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成都，我坐在家中写作长篇小说《格萨尔王》，在古代神话世界中徜徉。下午2时28分，世界开始摇晃，抬头看见窗外的群楼摇摇摆摆，吱嘎作响，一些缝隙中还喷吐出股股尘烟。我正在写的这个故事中的神或魔愤怒时，世界也会像人恐惧或挣扎时一样剧烈震颤。我可能花了几秒钟时间判断，这些震颤与摇晃到底是现实还是正控制着我的想象。终于，我确定震动不是来自故事，而是从地板从座椅下涌上来，差点把我摔倒在地上；不是陷入想象世界不能自拔时的幻觉，而是真实的地震。
当时不会意识到这些，只是当摇晃停止，才和儿子冲到楼下，混入惊惶的人群。所有人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通信已瘫痪。想再回家中，楼道已经被封锁。只有坐在街边的车中，静待消息。将近两个小时，通信渐渐恢复，消息慢慢汇聚，大地震，震级八级，受灾范围绵延从南到北：汶川、北川、青川。严重破坏地区超过十万平方公里，大量人员伤亡。当这次大地震的面目初步清晰，已经是黄昏时分。这时交通、电力、通信恢复正常。还是禁止回家。总是装在车上的野营装备派上了用场。在公园支了一个帐篷，打开睡袋，我睡不着。地震震中汶川县映秀镇，在我老家阿坝州的范围，终于打通家里电话。我们那个县那个村也经历了剧烈摇晃，但房没倒，也没有人员伤亡。只有三妹妹带车跑长途，她自己和一车乘客，地震发生那个时段，正在震中附近，妹夫已从成都出发徒步进山去寻找。横竖是睡不着，开着车上了街道。经过一个街心花园，许多人围成一圈，组成一道人体的屏风，佑护一个临盆的孕妇生产。再往前，每一辆献血车前都排起了一条长龙。救灾队伍正在集结开拔。平时喧闹的人群都有种庄严的沉着。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居住的这个城市非常伟大。我把车开到通往都江堰、映秀和汶川的高速路口，整整一夜，管制起来的高速路上各种车辆川流不息。右道上是满载救灾人员和物资的车辆——军队、政府机构的，临时集结的志愿者团队的。左道上从灾区源源驶来各种载着伤员的车辆。我打电话要求参加省青年联合会的志愿者团队。尽管我曾任过这个机构的副主席，尽管负责人是一个老朋友，但被他断然拒绝。他说我身体不行，我说我有一辆八成新的越野车，而且有丰富的山路驾驶经验。我得到的答复还是，这事让我们年轻人干。
天亮了，关于惨重伤亡的消息越来越多，整座城市的气氛就是每个人都觉得必须做点什么。捐款捐物是最起码的选择。那时还在成都工作的麦家打来电话，建议他、我和杨红樱三个四川作家带头发起捐款。他拿出二十万作为首笔捐款，还在韩国访问的杨红樱也在电话里马上认捐二十万。我家在农村，负担多，只能表示心意，捐了五万。由此发起一个基金，用于教育方面。所以如此，是因为那时候最揪人心肺的消息，就是灾区中小学校发生的大面积伤亡。具体怎么做，没有想好。先把钱拿出来再说。当即打电话向阿坝州教育局表达了这个意思，请求在他们那里开个户头，好把捐款汇往这个账户。
震中地段的公路上，飞石与滑坡瞬间埋葬了多少鲜活的生命，我妹妹带的一车乘客，居然毫发未伤。他们弃了车，相互帮扶，半途遇到前去接应的妹夫，他们徒步一个通宵，又一个半天，带领一车乘客，走出余震频发的重灾区，竟然也无一伤亡。不敢私自庆幸，因为那成千上万人的死亡。只是从此相信这个世界上真会出现奇迹。在成都的西门汽车站，见到妹妹和妹夫，我以为我会流泪，但没有。他们也没有流泪，只是以超乎寻常的平静，讲述如何在长夜里穿行几十公里破坏严重险象环生的山路。讲到路上房倒屋塌的老百姓，在露天用大锅煮粥，周济路上逃难的人群。
这下我可以去灾区了。去汶川。
平常，成都到汶川，两个小时车程。现在，近路断绝。绕行的路线是八百公里山路，整整两天。路上，余震不断。我那辆车伴我穿行这些险象环生的山路，至今车身上还有两颗落石砸中的伤痕。一处在风挡玻璃上，一处在引擎盖上，修车时，我特意叮嘱把大伤平复，小伤留下。
在马尔康，在州教育局开了捐款账户。
继续前进，越靠近灾区，以前熟悉的道路越是损毁得惨不忍睹，四处都是房倒屋塌、人员伤亡的惨痛景象。遇到一位相识多年的老友，当时是阿坝州副州长。当时他眼含热泪，说的是，全州人民几十年辛勤建设的成果就这么毁于一旦。确实是满眼毁损：道路、桥梁、学校、电站、工厂、乡村。人员死伤累累。那也是我地震以来第一次流泪。大灾发生，过了几天，因震惊而麻木的感情器官才开始发生反应。
后来又去过许多灾区，一万多人口的映秀镇伤亡过半。山清水秀的北川县城一部分被滑坡埋葬，剩下一多半全部损毁。再往北，青川县东河口。山体崩塌，把一个村四个村民小组184户人家、一所小学全部掩埋，700余人被无声无息地埋入地下。走在地震新造成的地貌上，踩着那些从地层深处翻涌出来陷脚的生土，不敢相信下面就埋葬了一个曾经美丽的村庄。
那个时候，我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写作。只是想尽量地看见，和灾区的人民共同经历，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尽一点自己的微薄的力量。
然后是灾后重建。
