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
在你眼前，一个人会从他那美好当中静悄悄地清晰地凸显出来。
——里尔克
公元759年腊月。唐朝。
国家动乱未已，人民颠沛流离。一个形色憔悴的中年人行走在古蜀道上。
越过秦岭后，山色苍翠些了，风还冷，却多含了些滋润的水汽，脸上干燥皲裂的皮肤也没有那么紧绷了。山路一直往下，脚步也轻快了许多。对于一个人，尤其是对于我们要书写的这个人来说，自然风景的美丽也会给他带来巨大安慰。
这样行走了一天，两天，三天，本来渐渐低矮的山势突然高耸，裸露的岩石拔地而起，绵延数里，壁立眼前，一条狭道蜿蜒而上。无需人告诉，他知道，这就是有名的剑门关了。作为一个诗人，面对着入蜀路上这道剑门雄关，触目之景，立即就转换成描绘性的诗句在脑海中映现：
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
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
两崖崇墉倚，刻画城郭状。
这天夜里，他在驿站里将这首诗记录下来，诗题就是《剑门》。
他知道，越过剑门关口，他就要进入此行要去的地方，就要进入真正的蜀国了。按常理说，翻过秦岭，来到秦岭南坡，也就是到了蜀国了。但在唐代，行政区划跟今天有不一样的地方。他的目的地，是剑南西川节度使管辖的地方。所以，他要越过了剑门关，站在关门之南，才算是真正到达。
这个人就是杜甫，当时就以诗才闻名天下，在后世，他在文学史上的身影将显得越发高大。他不是一个人在路上，而是带着一家五口：妻子，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也有资料说，还有杜甫的一个弟弟送这一家人入川。
很多年后的南宋年间，诗人陆游也从这里进入四川。他在诗中没有描摹剑门关的雄姿，而是抒发自己的豪壮而又落寞的心情：“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两个诗人都经此入蜀，心情却大不相同。
陆游是一个人游宦在外，过剑门来四川是怀着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而那时的杜甫，拖家带口，只为在烽火连天的战乱世界中为自己、为一家人寻找一个安定的栖身之地。他和同时代那些有名的诗人李白、高适、岑参等人一样，并不满足于只以诗才名世，他们都有忧国之心济世之志。有人多少实现了自己的抱负，有些人却命运多舛。公元759年，在杜甫生命中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一年，这个怀有济世之志的人终于对朝政失望，放弃了华州参军的官职，开始带着一家人在中国大地上流浪。按杜甫自己在诗中的记叙，叫“一岁四行役”。仇兆鳌《杜诗详注》说：“春自东都回华，秋自华州客秦，冬自秦赴同谷，又自同谷赴剑南。故曰四行役。”就是说，杜甫在这动乱之年，一年跑了四次路。
这年春天，在华州司功参军任上的杜甫东去洛阳（东都）探亲，其时，唐军在与安史叛军在邺城（今河南安阳）的战役中大败，杜甫被迫从洛阳西返华州，一路上，目睹战乱带给人民的深重灾难，“满目悲生事”，写下了不朽的史诗“三吏”和“三别”。此为一行役。
二行役。此年夏天，战乱连着天灾，华州和关中地区大旱，对局势深感失望的杜甫，于绝望中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位，西去秦州（甘肃天水），“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本想在那里盖座草堂避世隐居，却因秦州那时也是前线，吐蕃大军入侵的威胁时时存在，也不是一个平安的存身之地。便再转去同谷县。此为三行役。
在同谷盘桓一个月，原来答应帮助他的人避而不见，穷朋友又无济于事，他像在秦州一样入山采一种叫黄精的草药，但满山大雪，连黄精也采不到，只能采些橡实为一家人果腹之计。他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中为自己画像：“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这里的橡，不是欧洲人的橡树，而是栎，也就是四川人所说的青冈树，叶有刺，籽可食。这样的同谷自然是待不住的。于是又越秦岭往四川而去。此为四行役。
杜甫妻子杨琬，是杜甫父亲杜闲好友杨怡之女，小他12岁。喜欢读书，据说还写得一手好字。夫妇俩入剑门时带着两女两子四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叫宗文一个叫宗武。就这两个孩子的名字也透露出杜甫的理想与志向。按为杜甫作传的诗人冯至的说法，这一年宗文9岁，宗武6岁。两个女儿的年纪应该更小一些。
离开华州时，他们雇了一辆马车，车上载着两双儿女。他们先往西，去到秦州，今天的甘肃天水。在那里，有杜甫一个侄子，还有一个和尚朋友。此时，杜甫的想法很简单，筑几间草堂，在战乱的年代过一种粗茶淡饭的平安生活。杜甫在秦州的经历，从《秦州杂诗》二十首可以窥见大概。他在这组杂诗中第十四首说：“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表达的就是这样的希望。在这里，他还写过两首诗《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这位赞公，就是他那位和尚朋友。赞公和尚本是唐朝京城大云寺主，“谪此安置”。原来在唐朝，化外之人的和尚有时也会受到贬谪的处分。杜甫与他相识相交，早在天宝年间的长安城中，那时大唐盛世及于顶峰，却也即将面临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了。总之，虽有侄儿和那位和尚朋友的帮助，但秦州并不是适合安居之地。他不得不为寻找下一个安身之处而焦虑。这时，同谷县令来信邀他前往。但等他拖家带口到了同谷，这位“来书语绝妙”的县令却避而不见。个中原因，有很多说法，莫衷一是。总之，这位县令对杜甫热情相邀在前，等他到达后却没有给予丝毫帮助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我想来，他是读过杜甫诗，热爱杜甫诗的，没见过杜甫的他，可能在脑子中构想出一个飘逸豪迈的诗人形象。等到杜甫形色憔悴，拖家带口来到他面前时，想象颠覆，现实的考虑占了上风，干脆就避而不见了。
杜甫一家，立即就陷入了衣食住都无依无凭的境地，只好打主意去寻找另外的安身之地。他们十一月到达同谷，十二月一日，就离开了。目的地：四川，成都。
离开的情境，杜甫写有《发同谷县》为证：“忡忡去绝境，杳杳更远适。”“忡忡”和“杳杳”都写低落的心情。“忡忡”是离开时的悲凉。“杳杳”，是对前途的一切全无把握。但还是只得上路了。
北风呼号，道路崎岖，心情凄凉，行程艰难。
《木皮岭》：“季冬携童稚，辛苦赴蜀门。南登木皮岭，艰险不易论。”
《白沙渡》：“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马向北嘶，山猿饮相唤。”
《水会渡》：“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路太长，半夜了，还不能休息。“远游令人瘦，衰疾惭加餐。”
《飞仙阁》：“栈云阑干峻，梯石结构牢。”这写的是秦岭险峻的栈道。“叹息谓妻子，我何随汝曹。”
艰险的栈道还没有走完。
《五盘》：“仰凌栈道细，俯映江木疏。”五盘岭，又叫七盘岭、七盘关。这里已经靠近了今天的四川广元。当地县志说，七盘关“县北一百五十里”，“界邻陕西宁羌县”。
《龙门阁》：“清江下龙门，绝壁无尺土。”《广元县志》说：“在县东北八十二里。”
《石柜阁》：“羁栖负幽意，感叹向绝迹。”《重修广元县志稿》：“县北十里，千佛岩南首，石壁峭削，秦汉架为栈。唐韦抗乃凿石为道，立阁如柜，因以为关。”从七盘岭到龙门阁再到石柜阁，可以算出当时人每天在古蜀道上行走的里程。古代蜀道之难，在杜甫视为知己的李白笔下的《蜀道难》中，是夸张的浪漫主义书写。在杜甫现实主义的书写中，呈现出的是具体真实的面貌。冯至说：“从同谷到成都旅途上的收获，都是纪行诗。”“杜甫运用五古，无论叙事、抒情、写景，都发挥了五言诗的最高功能，这里他把……山川的形势，以及城郭村落、风土人情，都收入雄浑而壮健的诗篇中，在这一点上诚如宋人林亦之所说的，‘杜陵诗卷是图经’。”
