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薛维睿

上世纪80年代，随着研究的深入，考古学家发现“三星伴月”所指的三个土堆，原来是三星堆古城的城墙。这个古蜀国最重要的中心遗址，是一个有着高大城墙的古代国家都城。

20年前，在成都市区西北金沙村，另一个尘封的地下宝库被悄然打开。5平方公里以上的遗址面积里，遍布着人类居住活动的痕迹。从遗址的规模和出土遗物的等级分析，金沙遗址极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落后，在成都平原兴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见证了古蜀王国的衰落和再次兴起。

金沙遗址是否是古蜀国都邑？

三星堆和金沙除了有明显的器类同质化现象，从城址方位和功能分区来看，两座遗址的空间布局也十分相似。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王方说，三星堆和金沙继承了相同的方位系统，无论是城墙、房屋、祭祀高台、祭祀坑还是墓葬，均为西北东南走向。

这一系统不仅源自新石器时代的宝墩文化，与成都平原的山势、水系走向保持一致，能够享受到更多的日照，也是古蜀人认识和顺应大自然的体现。“也许这种方位系统更能够彰显他们对太阳的崇拜，对大自然的顺从，而这种顺应也可能反映出古人对大自然危害的认识和规避。”

从城内功能分区来看，三星堆遗址分为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祭祀区和墓地，而且有数量众多的壕沟，是一座兼具政治、宗教和军事防御功能的城市。金沙遗址也有相似的功能分区，发现了大型建筑区、大型生活居址区、大型祭祀活动场和集中墓地等。

金沙遗址发现20年来，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这里是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不过，三星堆约在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建有城垣，城内在月亮湾、真武宫、仓包包等地还有7道城墙，但金沙遗址迄今并未发现城墙和壕沟，是否两地对“城”的概念发生改变？

对此，学术界仍有不同的看法。王方认为，“这可能代表了成都平原都邑性聚落不同的发展路径。”也许金沙时代对城市军事防御功能的需求降低，也可能因为金沙遗址在汉代以后就变为农田，又位于成都市区，因此已有的城墙已被破坏或消失。

此外，金沙与三星堆城市布局及功能虽有延续，但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异。王方说，这些不同究竟是时代差异，还是时空二维差异，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物证和继续深入探讨。“但从种种迹象看，它们主体文化明显有前后延续的物证可循，因此，我们还是倾向于它们之间具有明显的文化承袭与发展关系。”

古蜀文化的另一个高峰

根据考古分析，金沙遗址最早的遗存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祭祀习俗至少不晚于距今3500年左右，几乎和三星堆遗址作为都邑的时代同时，但金沙遗址物质文明最为辉煌的时代仍是商代晚期至西周。

在此期间，金沙在深受三星堆影响的同时，也在悄然地发生着改变。比较明显的是，两处遗址均出土了石虎、石跪坐人像、石蛇等石雕，雕刻手法和造型比较相似。但相较于金沙遗址出土的石雕，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同类造型器物制作相对简单，工艺技法也较粗糙。

王方说，可以看出，金沙时期继承和沿袭了三星堆石雕的象征意义、艺术风格和造型特点，但制作却更加精致，体现了工艺技术的发展。这说明古蜀的石雕造型艺术在金沙遗址时期走向成熟，并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和艺术个性。

金沙本土玉料的玉器

此外，三星堆和金沙都出土了大量玉质礼器，如玉璋、玉戈、玉琮、玉凿等，都是用于古蜀国重要宗教祭祀活动中的礼仪性用品，具有浓厚的宗教特征和神性色彩。而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能够看到古蜀人继续开拓和创新的痕迹。

三星堆出土的玉环

其中，玉椭圆形饰、玉梯形槽形器、玉镂空饰件、玉镯、多边形器、瓶形器等，都是金沙的特色器物，不见于三星堆和少见于中国其他区域文化。还有一些玉器在三星堆文化中较少，在金沙遗址中却非常盛行，如玉钺、凹刃玉凿等。在制作工艺上，金沙时期的工艺技法也明显更精湛细腻，在继承自三星堆的工艺的基础上，再续发展了圆雕技法及阳刻技法等新工艺。

三星堆玉器开创了成都平原古蜀文化玉器制作的先河，金沙玉器则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从而将古蜀玉器推向又一个高峰。

从三星堆文化到十二桥文化，考古发掘让古蜀文明的脉络逐渐清晰，在解决历史疑问的同时，也提出了更多的问题。王方说，随着三星堆新发现“再醒惊天下”，更多国宝重器的出土，也许会对三星堆文化的发展演变有新的认识。

目前，金沙遗址祭祀区由于文物保护的需要已停止发掘，但从前期考古勘探及发掘情况看，在厚厚的土层中还埋藏着大量的珍贵文物。“目前出土的发现也许还只是‘冰山一角’，在地层之中应该还蕴藏着关于古蜀王国祭祀活动的更多信息。随着这些泥土一层一层的揭露，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惊喜与震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