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史晓露 文/图

4月初，海南的气温已突破30摄氏度。位于海南省陵水县英州镇的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下称：省农科院）南繁基地内，连片的水稻泛着金黄，正待收获。

省农科院南繁基地

海南被誉为“育种天堂”、新品种选育的“加速器”，这里独特的热带气候，可以实现喜温农作物的加代繁殖，使一个品种的育种周期缩短三分之一至一半。每年，来自全国各地近7000多名农业科技人员会来到海南南繁基地开展育种工作。

每年八月底、九月初，等到成都的水稻收获后，四川的农业科技人员也像候鸟一样，从成都赶赴海南开展南繁育种，等到来年4月中下旬，海南的水稻收获后再返回成都。他们追逐骄阳，不惧酷暑，一年又一年周而复始，被称为“追太阳的人”。

在距离成都两千公里的偏远海岛上，四川南繁科研人员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如何开展科研育种？近年来又取得了哪些科技成果？3月底，记者对四川南繁基地进行了实地探访。

四代人的南繁路：接力“垦荒”苦中作乐

从三亚机场出发，途径海南环岛高速，约50分钟车程，便能抵达省农科院南繁基地。两栋白色小楼矗立在小院内，院内椰林丛丛，撑开绿伞，偶有狗吠鸡鸣。

驻地周边就是一片农田。3月底，高粱、蔬菜等作物的南繁工作已经结束，农田内只剩下水稻静待收获，椰风拂过，稻浪滚滚。

省农科院南繁基地

“最近基地内留下的大部分都是水稻专家。”省农科院海南分院副院长李小平介绍，南繁人员就住在院内的两栋小楼里，分别于1998年和2010年建成投用，可以容纳50余人居住，整个基地占地332.2亩，包括科研人员的育种试验田、办公和住宿楼、仓库等设施。

房间内布局简单，只有两张床铺、衣柜、办公桌等家具。不过，李小平却感叹道，“与过去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四川的南繁工作始于上世纪60年代，以“西南杂交水稻之父”——周开达院士为代表的水稻育种专家是四川最早一批南繁拓荒者。如今，第一代南繁人已经故去，第二、三、四代南繁人接过垦荒的“接力棒”，继续在这篇土地上耕耘育种。

与印象里椰风碧涛、白沙蓝天的悠闲海岛生活不同，早期的南繁生活远比想象中艰苦。

“住过牛棚、睡过茅草房，四五个人挤一间房，连厕所都没有。”省农科院副院长任光俊今年60岁，是周开达院士的学生，是第二代南繁人。3月下旬，他又来到海南育种。从1981年第一次到海南，至今已是40个年头。

“当时县城街道上没有一条水泥路，经济条件很差。各个科研团队处于 ‘散打’状态，要自己租地、找房子住。”任光俊回忆，早期科研经费少，每天的工作补贴只有9毛钱，挑粪、插秧、播种、收割……所有农活都得自己干。为了挣生活费，他们还要种菜卖，晚上还要点着煤油灯学习英文资料。

省农科院南繁基地

交通不便是另一大困难。1984年8月底，省农科院水稻高粱研究所原所长、四川水稻育种攻关首席专家郑家奎第一次到海南育种。“最久的一次走了七天七夜。”郑家奎说，从泸州到陵水，要辗转隆昌、贵阳、湛江、海口等地，期间要坐汽车、转火车、搭轮渡，到了海口后，还要坐7、8个小时的汽车才能到陵水县城。每年八九月份最易遇到台风，有一回，他坐船到海口后刚好碰上台风，所有宾馆闭门歇业，他抱着行李在桥洞下站了一夜。

物资也十分匮乏。1988年海南建省时，经济水平落后，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除了带上种子、生活物品外，还要背上一大桶豆瓣酱和菜籽油。那时周老师也和我们一样，大包小包背着东西。”今年56岁的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平是周开达院士的第一位博士，他的记忆里，一瓶豆瓣酱填补了“南繁人”的乡愁。

背井离乡，与家人聚少离多成为常态。今年59岁的王中华是省农科院南繁基地的最长留守者。1987年起，他的33个春节都在海南度过。 “和妻子结婚的前10年，在一起的时间不到1年。”1996年，他的儿子在海南出生，上了陵水的户口，他笑道，“儿子是正宗的陵水仔，现在这里已经相当于自己的家了。”