《桔柏渡》：“青冥寒江渡，驾竹为长桥。”这已经在今天的昭化境内了。
再往前，就是剑门关了。
已经身无一官半职的杜甫，之所以选择进入四川盆地，一来因为这个地方不像北方正陷于安史之乱爆发以来无休无止的战乱。这个局面，他在《剑门》这首诗中也有描述：“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二来，这地方有一些亲友可以投靠。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说：“杜甫离开北方，携家人到了南方，不断地寻找着经济上的救助人。”杜甫自己在诗中也夫子自道，说这是“因人作远游”。
所因之人，有此时剑南西川节度使裴冕，他是以成都为中心的西川地方的最高行政与军事首脑。安史之乱时，杜甫在肃宗朝中任左拾遗时，裴冕是朝中首辅，地位比杜甫高出许多，虽然他并不热爱诗歌，但在朝中时，总算是旧相识了。
还有此时在彭州任刺史的诗人高适。这就是他相知甚深的老朋友了。安史之乱爆发前，杜甫和弃官而去的李白以及尚未仕途发达的高适，曾同游梁宋，即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和商丘一带。时在天宝三年，距安史之乱爆发还有十一年。十几年过去，杜甫、李白和高适三个人的命运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杜甫在肃宗朝中做左拾遗不久，他所倚重的房琯相位不保，杜甫也因上疏替房琯说话而陷入党争，被肃宗皇帝贬为华州参军，最后弃官而去。李白入幕辅佐的永王作乱，他被连累流放夜郎，虽在途中被赦，从此再与官场无缘。高适却因率兵平定永王之乱而得到重用，做了势大权重的节度使。但他也是诗人性格，因言多狂放，不久即被贬为彭州刺史。杜甫流寓秦州时，就得到了高适到彭州的消息。他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寄给高适，祝贺他的荣升。这首诗很长，三十韵，就是三十句的意思。这首诗的标题也很长，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也许比诗本身还难懂。“三十五”是什么意思？唐代写给一个人的诗，诗题中常会把这个人的排行写出来。“高三十五”，就是高适在高家兄弟中排行第三十五的意思。高家哪会有那么多兄弟？会的，因为唐人的习惯是把叔伯兄弟都算在一起。“使君”，汉代以后对于统领一州官员的尊称。后面那个排行二十七的是后世以边塞诗与高适齐名的岑参。这时，他是不是已经有某种预感，将要去四川投奔高适了呢？我想，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成都，杜甫还有一个表弟，在王家排行十五，所以叫王十五，任一种叫司马的官职。这个官职，在唐代为州一级首长如刺史的佐官，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了。
流离不定、无处安身的杜甫，此时可以指望的就是这些亲友故交的友情了。相对于今天，那还算是一个友情与诗才都被人们珍惜的时代。但杜甫对自己能否受到善待还是心怀忐忑，没有多少把握的吧。读书记无论如何，过了剑门关，道路平顺，气候也越来越温和，相对于秦岭山中，吃食也丰富多了。不一日，来到了进入成都平原的最后一道关口，德阳北三十里、距成都一百五十里的鹿头山。过了此山，就是一马平川了。
杜甫又写诗一首《鹿头山》：“连山西南断，俯见千里豁。……及兹险阻尽，始喜原野阔。”连绵崎岖的群山终于在西南方向上消失了，从山头上望下去，只见豁然开朗的一马平川。往前，就再也没有地理上的险阻了，不由人不心生欣喜。
这首诗不光写鹿头山上所见的风光，同时，也是写给节度使裴冕的：“冀公柱石姿，论道邦国活。斯人亦何幸，公镇逾岁月。”这几句诗也需要解释一下。冀公，指裴冕。他来主政川西前，就已经被封为冀国公了。“柱石姿”，是使一方安定的柱石。《尚书》说：“论道经邦”，就是能够治国安邦的意思。“斯人”，这里的人民。这里的人民多么幸福啊，在您治理下，得以度过如此安定静好的岁月。这样的口吻，多少有些恭维的意思了。
没有记载说，杜甫得到了裴冕什么样的回复。但应该是对他表示了欢迎。所以，当他从绵竹县出发，当成都这个大都会出现在他视野中的时候，他的心情的确是欢欣的。这已经是759年的最后几天了。这是杜甫一生最为颠沛的一年。这一年，国运与家事都让他忧心忡忡，好在这一年的最后几天，当他望见成都的时候，久违的喜悦心情重新充满了他的身心，又一首诗《成都府》在胸中涌动了。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
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
呀，眼前的景象与萧瑟枯寂的秦州和同谷是多么不一样啊！温煦的阳光，照着植物的翠绿，也照在自己久经风霜、颜色黯淡的衣裳上。
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
大江东流去，游子去日长。
人也跟北方完全不一样了。北方口音浑厚浊重，而这里的人民，话音清脆，节奏欢快，如同歌唱一样。这时，诗人已经忘记在心中盘算何时能回到故乡了。看来在外流寓的日子会非常漫长啊。
《旧唐书》：“成都府，在京师西南二千三百七十九里，去东都三千二百一十六里。”
杜甫这“一岁四行役”，加上在秦州和同谷绕了那么大一个弯，一年中该是走了四千里以上的路了。
终于到达成都了——
曾城填华屋，季冬草木苍。
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
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
“曾”，通“层”。有史料说，杜甫到达的彼时的成都由三部分构成：大城、少城和州城。三个城互相连接，一个套着一个，所以叫层城。三城里头都满是漂亮的房子。“季冬”，冬天的最后一个月。农历十二月，在今天的公历，已经是来年的一二月间，是大地回春的时节。经冬不凋的草木已经有新绿萌动了。哦，作为天府之国中心的有名的成都，真是美得名不虚传。
从望见成都到进入成都，步步行来，位移景换，步入城中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了。
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
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
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
来到了这么美丽的地方，我也不必为自古以来很多人都经历过的颠沛流离而独自哀伤，我要在这“天一方”的“新人民”中开始新的生活了。
成都确实对他张开了温暖的双臂。一家人被安置在一座寺庙里。寺庙，在古代常常成为风雨羁旅中人们的安身之所。几百年后的宋代，经历了乌台诗案的四川人苏轼被流放到湖北黄州。这段经历与杜甫入川有些相似之处。也是冬天，也是一个诗人堕入人生的低谷，也是经月跋涉，一路从北方南下。到达目的地后，也是暂时在一座寺庙里栖身。那座寺庙叫定惠院。而杜甫所居的那座寺院也是一座名寺，古称草堂寺。该寺建于南北朝时期，也称益州草堂寺。宋代人记载其位置在成都府城西七里，与后来杜甫建草堂处相距三里。
