岩铜矿形成于古代湖泊相的沉积环境——这在当时是板上钉钉的“三板斧”理论之一。推翻既有理论的观点，一时间引发争议。

但是刘宝珺团队通过实验室模拟研究、野外实践，成功解释了成矿古环境的沉积相。1974年，生产单位通过钻探验证，在指定位置达到了4米厚的矿体，验证了刘宝珺团队的理论，结束了“河湖之争”。以此为起点的研究成果在全国科技大会上获奖，这也成为刘宝珺为我国沉积学事业做出贡献的标志性起点。

1984年10月，刘宝珺（前中）在四川兴文做碳酸盐风暴岩考察。

在投身沉积学前沿理论研究的同时，刘宝珺也走遍了四川的山山水水，从盐边到兴文，从峨眉山到西岭雪山……慢慢地，吃川菜、喝川茶，也成为这位“津门青年”的新爱好。

1991年底，刘宝珺高票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提出的“沉积期后分异与成矿作用”理论，把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推进到国际领先行列。他提出的“资源能源相控理论”被收录《中国百项地质调查理论》。

在青藏高原，刘宝珺做出了关于珠穆朗玛峰地区侏罗纪沉积相、古地理和板块运动及遗迹化石等丰硕成果。他运用流体力学，结合沉积学研究创造性地在我国发现了罕见的“碳酸盐风暴岩”，还开创了我国采用全球地质事件观点研究成矿作用的先河。

他主编的《沉积岩石学》成为中国地质沉积学的开拓性专著，对我国地质、石油、煤田、冶金等行业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至今仍是沉积学人才培养的经典教材之一。

他牵头完成的我国南方迄今最为系统详尽的岩相古地理图集，世所罕见，被国外学者誉为岩相古地理研究领域的“圣经”，至今无可取代。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他引导国内沉积地质工作者把全球变化的研究放在重要位置，成为我国深度参与国际有关全球沉积地质研究工作的执牛耳者。

1986年，刘宝珺（右）在澳大利亚西海岸勘察生物碎屑滩。

“不管你搞哪门科学，都要归结到国家和社会的总体发展上来。”他心存国脉与民瘼，采访中总是重复着这句话。

他也是这样做的。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一时间，对余震的恐惧让市民终日惶惶不安。时年77岁的刘宝珺在震后来到灾区勘探搜集情况。

结合地质科研经验和对成都平原地质构造的认识，6月13日，他在一个论坛中提出，成都所在的扬子地台与周边的造山带是完全不同的地质构造单元。扬子地台已经稳定了八九亿年，固结很好，对于成都来说就好像坐在钢盆里一样安全。

会后，在记者的追问下，他指出“由于汶川地震使地壳聚集起来的能量得以释放，因此未来两百年内，成都不会再发生八级以上的大地震。”他的本意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根据地质构造单元的稳定性来看成都的稳定性，有媒体却把“成都两百年不会震”放进了标题，引来了网络上的争议和质疑。不少地质学者先后撰文，为刘宝珺鸣不平。

尽管坊间杂音不绝如缕，他在出席各种会议和接受媒体采访时，继续阐释自己的科学观点。在他的努力下，观点逐渐被国内外学界、官方、民间接受，为安定民心、稳定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为刘宝珺做学术传记《美玉如斯，沉积人生》4年间，成都理工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周图伽成了他的“忘年交”。她说，他是一介书生，但并不书生意气，常为科学真理风骨迭见。他做世界一流学问，转身又可以用大白话为小学生作科普，和蒙顶山上的茶农做十几年的老友。“他的身上杂糅着各种看似不相干的气质，混搭着各种看似矛盾却又难以分野的身份。正是他强大的力量感，才将这些看似矛盾的要素缝合在一个人身上。”

年届九十的刘宝珺，虽然已经不能再赴他喜爱的野外考察，但他会随手携带一部手机。他说，通过手机，他能联系天南海北的旧识，也能为学术事业穿针引线、为后辈铺路搭桥。

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用手指又一次滑动着屏幕，向记者展示自己关注的各种推送消息——这是这位老人，与时代的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