日常生活也单调枯燥。省农科院作物所水稻中心主任任鄄胜今年42岁，2002年开始南繁育种，成为第三代南繁人。“一口井，几个老男人，一条狗，就是生活的全部。”他打趣道，早期没有电视，晚上的娱乐活动就是数星星。

近年来，我省加大对农业科研和南繁基地建设的投入，各个科研单位有了固定的基地。如今，李平教授的学生，一群90后研究生成为第四代南繁大军，迎接他们的是更好的环境。“住宿条件大幅改善，现在有了自来水、电灯、电话、网上办公，都很方便了。”李平说。

我省是最早开展南繁的省份之一，自1962年以来，我省南繁规模不断扩大，南繁已从玉米、水稻拓展到棉花、高粱、红苕、花生、蔬菜等作物。如今，我省常年有43家科研院所和种业企业、400余名科技人员开展南繁工作，主要集中在陵水县、三亚市和乐东县。

水稻育种的“三步式跨越”：把科研论文写在大地上

从2月底开始，任鄄胜和同事每天都要迎着朝阳，趟着露水，下田给水稻材料做杂交。

水稻属于自花授粉作物，选育杂交水稻需要将水稻的不育系（母本）与恢复系（父本）进行杂交，这个过程需要靠人工授粉。“杂交组配相当于给水稻 ‘找对象 ’，只有将父母双方的优良基因遗传给下一代，才能培育出高产优质水稻品种。”任鄄胜说，每年一个课题组需要组配4000多个杂交组合，对上万份材料进行人工授粉，这是南繁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也是最辛苦的环节。

省农科院南繁基地内，省农科院作物所水稻中心主任任鄄胜正在剪颖壳，为水稻杂交做准备。

育种是科学和艺术结合。任鄄胜说，既要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还要善于在田间观察记录，发现作物优良性状。

农田是他们的“舞台”，在南繁基地里，随处可见戴着草帽、挥汗如雨的育种工作者。“农田里有水蛇蚂蝗，下田需要穿上长筒靴，脚气和风湿是我们的职业病。”任鄄胜笑言。

每年做杂交时，也是太阳最毒辣的时候。“水稻开花一般在中午11点到下午1点，中午温度高，授粉效果最好，越要赶在这个时间段进行人工授粉。”省农科院作物所副所长高方远说，站在骄阳下就像蒸桑拿，在湿热的环境下闷上几个小时，一身会长满湿疹。

虽然辛苦，但杂交育种、田间观测一直是水稻育种的主要技术。20世纪50年代以来，水稻完成了两次绿色革命，从高秆变矮秆、从常规变杂交，实现了大幅增产，皆离不开田间的发现。1970年，袁隆平团队在海南岛发现野生稻的雄性不育株，成为杂交水稻培育的成功的关键材料。

南繁基地内，省农科院副院长任光俊（左）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

在四川的农业专家中，周开达院士与袁隆平齐名。上世纪60年代，周开达带领团队通过四川与非洲水稻品种的地理远缘杂交，成功培育出了冈、D型不育系及杂交稻，大幅提高了水稻产量。如今冈、D型杂交稻仍广泛种植。“周老师常说，品种选育是在稻田里干出来的，要在实践中出真知。”李平说。

沿着前辈的足迹，选育优质高产且持久抗病的杂交水稻新品种，是南繁人毕生的追求。“选育一个突破性品种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利用海南温暖的气候，可以实现繁殖加代，大大缩短育种进程。”郑家奎说，此外，海南还为寻找抗病性材料提供了绝佳的环境。“稻飞虱、螟虫等水稻病虫害在海南频发，很多抗病材料都是从海南发现的。”

在四川、海南两地几十年的连续育种，我省水稻育种取得了系列重大突破。1988年，周开达院士主持完成的“籼亚种内品种间杂交培育雄性不育系及冈D型杂交稻”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郑家奎和团队创制出粳稻雄性不育新质源——K型不育胞质，获得2001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以川优6203、宜香优2115等为代表的一批优质高产抗病杂交稻新品种的出现，解决了川米高产不优质的问题，引领长江上游品种的升级换代。

南繁基地内，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平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

如今，在南繁基地里，各个科研团队又围绕主攻方向，利用经验育种、分子设计育种、航天诱变育种等技术手段，选育抗旱节水稻、航天稻等新品种。

从主攻产量到兼顾品质和产量，再到优质、高产、高抗、广适、重金属低积累、绿色宜机械化生产等全面提升，郑家奎称之为水稻育种的“三步式跨越”。“育种跟体操比赛一样，先是培育单项冠军、全能冠军，现在还要培育 ‘团体冠军 ’。”郑家奎说，“要进一步挖掘优质品种资源，突破瓶颈。”