一家人刚在这里安定下来，老友高适就派人来看望他了，送来了钱粮，还赠诗一首《赠杜二拾遗》。前面说过，唐人题名赠诗，要写诗人的排行，由此我们知道杜甫在杜家兄弟中排行老二。也称官职。拾遗是杜甫此前当过的最高官职，虽此时已是一介布衣，但高适出于尊重，还以这个官职相称。杜甫却只能答诗一首《酬高使君相赠》，感谢他的救济。通过他的诗，今天的我们才可以看到杜甫对当时生活和那座寺庙的描述：“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这座著名的古寺已经没有多少僧人了，所以才有房间空出来供他一家居住。生活过得还不坏，因为这里人对他很好，“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以前相识的故人，包括高适在内送来了粮和钱，不认识的邻居送来了自家菜园里的时蔬。“双树容听法，三车肯载书。”我们常说，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或世界观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这个局面是在魏晋南北朝期间形成的。有唐一代的知识分子，多具有相当深厚的佛教修养。所以杜甫这两句显得深奥的诗，用的都是佛教的典故。“双树”，是佛经中的娑罗树，总按东西南北的方位成双生长。用以代指寺中的树。寺中的树都在听人说法，更不要说耳聪目明的人了。“三车”，在《妙法莲华经》中指鹿车、羊车和牛车，喻指佛教声闻、缘觉和菩萨三乘的不同教法。也就是说，安顿在此的杜甫，一旦暂时摆脱衣食之忧，便与寺中僧人研讨佛法了。
高适在慰问杜甫的诗中最末两句说：“草玄今已毕，此后复何言。”
“草”，书写。“玄”，指汉代文豪四川人扬雄所写的名作《太玄》。高适在这里是说，你以前那些诗篇与《太玄》一样著名，此后你还会写些什么样的作品呢？
杜甫在这首诗的最末两句对此作了回答：“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我哪里敢和扬雄比啊，就跟司马相如差不多吧。四川人应该知道，扬雄和司马相如这对汉代文坛双雄，都是四川人。所以，外省来成都的名诗人，在诗中都拿这两位来说事。对于自己的诗才，杜甫并没有太过自谦。说自己或许能像司马相如，那就是敢跟扬雄比肩的意思了。
杜甫说出了这样的话，同时代的诗人高适也对他有那么高的期许，中国的诗歌史，可以期待这位伟大的诗人写出那些今天我们依然耳熟能详的作品了。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送出了司马相如北上长安去描绘那里的盛世景象。几百年后，从长安走来一位诗人，将要开始描绘成都，以他那些即将诞生的著名诗篇为成都画像，为成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一个优美的背影。更重要的是，在大唐盛世已经因安史之乱而猝然中止时，盛唐一代的诗人，比如高适，比如过几年将会来到四川的岑参的创作的高潮期已经过去了。因为安史之乱一爆发，当时远在河西走廊和更遥远的西域生活写作的他们，都随东撤回援平叛的唐军回到了中原，并相继来到了四川。但还有盛唐一代的诗人用他们的写作延续着盛唐气象。李白还在漂泊放歌。杜甫在成都的写作更是要成为盛唐诗中那些最重要的篇章。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他那部流传颇广的专著《盛唐诗》中说：“关于安禄山叛乱所导致的文化创伤，已经谈了很多。这里再讨论将是多余的。的确，除杜甫外，战乱后的诗歌几乎普遍地收敛了。……高适、岑参及元结的作品明显地转向了守旧。甚至连豪放的李白，在最后几年的诗作中似乎也减少了放纵。”
成都，将使盛唐诗歌通过杜甫之口，吟诵出那些最后的、也是最美妙的华章。草堂岁月
至少从在秦州时开始，构筑一座可以让一家得以安居的草堂就是杜甫的一个梦想。
在此之前，他有更远大的理想，那就是辅佐君王，改变社会：“致君尧舜上，但使风俗淳。”
但这个理想早在战乱之中，在他被贬为华州参军，并最终弃官而去时就彻底放弃了。残酷的现实摆在他面前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构筑一个能使一家人躲避风雨的安身之所。理想被不断简化，直到变成一座再具体不过的草堂。
在成都，他这个梦想得以实现。
他用自己的诗把这一过程，以及草堂建成后的生活情景都详实地记录下来。后人评价杜甫诗是“诗史”，其实他首先写的是个人经历，个人所经历的历史。个人经历映照着时代，构成更宏阔意义上的诗史。
构建房屋，第一就是选址。反映在杜诗中就是《卜居》。当时他寄居在城西浣花溪畔的古草堂寺，选择地址自然就从日渐熟悉日渐亲切的浣花溪畔开始。果然，地址也就选在寄居寺院不远的浣花溪畔：
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
今天为解这两句诗，注解家为一件事争论不休：谁为杜甫“卜”了这个地方，并出钱为他修了草堂。一方认为这个人是裴冕，一方认为裴冕与杜甫并没有多么深的交情，加上这位节度使深谙权谋，且不爱诗歌，不可能资助杜甫构筑草堂。我觉得，这争论一开始就有些偏了。修草堂第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要一块地。从古至今，中国的土地都是国家所有，唐代也不例外。所以，要建一座房子，最重要的是地，而不是钱。尤其是在这距省城才几里路的地方，那土地的所有权还是相当重要的。大家都离开那个“卜”，而只去说钱，并在此问题上聚讼不已，眼界有些狭窄了。我倒认为，这个主人就是裴冕，是他给了杜甫一块地。“卜”本来就是选地的意思。
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
一个弃官而去的布衣，不需要住在城里朝九晚五。这里江流萦回清澈，对一个面山临水时写过动人诗篇的诗人来说，真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地方了。诗人自己也喜欢这个地方。看，风景多么美丽，江水之上：“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对沉浮。”
然后，有人送钱来了。《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营草堂资》。这位在王家兄弟中排行十五、官职是司马的人是杜甫的表弟，他出城来看望杜甫一家，并送来修筑草堂的钱。“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盼着钱来的杜甫早就在江边等着了，所以王表弟还在江那边就被他望见了，看着他一步一步从桥上走了过来。写诗需要想象。读诗也需要一点想象。有了想象，诗中的场景才能生动活泛起来。
有了钱，就可以开工了。
开工之时，杜甫对于草堂已经有了详细的规划。看来“主人”拨给他的地够大，不但要让他盖一座房子，还要让他可以靠着这地讨将来的生活。草堂开工是在春天，也正是栽树植竹的最好时令。杜甫开建草堂，同时也是在构筑一个园子。钱都花在草堂的构筑上，营造这个园子的其他材料就要向当地的旧友新识寻求帮助了。一个诗人，唯一的手段也就是写诗。好在那是个诗歌与诗才受到珍视的时代。不像今天，称谁是诗人，已经是对人表示轻贱的一种方式。他的第一首诗是讨要桃树苗，他要在园中种一片桃树。作为诗人，他喜欢桃树“来岁还舒满眼花”，作为一个生活无着的人，他要的是桃树结果，“高秋总馈贫人实”。可以自己吃，多出来的还可以拿到集市上售卖。他写诗《萧八明府堤处觅桃栽》，向一个姓萧的县令要桃树苗：“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规定数量，还要规定送达的时间地点。这可以看出当时的时代风习。如若不信，假设在今天，一个失业诗人来到一个地方，给当地县长写一首这样的诗，大家都可以想见会是什么结果。又有注杜诗者说，这样做是为了美化环境，这不全面。即便今天，拥有亿元豪宅的人，房前屋后也栽不下这许多树去。想想一百棵桃树栽下去，要多大的地方，这是要弄一个规模不大的桃园。可见“主人”为他“卜”的这块地并不太小。
接着，他还要继续为这个围绕着草堂的园子栽种别的都很占地的东西。唯一的办法还是写诗。这回要的是绵竹县的竹子。“华轩蔼蔼他年到，绵竹亭亭出县高。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拂波涛。”要竹子的对象是姓韦的绵竹县令。几个月前，他入成都前经过绵竹县，所以说“他年到”，也就是去年曾经到过。发现那里的竹子很好，所以去讨要。
还不够，还要栽树，要栽生长快、很快成材成荫的树，打听一遍，四川此地，生长最快的要数桤木。写《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要造成十亩阴凉，数量也不是一株两株。
然后，向人要松树苗，写一首诗去。
