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吴平

作家简介：

柳建伟，河南镇平人，19岁从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毕业后分到四川，在大邑县梁坪山脚下开始业余创作，为巴金文学院签约创作员。至2003年因工作调动离开四川时，柳建伟完成了最重要的几部作品：包括《北方城郭》《突出重围》《英雄时代》在内的“时代三部曲”等作品。其中《英雄时代》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自认四川为第二故乡的柳建伟每年都要故地重游，并密切关注四川作家群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新闻，包括李子柒、丁真等的现象级传播等。

记者：为何说红星路是您作家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柳建伟：1997年，我的首部长篇《北方城郭》在北京召开研讨会时，我仅在《小说选刊》被选载过中篇小说；原本以为开开会说说就行了，没想到研讨会开完不到一周，近2万字的会议纪要就在巴金文学院创研部内部报纸《作家文汇》的头版刊登了，主编是孙建军。这是巴金文学院会员必看的读物，我也由此被更多人知道。随即签约成为巴金文学院的“创作员”。

创作员的身份，使我摆脱了许多年郁积的在文学队伍之外眼巴巴观望的飘零感。（巴金文学院）吴野老师不远五千里，以六十七岁高龄赴京参加《北方城郭》探讨会，让我万分感动。作为创作员和业余作家耕耘数载之后，我才有了部队专业作家的身份。

我发现，当年很多在成都“码字的”都住在大玉林片区，比如，王火、阿来、麦家、党益民，当然还包括我本人；不时与三五好友去玉林的白夜酒吧喝酒畅聊是犒赏自己的一大乐事。而作家的共同“娘家”则是红星路85号的四川省作家协会和巴金文学院。它是文学创作者的集结地、加油站、救济所。红星路、玉林路能否像巴黎塞纳河左岸，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有名的文化地标、文青朝圣地，这是个有趣的设想，也是值得追求的目标。

记者：您觉得为什么红星路能走出这么多茅奖作家？

柳建伟：首先，成都是个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地方。它固然是“耍都”，有各种火锅局、棋牌局、喝茶清谈局，你知道吗，90年代四川全兴队全盛的时候，我还被一些媒体邀请去做甲A的解说嘉宾呢。但是，它的放松不是颓废，它充满对生活的热爱，因此让你保持创造的欲望和能力。

上世纪80~90年代的文化热、文学热当中，全国诗坛据统计有100多个流派，那不是现在随便的什么梨花体、回车体，都是有高级趣味和精神追求的，其中活跃于成都的流派就有一半以上。《星星诗刊》更是全国顶流诗刊，能在上面刊登作品的，就是如今的网红，文青心中的爱豆了。此外，成都的《当代文坛》与北京的《文学评论》、广西的《南方文坛》、东北的《当代作家评论》以及陕西的《小说评论》被称文艺评论五虎将。

此外，红星路是外省作家群的福地，这和成都的包容性，和红星路的文脉传承是分不开的。一个“文化场”的重要性并不逊于个人的努力。

如今，巴金文学院通过举行笔会，邀请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期刊杂志编辑给作家作品“会诊”，通过这一绿色通道，让作家少走弯路。此外，我们那时的创作员制度完善为“签约作家”制度，可以在不脱产的情况下，每年获得一定的写作补贴，年终还按发表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给予一定绩效奖金。

记者：您的茅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写到了小报童、还有毛小妹这位报纸派发员，为什么写他们？

柳建伟：写长篇小说《英雄时代》是为了回报成都作为第二故乡的再造之恩。上世纪90年代的成都，其报业实在发达，红星路汇集了好几家报业巨头，这也使得这个城市到处都是卖报纸的，很难不注意到这些年龄不一的派发员群体。此外，我家不时会聘请一些钟点工来打扫房间、烧饭烧菜，跟他们的交谈中，发现了他们强大的生命力，对毛小妹的塑造，其实是综合了对他们的观察。

下岗的毛小妹家没有赶上城区改造带来的拆旧迁新的福利，同一大杂院的老伯每天去锦江边涮马桶。年富力强的小妹不甘心现状，心态也颇为值得玩味：当意识到自己无缘拆迁时，毛小妹坦然接受了，决定靠自己的劳动住上有卫生间的单元房，每天天不亮就从青石桥报纸批发站带回一大摞报纸，卖完报纸又赶去开面馆。但是，小妹的心气之高也是无法掩饰的，她坚持要丈夫穿着体面，争取入职国企、当经理……

大时代的洪流下，没有一个人不经历波澜。不光是大人物，小人物的奋斗同样启发人，在潮水退去时谁能坦然相见，如何才算不负时代？这是借人物来解自己心中块垒。

记者：为什么您说《英雄时代》有巨大的遗憾？

柳建伟：中国一直有为尊者讳的传统，再加上社会“容错度”不够，读者总忍不住对号入座的解读，在长达几十年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创作中，作者都不用真实的地名、人名，要么用A省、S市代替，要么干脆架空时空。在此时代背景下，这部《英雄时代》也不可避免的带有了当年的痕迹，用西平代替了成都。

但其实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应该让读者有“触摸感”，把地域特点写足写透。我们看国外作家，如司汤达、巴尔扎克等都是把巴黎的街巷、乡村原原本本的呈现出来。国内好的小说家也是如此，鲁迅写活了鲁镇，沈从文的湘西让人欲罢不能，莫言的高密导致了“文学采风旅游线”，还有金宇澄的《繁花》写上海浦西的石库门，让人能将文字与脚下的街巷对应起来。

文学对一个地方的文化形象塑造承担重要责任，如果当时西平写为成都，也许作品和城市两者能更好的互相成就。像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还有赵雷的民谣作品《成都》，使用真实的名字，会让作者和作品都更显真诚，提升观众缘和好感度。反过来，也让作者对作品更加用心，从大的立意到小的细节都要经得住推敲。

记者：热播剧编剧的“川家班”和“浙家班”两分天下的情况下，四川的文学振兴需要继续在哪些方面发力？

柳建伟：的确，据我观察近几年的热播剧的编剧班底主要集中在成都和浙江，比如《伪装者》编剧和小说作者张勇是成都市川剧院国家级编剧，此外，《琅琊榜》《那年花开月正圆》《楚乔传》等的编剧或原作者都是成都女作家；而《甄嬛传》《芈月传》《燕云台》则是出自浙江女作者，其中还有阿耐这样一个高产又高质量的财经作家，《欢乐颂》《大江东去》（电视剧《大江大河》据此改编）《都挺好》就出自她。

与上述有连带关系的是，网络文学也有四川、浙江两分市场的情况。但相比之下，将文学创作影视化、产业化的能力，四川还有不足。四川虽有峨影集团，但新创建的民营影视上市公司一个都没有，而浙江则很多。此外浙江打造了网络文学小镇，入驻作家有包括唐家三少在内的上百个，据说还将举办世界网络文学节。

我建议呢，成都也可以对自己的作家进行整体包装，像当年陕西作家群的“陕军东征”，此外，为文学影视业提供更好的产业政策和发展平台。

我的一生短短几十年，尚且觉得20部长篇都穷尽不了，一个城市、一个伟大的时代应该有伟大的文艺创造，政府应早做准备和研究，作家应立大志向，期待成渝新的“双城记”、城镇化现代化、以及脱贫攻坚等反映本土变迁进程的题材中诞生出影响大的文学影视作品。

图片由巴金文学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