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王成栋 史晓露

瞅着育种的最佳时间段要到了，刘捷决定不等了。转而去了一趟武汉，在那里，依托中科院武汉分院的设备，完成六种蔬菜的父系分子数据分析。

去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不少欧美国家面临农业劳工短缺。在此背景下，把部分农产品生产订单转给四川。也是在此背景下，成都一家蔬菜育种企业负责人刘捷接下了一单业务：将六种原产国外的蔬菜品种本土化。其中，最关键的是与本土品种杂交，以提高抗爆性能。

和谁杂交效果最好?“这需要对父系基因进行分析。具体来说，就是对父系的分子数据做分析。”刘捷说，具备这项能力的，全省只有去年才投入使用的省农科院农作物分子育种平台。但排了一个多月队，得到的消息是“因为其他科研项目还没结束，还要再等等”。

“父系分析设备全川就这一个，的确比较紧俏。”省农科院副院长杨武云坦言，与传统的育种技术相比，分子育种技术针对性更强、周期更短，也被认为是攻克种业“卡脖子”技术希望所在。但一套动辄两三千万元采购和建设费用，远非规模偏小的四川种业企业能够承担的。

四川的科研关键设备和人才等八成科研资源掌握在科研单位手上，但却与直面市场的企业需求脱节。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就是当前制约四川攻克种业“卡脖子”技术的主要原因。

“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四川这几年在全国、在业内拿得出手的品种，全部是科研单位和规模相对大一点的企业联合做出来的。”省畜牧科学院院长蒋小松介绍，如荣获2014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大恒肉鸡，是四川大恒家禽育种有限公司与省畜科院长达十余年的联合攻关。其中，前者得以畅通无阻的运用省畜科院设备、人才是大恒肉鸡最终研发成功的关键。

因此，专家们建议，如要取得种业创新的实效，首先在于补齐设备等“硬件”短板。

“组织一次全省摸底，把哪些领域有可能突破，哪些领域的设备不够、技术储备不足都列个清单。然后针对性补强。”中科院院士王汉中建议，在攻克“卡脖子”技术方面，四川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针对优势领域集中资源补短板，是最佳选择。

其次，是解决“怎么用”的问题。

“现有的科研资源分布格局不会短期内改变。所以，想办法对社会，特别是对企业开放共享。”省农业农村厅种业处副处长周孝强注意到，当前各科研单位改革的重点集中在后期的成果转化领域。但想要让成果更新、更有用和转化的更顺利，企业不能只守着科研单位“选果子”，还应更多参与研发环节学会“种果子”。

这个“参与”，是指可以利用科研单位的设备、人才与技术“以我为主”研发，也可以采取提供资金支持等方式，参与各科研单位既有的项目中。

“当然，这里面涉及到很多政策和制度层面的问题。比如，企业使用科研单位的设备、人才，按什么标准支付报酬?成果收益怎么分?”四川农业大学校长吴德呼吁，省级层面应尽快出台相关改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