再向人要果树苗，也是写一首诗去。而且要的不是一个品种：“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看来这个园子够大的。
房子盖好了，园子里栽了那么多的植物，房子里还少些用具。还是写诗问人去讨要。《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
杜诗有一个特点，表面看朴实无华，就是诗人的随手书写，但艺术感染力就在这貌似不经意的起承转合，在诗意的随处点染处发生。有古人评此诗说：“一瓷碗至微，却用三四写意。初称其质，次想其声，又羡其色。先说得珍重可爱，因望其急送茅斋。只寻常器皿，经此点染，即成韵事矣。”今天人说诗意，往往“为赋新词强说愁”，离开具体的生活另行营造。而真正胸怀诗意者，都是从亲身经历与日常生活中开掘出来。日常事便成了“韵事”，平常的起居就成了今天人常抄洋人荷尔德林的话，所谓“诗意地栖居”。
关于这瓷碗的出处，还可一说。
唐时的四川，有名窑烧制瓷器。杜甫向韦少府讨要的大邑烧瓷就出于当时著名的窑口：邛窑。从汉至唐至宋，在中国，四川一地都是经济生产非常发达的地方，繁盛的丝织业之外，传统的瓷器生产也在中国占有一席之地，其中的代表就是邛窑。今天在邛崃一带，还有窑址可供凭吊。比如十方堂遗址。民国年间，内战不休的四川军阀还曾大面积开掘窑址，将出土的器物拿到市场上大量出售。当时在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担任馆长的外国人葛维汉曾向国民政府提出对邛窑遗址进行科学发掘的报告，却未获批准。他退而求其次，便在古物市场上紧急收购。今天，我们可以在四川大学博物馆看到馆藏的邛窑精品，得感谢葛维汉等人的抢救之功。
当大邑白胜霜雪的瓷碗送到浣花溪边，杜甫营造草堂的工程便初步完成了。
他满怀欣喜之情，写了一首诗《堂成》：
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
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
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
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
背对着城市的草堂建成了，屋顶上盖的是白茅草。从江边已经走熟的路上望出去，可以看到郊外青碧的田野。桤树挡住了阳光，风动叶片，仿佛在吟咏诗章。一笼笼竹子上露水下坠的同时还缭绕着炊烟。树上飞来了带着雏鸟的乌鸦，燕子也频频飞来，在屋檐下筑起新巢。有人说你这就是扬雄的家嘛，算了，我也懒得跟人解释说我不是他了。
前面说过，杜诗的特点能将诗意随处点染。如何点染，就看诗中所用的那几个词好了：“碍日”的“碍”。“吟风叶”的“吟”。“和烟”的“和”。“暂止”的“暂”。“语燕”的“语”。杜甫自己就夫子自道过：“语不惊人死不休。”怎么惊人，就是如此惊人。
成都，给了杜甫一个颇为宁谧的安身之所，杜甫将在这里为成都为世界留下永恒的美丽诗章。
成都给杜甫的这个地方好啊：“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诗人想，我是不想离开此地了，这样的心情也是有诗为证的，“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离朝廷越来越远，我就在这里做一个农人老去了。杜甫诗是上承陶渊明的。陶的诗作正是写他归隐乡间农事的实践。好了，草堂建成了，就要接待客人了。
《有客》：“有客过茅宇。”这个“过”不是今天过去的意思，而是到来。杜甫正在园中劳动，“自锄稀菜甲”，有点衣衫不整，自己整理吧，手上怕沾着泥土，所以“呼儿正葛巾”。
《宾至》：“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我的诗文怕不是那么有名吧，哪敢惊动大人把车马停在江边来看我啊！这位出门有车有马的人是谁呢？“主人为卜林塘幽”的主人吗？杜甫没说，我不去费心猜度了。有客是好的，但客人身份太高，就有些拘谨，还要为饭食不好而表示歉意：“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
这首诗还值得一说。那就是其在诗歌史上的创新性。明末清初注杜诗的权威仇兆鳌说：“直叙情事而不及于景，此七律独创之体，不拘唐人成格矣。”也就是说，唐代人写七律，不能光叙事，还要先写两句景。但这首诗没有写景，直接叙事，打破了陈规，有独创性。
还有《客至》。这回轻松多了，随便多了。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
这首诗流传甚广，不解释了。只说今天成都市中还有名叫盘飧市的，这名字也是得于杜诗吗？又或者那时城中就有这样名字古雅的菜馆了。刚刚说古人表扬过《宾至》一诗不拘一格的独创，而这首《客至》又回来了。前两句就是写景的。如此看来，诗的创新与否，还在于内容表达的需要。古人所谓“不以辞害意”，说的正是这个意思。针对这首诗，美国人宇文所安说，在成都期间，杜甫形成了一种新的律诗风格。“在此类诗中，经常出现快乐自得的形象，老狂士在小农舍中过着朴素的生活，周围是优美的自然风景。”宇文所安正是把这首《客至》当成这类诗的典型。他说：“轻快的笔调加上完美的形式，使这首诗备受赞赏，几乎没有一位重要的诗人没有模拟过它的首联。”
还有一位叫韦偃的画家来访草堂，并在其东壁上画了一幅奔马图，事见杜甫诗《题壁上韦偃画马歌》。韦偃是当时以画马闻名的著名画家，也与杜甫一样寓居成都。今有《双骑图》《牧马图》传世。他画在草堂壁上的马却消失在时间的深处，无觅踪迹了。不过，从杜诗中读得这些遥远的往事，再去游今日草堂，笔底乾坤，心中波澜，确乎会有更真切深沉的感怀。
无论如何，这时的杜甫不再是安史之乱发生时，奔波于道上，亲见亲历苍生苦难而写下“三吏”与“三别”的杜甫了。也不是从华州到秦州再到同谷颠沛流离满心苍凉的杜甫了。在这里，他将带着欣喜之情为成都画像，为成都写下优美的诗章。诗意成都
杜甫对成都的书写从浣花溪边开始，从温润的气候和优美的景物开始。用宇文所安的话来说，就是“周围优美的自然风景”。
草堂初成，正是公元760年的春天。
成都的春天，常常在夜晚降下滋润万物的春雨。从古到今的成都人都听到过春夜里雨水敲窗的声音，听到雨水落到窗前竹叶上、落在院中玉兰和海棠树上的声音。只是今天的成都人不像前人还能听到雨水落在屋顶青瓦上的声音了。那是天空与大地絮絮私语的声音。大家都知道了，这就是中国人读唐诗时必然诵读的篇章之一《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我想，中国人对这首诗如此熟稔，都不必在这里解释什么了。它如此深入人心，已经化为我们面对南方的、成都的春雨时直接的感官——无论是听还是看。
春雨一来，浣花溪水就上涨了。杜甫不止一次平白如话而又歌唱般地写了春水的上涨。
二月六夜春水生，门前小滩浑欲平。
南市津头有船卖，无钱即买系篱旁。
在此期间，杜甫营造草堂的工程还在继续。他又临水造了一个亭子一类的建筑。
新添水槛供垂钓，故着浮槎替入舟。
杜甫不光在水槛上临江垂钓，更重要的还是在这儿看雨、写雨。《水槛遣心二首》也是杜诗中的精华。他在这里看到的雨中景象也是迄今为止写成都的无出其右的优美篇章。
……
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
蜀天常夜雨，江槛已朝晴。
叶润林塘密，衣干枕席清。
……
有了这些文字，成都的雨，成都夜里悄然而至落了满城的雨，落在浣花溪上、落在锦江之上的雨就与别处不一样了。那是从唐诗里飘来的，润物无声的雨。成都可以为此而感到骄傲了。天地广阔，雨落无边。可是，又有几丝几缕被诗意点染后，至今还闪烁着亮晶晶的韵律呢？
我自己也为成都写过一本书——《草木的理想国》。以二十多种观赏植物写成都四时鲜花盛放的美景。昨天，2017年12月3日，见阳光甚好，去龙泉游玩，在一处新辟的湿地公园，还见有芙蓉花辉耀枝头，枇杷花已开得满树都是，又闻到暗香浮动，翻开叶片，原来有着急的蜡梅已经开了。这还是冬天，那成都的春天呢，还是来读杜诗吧。
《西郊》：“市桥官柳细，江路野梅香。”
《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
《遣意二首》：“一径野花落，孤村春水生。”