我们三个四川作家发起的那笔捐款有三十多位朋友加入，金额近百万了。打算用这笔钱建一所希望小学。为此去灾区选一个合适的地方，此时发现这个想法已不可行。政府出台重建方案，都是以乡镇为单位的寄宿制中心小学：教学楼、宿舍楼、电教室、图书室、食堂、体育场，一所小学没有千万以上的资金建不起来。还是不想放弃希望，于是出动去募捐。这时候，地震激发的热情渐渐消退，一呼百应的情况并没有发生。终于得到一家大企业的承诺，安排他们的慈善基金和我们共建一所小学。与灾区政府协商，去实地勘察，同去的还有著名的建筑师朋友，愿意义务为我们做建筑设计。大家集思广益。建学校要尽量使用环保材料，要节能。学校不能建成了事。建成后，捐了款的作家朋友、文化界朋友要轮流去驻校上课，腾出本地教师去发达地区进修，有著名高校也表达了将免费为这些教师提供进修机会的承诺。我们还要持续资助困难学生。等等，等等。总之要将“我们的学校”建成一所模范学校。那时，在所有讨论中，我们都说“我们的学校”。而这一切最终还是没能实现。主要问题，我们这种业余队伍不可能跟上政府要求的重建速度。加之当时国家指定一省支援一个重灾县，一个地市支援一个乡镇，我们选定建校的乡，由广东一个地级市负责。在他们的援建规划中，学校自然是重中之重。我们只好遗憾地退出。企业的慈善基金去寻找别的项目，剩下朋友们那笔捐款到了震中映秀的漩口中学，做了一个奖学基金。今天，去重建的映秀镇，漩口中学倒塌的教学楼，还是保护最好的地震遗址，很多有关“5·12”地震的纪念活动都在那里举行。
到此，我重新回到书桌前。继续那部中断已久的长篇小说的写作。
那时，很多作家都开写地震题材，我也想写，但确实觉得无从着笔。一味写灾难，怕自己也有灾民心态。这种警惕发生在地震刚过不久，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率一团作家来灾区采访，第一站就是到四川作协慰问四川作家。我突然意识到在全国人民眼中，四川人都是灾民。那我们写作地震题材的作品，会不会有意无意间带上点灾民心态，让人关照、让人同情？那时，报刊和网站约稿不断，但我始终无法提笔写作。苦难？是的，苦难深重。抗争？是的，许多抗争故事都可歌可泣。救助？救助的故事同样感人肺腑。但在新闻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这些新闻每时每刻都在即时传递。自己的文字又能在其中增加点什么？黑暗之中的希望之光？人性的苏醒与温度？有脉可循的家国情怀？说说容易，但要让文学之光不被现实吞没，真正实现的确困难。
又写了几本书：《瞻对》《蘑菇圈》《河上柏影》和《三只虫草》，都不是写地震。
灾难还在发生。2013年芦山地震。2017年九寨沟地震。两次都离汶川地震发生地不远。
地震后不断发生地质灾害。2017年6月24日，一个叫新磨的村庄被滑坡掩埋，60余户人家、近百条生命瞬间消失。地质专家认为，滑坡是因为汶川地震后造成的地质应力改变。
大地并不与人为敌，但大地也要根据自身的规律发生运动，大地运动时生存其上的人却无从逃避。
我不在灾区，但剧烈的创痛同样落在我的心头。而且，只是写出创痛吗？或者人的顽强，但这种顽强在自然伟力面前又是多么微不足道。
我唯有埋头写我新的小说。唯一的好处是这种灾难给我间接的提醒，人的生命脆弱而短暂，不能用短暂的生命无休止炮制速朽的文字。就这样直到今年，十年前地震发生那一天。我用同样的姿势，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写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这回，是一个探险家的故事。下午两点，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城里响起致哀的号笛。长长的嘶鸣声中，我突然泪流满面。我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十年间，经历过的一切，看见的一切，一幕幕在眼前重现。半小时后，情绪才稍微平复。我关闭了写了一半的那个文件。新建一个文档，开始书写，一个人，一个村庄。从开始，我就明确地知道，这个人将要消失，这个村庄也将要消失。我要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我要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我只有这个强烈的愿心。让我歌颂生命，甚至死亡！除此之外，我对这个正在展开的故事一无所求。五月到十月，我写完了这个故事。到此，我也只知道，心中埋伏十年的创痛得到了一些抚慰。至少，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不会再像以往那么频繁地展开关于灾难的回忆了。
因为这个原因，《长篇小说选刊》要我为这篇小说写创作谈时，我不想写。表面的原因是这些日子确实很忙，其实是我短期内确实不想再去碰触这个话题，也没有什么小说观或小说技法之类的话题要谈。这只是一个年复一年压在心头的沉重记忆，终于找到一个方式让内心的晦暗照见了光芒。所以，在这里要说的，也只是如何让自己放不下这段记忆的一些经历罢了。如果再多说一句，也只能说，我喜欢自己用颂歌的方式书写了死亡，喜欢自己同时歌颂了造成人间苦难的伟大的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