南繁生活虽然艰苦，但科技人员却以育种为乐。“40年来，最大的体会就是科学研究必须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今年60岁的任光俊仍然一有空就到田间育种，不分周末。“要解决13亿人的吃饭问题，这是使命感和责任感。”

李平则常常启发学生，让他们认识到我们人口大国口粮的重要性，有了使命感，就会爱上农业。“育种就和结婚生子一样，把品种作为自己精心培育的后代，有了期待，就会有动力。”

省种子站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01年《种子法》实施以来，通过国审和我省审定的水稻、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品种808个，其中经南繁鉴定和加代的品种由之前的70%提高到了90%以上，近年每年有3万余份育种材料在海南鉴定和加代，对推动我省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振兴川种的“变奏曲”：要让川种重走天下

“这是新构建的一批材料，穗子比较大，米质都不错……”3月下旬，在英州镇的南繁基地内，郑家奎领着成都来的种子企业负责人，在农田里巡视了一圈，向其一一介绍自己的“宝贝”。

最近郑家奎刚满60岁，从事南繁已有37年，本已到了退休年龄，但他却闲不下来。去年做了一场大手术，身体瘦削，妻子叮嘱他少往田里跑，但他仍把大部分时间留在稻田里。

脚步不停，是因为郑家奎有一个梦想——重振川种辉煌。

谈及川种历史，郑家奎充满惋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川种一度辉煌，四川的三系法杂交稻种子横扫西南区水稻种子市场，中籼杂交稻省际间种子交易量达四成以上。不过，到了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两系法杂交稻在长江中下游推广，再加上当时川米品质不优，四川的杂交稻市场严重萎缩。

重振川种辉煌，成为南繁人的目标。“四川水稻要重返长江中下游地区。”郑家奎说，关键是解决抗倒伏和高温结实问题。“长江中下游是冲积平原，土壤肥沃，与两系法杂交水稻相比，四川的三系杂交水稻属于节肥品种，具有优势。”

重返省外市场，郑家奎和团队已谋划已久。南繁基地内，郑家奎团队种植了新选育的多个杂交稻新品种。“目前有两个品种不错，产量高，米质达到部颁一级，适宜长江全流域推广。”郑家奎介绍，新品种即将进入审定环节，今年1月，省农科院水稻高粱所已经与两家种业企业签订了品种转让合同。

“川种要振兴，还需要开拓海外市场。”李平认为，利用海南独特的气候条件，可以面向东南亚市场选育品种。

“身边的这个品种，就是专门为巴基斯坦定制的品种。”李平站在一片稻田边介绍，它的一大特点就是抗倒伏、抗高温、米质偏硬。原来，巴基斯坦人喜欢吃手抓饭和炒饭，因此他们特地选育了米质偏硬的水稻品种。

四川水稻国际化之路已有近30年。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四川种业企业就打开了越南市场的大门。2005年，李平团队还和越南种子公司合作，选育出杂交稻新品种“太川111”，目前该品种已纳入越南政府采购的主要品种，也是越南进口最大的一个杂交稻品种。“ ‘太川111 ’这个名字还是当地人取的，因为产量、抗性、品质都是第一，当地老百姓还叫它 ‘三杆枪 ’。”李平说。

谈及未来川种如何做大做强，李平认为，有两点很关键，“一是满足市场需求，二是种子价格要低。”

“过去是有什么品种，就向别人推广什么东西，但很多品种不适应当地需要。”李平说，川种要国际化，需要针对客户需求进行品种改良。

此外，还要降低制种成本。目前种子主要在国内生产，再经国际货运，销往国外，算下来一公斤种子的运输成本要1—3元。再加上国内人工费偏高，“如果能在国外生产，光人工费就能至少节约三分之一。”李平建议，未来需要出台有利政策，助力种业企业走出去。

进军海外市场对中国种业做大做强是个重大机遇。当前，跨国种业巨头均在全球化经营方面建立了成熟的商业育种体系，通过构建海外研究和试验中心、地区性育种基地，抢占了海外市场。“我国在杂交稻技术上全面领先，中国种业要做大做强需要依靠杂交水稻，错过了这个机会，将是很可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