《遣意二首》：“云掩初弦月，香传小树花。”
更何况还有专门为花所写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
江深竹静两三家，多事红花映白花。
东望少城花满烟，百花高楼更可怜。
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
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带水槛的草堂建成了。园子里种下的作物也锄过草了。招待过宾客了。蜀地的雨听过了，锦江两岸的春花也看过了。深入一个城市，当然要由自然及于人文。杜甫出发了。第一个目标是今天还在的武侯祠，那时还在城外的祠堂现在已经在二环以里的市区中央了。还是以诗笔记之，也是他最有名的诗作之一《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这首诗成都人应该是喜欢的。而有些诗，却对蜀人有讽喻、有批评。
比如，成都那时有一处如今已无处可寻的古迹。讲四川本地历史的书《华阳国志》对此有记载：“蜀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号笋里。杜田曰：石笋在西门外，二株双蹲。一南一北。北笋长一丈六尺，围九尺五寸。南笋长一丈三尺，围一丈三尺，南笋盖公孙述时折，故长不逮北笋。”大意说，这石笋其实是上古时代古蜀王的墓志。杜甫来成都的唐代，作为墓志的石笋还在。杜甫去看过，并写《石笋行》一首。这个“行”，不是行走的意思，而是唐诗中一种相对律诗绝句更自由的体裁：歌行体。
“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完全符合《华阳国志》中的记载。这本是有根据的史迹，但民间偏偏说“古来相传是海眼”。那这两柱巨石就从墓志变成镇塞海眼，使恶龙不得出现的镇厌之物了。于是，一桩确切的事物就变得暧昧不明、面目不清了：“此事恍惚难明论”。杜甫是不相信这个的，他推测：“恐是昔时卿相墓，立石为表今仍存。”这个推测是对的，是唯物的，是历史主义的。为此，杜甫还发了感慨：“惜哉俗态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怎么媚至尊呢？最重要原因就是人云亦云。
而这样的情形并不是孤例。请读《石犀行》。这是写都江堰了。“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秦朝派来的太守李冰建了都江堰，还在堰首刻塑了三头牛。关于这牛的作用，到底是科学地显示水位还是迷信地镇压洪水，至今还各有说法。“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滥不近张仪楼。”那时的蜀人是更多相信迷信说法的。他们都多少带着骄傲的神情夸耀说，都江堰建成后一千年了，有这三头犀牛的镇压，水再大，也没有涨到成都的张仪楼下。但是，就是杜甫写此诗的这一天，坏消息传来了，岷江发洪水，淹了田地房屋，还死了人：“今日灌口损户口，此事或恐为神羞。”这不只是讽喻，简直就是嘲笑和批判。石牛是镇不住洪水的，正经的做法还是学习李冰：“终藉堤防出众力”，有了这堤坝的保护，才能拥有丰收的秋天，“高拥木石当清秋。”
说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对雨与花的记录是一种现实，人性萎顿，没有求真的愿望，躺在前贤造就的庇荫下，人云亦云，小富即安、不思进取，也是一种现实。这样的思想，在今天也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迷信在科学时代，并未消失。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心性，也并未消失。成都人也不能只阅读只记诵杜甫表扬成都物华天宝的诗章。
虽然杜甫在前两首诗中对蜀人有讽喻有批评，但与其说这是针对蜀人，倒不如说是对中国社会文化病相的普遍揭示。所以，今天的蜀人也不必为被杜甫揭过短而不高兴。因为，杜甫对成都的确是热爱的。到《赠花卿》一诗，就是对成都这座繁华而又文艺的城市总体形象的书写了。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总之，760年，杜甫在成都的第一年，以及到成都的第二年，至少是上半年，日子都过得相当舒心。
一边访问新知旧友，一边游览风景名胜。以他诗中所记，去了新津北桥楼，并题诗。还是在新津，登四安寺钟楼，又两游修觉寺。去了青城山，留《丈人山》。回了成都，还在城中四处寻访古迹，留下诗章的有两处。一处是武担山石镜。前两天在新华宾馆参加一个会议，我还专门去看了主楼和五号楼之间的武担山。这也是古蜀国遗迹。《华阳国志》说，这山是堆成的，堆山的土是从很远的武都地方运来的。这是某个蜀王妃的墓。王妃是武都人，所以她的墓要用家乡的泥来作封土。“上有石镜，表其门。”还有古籍记载说，这面石镜“厚五寸，径五尺”，其质“莹彻”，如此看来，该是某种玉石磨成的吧？但今天，那面石镜早就不知所终，只剩下那座土丘了。杜甫还去了司马相如弹过琴的地方，留了一首诗《琴台》。
友谊
杜甫在成都过得好，多半靠那些为官朋友的帮衬接济。但时间久了，交浅也好，缘深也罢，最初的热情过去，接济也就没有那么频繁了。这也是人之常情。我从杜诗研究杜甫在成都的行迹时，看出他在草堂建成后的很多时间，都在四处走动。游风景名胜，时常进城去跟新交旧友谈天吃饭，诗酒唱和。交往也很广阔，官员、画家、和尚，甚至还有武将。比如前面《赠花卿》那个花卿就是一位颇有战功也相当残暴的武将。杜诗还有《戏作花卿歌》一首，如此看来，那过往也不是一次两次。
也就是说，杜甫虽然写过《为农》诗，也在《有客》诗中描绘了自己在园中劳作的形象。看来却没有怎么坚持。一转眼，春天过去，夏天又过去，就是秋天了。园子里却没有什么可靠的收获。一到秋天，生活资料储藏有限，只好向已经麻烦求告过不止一次的诗友告急了。
这时的西川官场也有人事变化，对他有所关照的一把手裴冕上调京城，接任者对他没有表示兴趣。连高适那里也没了消息，只好写诗托人带去。《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
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
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
在此之前，高适似乎确实有较长时间没有与杜甫通过音信了。
对高适与杜甫的疏远，后世注杜诗评杜诗者，有不同解释。有人说，高适之所以不回杜甫的信，不像他刚到成都时立马就送米送钱，根本原因是杜甫对高适施政有不同意见。这么推测，有些根据。也有人说，高适怎么会如此绝情，他是送了禄米的。不如此说，有损高适在边塞诗中已然树立的高大形象。彼时情景，史料没有太多确实记载，大家都是靠杜甫与高适互相往还的几首诗作的推测，下评判。而国人评判历史上的人与事，往往不是基于黑格尔们所说的那种“有意志的历史”，而是基于一般的道德评判。最后就变成一个谁对得起谁，谁又对不起谁的是非公案。这非但不能让我们以正确的方式深入历史，反而陷入一种自我辩驳的怪圈。讲历史的人没有遵从近现代历史观：“同情之理解”。
高适有没有马上来“救急难”，未见确切记载。
但杜诗中却有隐约的线索：“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这个“书断绝”的“厚禄故人”是谁？后世注家也莫衷一是，有说是裴冕，有说是高适。我倾向是高适。“故人”是老朋友。杜甫和裴冕的交情没到这个份上。只有高适，才当得起这个称号。两人曾在壮年气盛时与李白同游梁宋，又都是当时诗坛上并立的高峰。但以世俗地位论，两人差异就太大了，《唐书》上就说，盛唐一代的诗人，高适是官运最为畅通的。
杜甫寄了请求“救急难”的诗不久，就得到消息，高适转任蜀州刺史了。蜀州地在今崇州市。杜甫又写了一首诗给他《奉简高三十五使君》。恃才傲物的杜甫这回都有点语带恭维了：“当代论才子，如公复几人。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把高适比作疾驰于途的骏马，比作高飞云端的鹰隼。并告知高要到他新任职的蜀州去看望。“天涯喜相见，披豁道吾真。”到了相见时，我要敞开胸怀对君一吐真情。
高适回复没有，怎么回复也不得而知。倒是有当时高适的幕僚裴迪寄了一首表示思念的诗给杜甫。这全是因为杜甫与裴迪的个人友谊，还是有裴迪领导高适的授意就不得而知了。我这也只是合理想象而已。
转眼到冬天了，一家人生活物资匮乏，成都的雨也没有春天那么可爱了。“甲子西南异，冬来只薄寒。江云何夜尽，蜀雨几时干。”冷啊，阴冷啊，雨还下个不停，饥寒交迫，只好继续向人求助。求助的对象是一个姓王的县令。他先写了一首诗寄去，王县令没回。只好再写一首《重简王明府》：“行李须相问，穷愁岂有宽。”这里的“行李”，是使者的意思，而不是我们出门带的那个行李。意思是说你应该派人来慰问帮助我，我自己是解决不了当前的生活困难了。
困难到什么程度？《百忧集行》写到了：
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
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
如此情形下，看到的景色也不那么美好了。看看连续几首诗的诗题：《病柏》《病橘》《枯棕》《枯楠》，那真是满目凄凉。“野外贫家远，村中好客稀。”
恰恰此时，风雨也来作对。先是大风雨，把草堂附近一棵老楠木吹倒了。让杜甫悲怆了一回。接着，大风再起，造成新破坏，就有了后人传诵不绝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了。
怎么办？还是得找“厚禄故交”想办法。恰好听得人说，彭州刺史王抡和蜀州刺史高适都来成都开会了，赶紧写诗去联系。不好直接找高适，便找王刺史。诗题很长：《王十七侍御抡许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诗，便请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王刺史大人你许诺过要带着酒到草堂来看我，今天我寄此诗来请，如果你能请到一同开会的高刺史一起前来就再好不过。王抡来了，“音书绝”的高适也来了。也写了诗，《王竟携酒，高亦同过，共用寒字》。注意这个“竟”字。发了邀请，但没想到要来，却竟然来了。三人一起喝酒，还一同用“寒”字韵作了诗。两位刺史来，不光是喝酒，还帮助他解决了生活困难。接下来，他马上又出游了，西去几十里去看蜀人在江上造竹桥。桥造好那一天，恰好遇到高适在成都公干完毕，回蜀州，两人又在这新桥上见了一面。细品这首诗，过去与高适酬唱往还时引为知己的披肝沥胆没有了，多的是一些客气话。
接着，这年冬天，四川又换了最高军政长官严武。严杜两家，上辈人就是世交。严的官职是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节度使。西川最高首长。严武761年年底上任，次年春天，就主动写诗给杜甫表示慰问。《寄题杜拾遗锦江野亭》。杜甫马上回诗一首：《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末两句说，“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无径欲教锄。”我这里少人探望，荒草都把路掩没了，为了你来，我要叫人把那些荒草都锄掉。
严节度使真的就来了：“元戎小队出郊坰，问柳寻花到野亭。”一方封疆大吏，只带了少许随从就来了。严武是真对杜甫好。不光是亲到草堂访问，生活上不断周济，还常邀他进城，诗酒唱和。一起在成都西城头晚眺，作诗。严武作了一道咏雨的绝句也要寄给他。严武还从城中捎去“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夏天，严武又放下繁忙的政务与军务，再来草堂探望。“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严武邀请他进城去，“严公厅宴，同咏蜀道地图”。两个人都是走过那北上南下的蜀道的，现在站在蜀道图前，各有感慨，又赋诗一首。用寒韵。我们应该记得，之前高适去草堂时，两人和诗也用寒韵。
好日子来得快，去得也快。762年，政绩官声人品都很不错的严武又奉命回中央任职，要离开成都了。无论是出于现实生活的考虑，还是出于真诚的相知之情，杜甫都有千般不舍。他不光写诗表达不舍离别之意，还一路相送，正是古诗中所说，“行行复行行，长亭连短亭”。不是送到城门，也不是送到城外十里八里，这一相送，就是好多天，一直相伴相送到涪江边的绵州，也就是今天的绵阳。也一路留下情真意切的诗篇让我们看到两人在绵州流连的情景。“送严侍郎到绵州，同登杜使君江楼宴。”“奉济驿重送严公。”可见两人一直到出了绵州在一个叫奉济的驿站才真正分手。
好日子一去，坏日子就来了。
严武离开成都不久，人还在路上，一个叫徐知道的将领就在成都发动了兵变。成都陷入了动乱之中。成都是回不去了。妻儿还留在草堂，杜甫只身在绵州梓州一带流浪。此时，高适接了严武的班，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杜甫写了首《寄高适》发往成都府，委婉动问此时能不能回成都。没有见到高适的回答。那时高适很忙，而且忙得焦头烂额。一上任就遇到徐知道兵变，先在成都平乱。乱刚平，西边岷山中的松州、保州、维州受到吐蕃大军的猛烈攻击，将要不守。当此关头，要他去照应一个诗人的衣食怕是有些不耐烦吧。
漂泊中的杜甫很怀念在成都草堂安居的日子，以至于写了一首寄给草堂的诗《寄题江外草堂》，并在题目中加了一句话：“梓州作，寄成都故居”。他在诗中回忆了建筑草堂的过程，“诛茅初一亩，广地方连延。”当年是刈除了很多茅草，才辟出了一块地方。“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从这句诗里，知道他当年栽下的是四棵松树，现在他想到草堂时最担忧的是这四棵小松树无人护理，会被荒草“拘缠”而死。他寄诗给草堂，草堂不是人，他当然不会希望草堂给他回信，告诉他那几棵小松的消息。
杜甫只好继续流浪，四处就食。还把一家人都接去了。从他这一时期的诗作来看，日子过得还算不错，每去一地，当地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招待他，大家诗酒往还。在涪江边观舟子打鱼；去射洪县凭吊陈子昂故居。去通泉县，去涪城县、盐亭县，去阆州。这一去，就是一年多时间。
和初建草堂时要在成都终老的想法不同，这期间他已经在做回故乡的打算了，所以特别关心北方战事进行的情况。杜诗中一首名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正是这种心情的最好反映。“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还规划了回去的路线：“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杜甫在这首诗后有一条简短的自注：“余田园在东京。”唐朝的东京就是洛阳。而且，在诗中，杜甫总是说自己老自己病，但这回，官军得胜了，收复了包括洛阳在内的河南河北，他不再称老称病了，而是“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人都变得年轻了。只是，一两场胜仗并不代表战乱结束。战争还有起伏曲折，离真正的结束还有很长时间。
只好还带着一家人在今天三台县、当时的梓州一带盘桓。到763年冬天，他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四川。洛阳还回不去，那就先到“吴楚”，也就是出长江往湖北湖南一带走。临行之前，他给对他颇多照顾的梓州章刺史写了一首诗：“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准备从今天的三台出发，到阆中，再从那里乘船，顺嘉陵江入长江出三峡。
就在这时，情况一变。
高适在与吐蕃的边境战争中打了败仗，丢掉了岷山中拱卫成都平原的战略要地松州、维州和保州。61岁的高适被免去节度使职调往中央任职。严武二次入蜀，再接剑南节度使职。这次是来当救火队长。得到这个消息，杜甫马上改变计划，不去吴楚，要回成都。高适当节度使，不肯认真理会他，但严武他是信得过的。有诗为证：《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这次回来，才三十多岁的严武已经封了郑国公了。
“雪山斥候无兵马，锦里逢迎有主人。”你回来任务重啊，因为西边雪山中已经没有唐朝的兵马了，不过，我回成都倒是有好的主人了。雪山中无朝廷兵马，是高适造成的。前一年，没有对他表示欢迎的锦里主人也是高适。这就叫古诗章法中的“隐而不显”“怨而不怒”。但这回严郑公回来了，诗人要重回草堂了。但那草堂一定都荒芜了：“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当年栽的松树长得慢，如今也没长高多少吧，倒是那些疯长的竹子可能得砍去不少。“昔去为忧乱兵入，今来已恐邻人非。”当年离去，害怕草堂被徐知道的乱兵糟蹋，今天回来，又担心周围不再是那些熟悉亲切的邻居了。
又回到成都了！草堂还在，并未毁于兵乱。欣喜之余，写《草堂》记之。
昔我去草堂，蛮夷塞成都。
今我归草堂，成都适无虞。
……
入门四松在，步屟万竹疏。
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
邻舍喜我归，酤酒携胡芦。
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须。
啊，回来了，草堂还是原来的样子。那四棵松树还在，环笼草堂的竹林也长得很好。这里的狗也还认得我，老邻居也拿着一葫芦酒来庆贺我的归来。他还为那四棵松树专写了一首诗《四松》。接着又为早前栽下的桃树写了《题桃树》。当年栽下的一百棵桃树都长大了。其中五棵靠近草堂的，横生的枝丫有点挡路，更因为枝叶繁茂遮住了屋里的光线，有访客来建议伐掉，但杜甫舍不得，因此写了《题桃树》。
更重要的是，“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须”。大官自然是已经回任的严武。听到诗人回归草堂的消息，马上就派人骑着马来问有什么需要。
杜甫似乎又过上当年初营草堂后那样的安稳日子，又开始写欣欣然歌颂成都美景的诗篇了。
《登楼》：“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绝句二首（其一）》：“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绝句四首（其三）》：“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修复草堂需要钱，还是老路子，向人讨要。有个王姓录事官答应过要给杜甫些钱作为“修草堂赀”，但没有兑现。于是杜甫写了一首诗给他。《王录事许修草堂赀不到，聊小诘》。“为嗔王录事，不寄草堂赀。昨属愁春雨，能忘欲漏时。”幽默感又回来了。读书记以文记流年严武不仅关心他的生活，还从朝廷为他求了个小官职：检校工部员外郎。这也算是有了一份工资收入。当然，杜甫也不可能到中央去上班，就到严武幕府中做些参谋性质的工作。杜甫去城里上班了，与严武的交往也更频繁，杜甫留下好几首诗记他们的交往。《奉待严大夫》：“殊方又喜故人来，重镇还须济世才。”《严郑公阶下新松》。《严郑公宅同咏竹》。《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沱江画图十韵》。
严武二度镇蜀，其实是来收拾高适留下的烂摊子。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收复被吐蕃攻占的松、维、保三州，也就是屏障成都平原的今松潘、理县一带地方。杜甫对边境线上的形势是关注的，在他流浪梓州时，就写有《西山三首》：“辛苦三城戍，长防万里秋。烟尘侵火井，雨雪闭松州。”高适任节度使时，对这些地方的防卫方略保守，杜甫则认为应该要取以攻为守的方法，才能抵御吐蕃的进攻。此间，他还写了一首《警急》，那时三城之一的松州城已经被吐蕃大军重重包围，但高适防守的决心并不坚定。所以流离中的杜甫写了这首诗：“玉垒虽传檄，松州会解围。”这是安慰，只要坚持战斗，松州之围是可解的。接下来是劝告，劝告高不要和谈，不要对和谈抱有幻想：“和亲知拙计，公主漫无归。青海今谁得，西戎实饱飞。”你看，过去与吐蕃搞和亲，先后嫁了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过去，但这有用吗？就看看以前是大唐属地的青海现在谁手里吧。那里已经被吐蕃大军占据，秋高马肥，原野上飞驰的是他们的兵马。杜甫这首诗是十月份在阆中写的。一定是写给高适，有向他建言献策的意思。但高适没有理会。十二月，松州就陷落了。
严武回来，马上就筹划向西山进兵，并率军于当年秋天收复了西山失地，稳定了边境局势。为此，严武写了一首诗《军城早秋》。杜甫也写了一首诗相和，《奉和严大夫军城早秋》：“秋风袅袅动高旌，玉帐长弓射虏营。已收滴博云间戍，更夺蓬婆雪外城。”
所以，后世研究者讨论杜甫与高适及严武的关系时，就注意到影响杜甫与严武和高适关系的，更深一层，还有政见异同的原因。
严武早秋时节率军收复失地，回到成都，放松心情，还与杜甫等一干人出署游玩。杜甫也有诗记其事。《晚秋陪严郑公摩诃池泛舟》：“湍驶风醒酒，船回雾起堤。”
古籍《成都记》中记载，隋朝时筑成都城墙挖土形成一个大洼地，再注水成湖。后来，有个胡僧到了湖边，赞叹了一句“摩诃宫毗罗”。摩诃是梵语，其意是大。毗罗也是梵语，其意为龙。这意思就是有龙居住的大湖。
今天成都城中已无此湖，很长时间，具体位置也失其所在。这些年成都发展迅猛，建设繁巨，许多古代遗址也因建筑工程而被发现。摩诃池遗址也因此被发现，大致在今天后子门一带。
杜甫在严武幕中不久，又一次辞去工部员外郎的官职。杜甫“性疏放”，心里自认与严武既是世交，也是朋友，但到了幕府中会有上下尊卑之分，他自然是不习惯的。所以史书中有他酒后触忤严武之说，但写到这里，文章已经太长。对这个问题，国内研究唐诗的权威傅璇琮先生和人著有《杜甫与严武关系考辨》一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总而言之，杜甫在严武幕中的日子过得并不舒心。这也有他的诗为证。《宿府》，也就是上班时间不能回草堂，使他感到苦闷与孤独：“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
765年正月间，杜甫又回到浣花溪边的草堂。这回，他是下定决心要在这里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了。《营屋》，修整草堂。《除草》，把园中的荨麻，也就是蜇人的恶草除掉。“茅屋还堪赋，桃源自可寻。”“凿井交棕叶，开渠断竹根。”那么，接下来杜甫和严武关系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可惜的是，我们看不到这个故事的发展了。这一年四月，才四十岁的严武突然在成都暴病而亡。这位能文能武的封疆大吏，就这样走了。《全唐诗》中存杜甫诗一千余首，严武诗只有六首。其中两首是因有杜甫相和而留下的。
这一回，失去庇荫的杜甫真的只好离开成都，离开浣花溪，离开草堂了。
五月，《去蜀》：“五载客蜀郡。”759年年底到，765年初夏离开，差不多六年时间。“一年居梓州。”其间一年多时间是在三台、阆中一带度过的。“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
成都，这座建城史长达两千多年的古城，真正代表城市古老历史的物理遗迹基本都无迹可寻。城墙没有了，华屋没有了，杜诗中写到的张仪楼没有了，黄师塔没有了，石笋没有了，摩诃池也没有了。成都以一座文化名城的存在，主要凭借的就是文字的记录了。书写成都，最优美、数量也最多的，就是杜甫。此前，成都出了一个大文豪司马相如，他的《上林赋》是书写都市景象的名篇，但他出川致仕，写的是汉代长安。只有杜甫，在成都三年多时间，留下了那么多关于成都的诗篇。清澈的江水、丰富的植物、温润的气候、众多的古迹、时人的身影与生活场景、城市的气象，无一不在他笔下清晰呈现。没有杜诗，我们几乎无法描摹成都，没有杜甫，我们也几乎无法歌颂成都。
多么好啊，杜甫还留下了一座草堂，永驻成都。即便这座草堂并不真是杜甫当年那座草堂，但这座草堂的存在也表示了成都对杜甫的珍重。
杜甫让我们更爱成都，当然，我们也就更爱杜甫。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说：“从此以后，你爱上这个人。这意味着，你要努力地用你温柔的双手将他的人格的轮廓按照你当时看到的样子描绘出来。”那个其实不会好好种地的杜甫，那个渴望致仕却又不能躬身逢迎混迹官场的杜甫，他自己用丰富的诗作展现了自己，以至于用不着我们再费什么笔墨来描绘他。我们只要在锦江夜雨时轻声吟咏他那些诗作就好了。回望成都
杜甫又走上他的流浪之路了。
他用诗为我们标注他东去的行迹。
他是从水路出川的。嘉州（乐山），宿过一个驿站叫青溪驿。戎州（宜宾），有杨使君请他喝酒，吃了当地产的荔枝。渝州（重庆），等一个朋友一起入三峡，没有等到，便先登船走了。忠州（忠县），喝了一种酒叫麹米春。
也是在这里，他得到高适死去的消息。《闻高常侍亡》：“归朝不相见，蜀使忽传亡。”
盛唐诗凋零的日子到来了。
三年前，从四川出发的诗人李白死了。
现在高适死了，离开四川仅仅一年时间。
还有曾经在西域军旅中挥洒豪迈诗情的岑参，765年接到嘉州刺史的任命，本来是可以在成都和老友杜甫见上一面的。可是，严武一死，蜀中又陷于战乱，因道路不通，走到半途又回去了。直到第二年，才来到四川。再四年，公元770年，岑参死于成都。也是这一年，漂泊无依的杜甫死于去往岳阳的小船之上。是的，杜甫乘船东去，与四川渐行渐远时，盛唐诗——这个中国精神史、中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众声合唱的时代，正在垂下终场的帷幕。我知道文学史上说盛唐诗不只是这几位诗人，但对我来说，当这几个我最喜爱的诗人消失，那个伟大的时代也就结束了。
在我眼中，盛唐诗歌的帷幕，可以说是在四川关上的。
杜甫在江上，还遇到了送严武灵柩回乡的船。《哭严仆射归榇》，与严武作最后的告别：“风送蛟龙雨，天长骠骑营。一哀三峡暮，遗后见君情。”
人一死，曾经有过的怨怼都消失了，留下的只有对温暖友情的深深怀念。对严武如此，对高适也是如此。
对这两位故人的怀念，也触发了他对成都寓居岁月的怀念。
云安（重庆云阳）。杜甫在那里生病，卧床不起，却写了深情怀念成都的《怀锦水居止二首》。
万里桥南宅，百花潭北庄。
层轩皆面水，老树饱经霜。
雪岭界天白，锦城曛日黄。
惜哉形胜地，回首一茫茫。
还是卧病云安时，暮春初夏，他听到了杜鹃鸟的叫声。这又令他魂归成都，魂归使杜鹃的啼鸣有了象征意义的成都。那个意义是李商隐用“望帝春心托杜鹃”那句有名的诗揭示过的。
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
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
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
有竹一顷馀，乔木上参天。
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
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
……
我不是一个自作多情的人，但在成都春深、杜鹃花开之时，听闻浓荫深处传来杜鹃的啼叫，就会想起这首《杜鹃》诗，有时会忍不住热泪涌动。使杜甫再拜的是望帝之魂，使我泪流难已的，是杜甫优美深情的诗篇。
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杜甫生命最后一年，也是堪与秦州岁月相比的最悲苦的一年。以中国之大，竟没有让最伟大诗人寄寓的一块土地，杜甫生命的最后一年基本上是在一叶孤舟上度过的。流浪的他，前途无依，只余回忆。
这年正月，他翻检行囊中的旧文稿，高适赠他的一首诗《人日寄杜二拾遗》，赫然呈现眼前。
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
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
身在南蕃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
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
高适这首诗写于761年春节，那时他刚到蜀州刺史任上不久。前面说过，那时杜甫对高适有情绪有意见。所以，那么勤于写作，甚至跟名声不好的暴虐的花将军酬唱都不止一次的杜甫，居然没有回复高适。在这正月的寒江之上，登岸几天便又登船漂泊，身陷战乱，饱尝世态炎凉的杜甫，想必有些后悔，当年自己对高适可能有些过于苛求了。
现在，他在公元770年，回复高适761年大年初七写给他的那首诗了。这时高适死去已经五年。那首诗写就的时间已经将近十年。他要写这首诗了：《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他在序文中写道：“开文书帙中，检所遗忘，因得故高常侍适人日相忆见寄诗，泪洒行间。读终篇末。自枉诗，已十余年。莫记存殁，又六七年矣！”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诗久零落。
今晨散帙眼忽开，迸泪幽吟事如昨。
呜呼壮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动寥廓。
叹我凄凄求友篇，感时郁郁匡君略。
……
这些旧友一走，天下就寂寞了。
“东西南北更谁论，白首扁舟病独存。”不要说自己老病如此，无助如此，即便是成都的春光，没有了高适这样的人，也是“锦里春光空烂熳”了。盛唐已成旧梦，盛唐一代的诗人也相继凋零。杜甫写下此诗后不久，岑参在成都死去。然后，这年年底，杜甫在舟中死去。
相对杜甫在其他地方的遭遇，四川厚待了杜甫，成都厚待了杜甫。杜甫则一如既往用诗歌回报成都。连他去世前写的最后诗篇也与锦城相关。他“追酬”故友高适的这首诗，更是贡献给成都一个节日中的节日：草堂人日——一个回味成都文化韵事的节日。
杜甫草堂那副对联写得好：“锦水春光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一座城市，无论是历史还是春光，只有经过书写与描绘了它的人才能真正占有，才能持久与永恒。不然都是稍纵即逝的过眼烟云，杜甫的诗揭示并决定了成都这座城市的审美基调。
红梅初放，柳色簇新，草堂人日，我们来了。成都，浣花溪畔的杜甫千诗碑正在建设。成都，人日游草堂已成风习。今年人日，我有幸担任本回人日祭祀的主祭人。作为成都市民，作为深爱杜诗的成都市民，这是我最巨大的荣耀。为此，还专门去做了一身庄重的衣裳，并亲写了祭文。今天，写成此文，已是2017年岁末了。就把祭文抄在这里，作为这篇向诗圣致敬的文章的结束吧。
维公元二〇一七年，岁次丁酉，正月初七人日，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四川省杜甫学会、成都市中小学校，及社会各界人士，汇集于大雅堂前，谨备鲜花雅乐，敬祭杜甫先生之灵。辞曰：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起于夏周，盛于汉唐。文脉流转，群星璀璨。诗圣杜甫，继往开来，承上古雅正之义，张盛唐海纳风尚。公之一生，体圣人心，践圣人言，与国同运，与民同命。身在盛世，写大诗史。遭逢乱离，状真世情。苍生疾苦，笔底波澜。颠沛流离，来在成都，浣花溪畔，筑此草堂。植桃树竹，并留诗章。微风细雨夜，似听哀玉声。水槛遣心时，描摹锦城景。城中十万户，此处两三家。茅屋秋风破，西岭雪山青。栖乱离世，怀忧国心。出师未捷死，英雄泪满襟。漫卷诗书去千里，留此草堂万世名。今逢人日，梅蕊飘香。少长咸集，齐聚草堂。咏诗圣诗，体诗圣意。新柳弄色，红梅初放。光阴百代过，国体日日新。万里船正发，锦城景更明！诗圣有诗在，犹状新时代：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壮哉大中国，开天大画图！诗圣遗诗教，随风潜我怀。教我写时代，教我抒心怀，教我忧黎元，教我怀家国。诗圣精神，世代承传。文化复兴，再写华章。在此人日，来拜草堂。杜高酬唱，万古流芳。缅怀先生，想象容光。高山仰止，再咏华章。古柏森森，修竹篁篁。岷山皑皑，锦水长长。工部道德，拾遗文章。千载不灭，万古流芳。尚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