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吴平

5月24日，到四川大学江竹筠纪念馆参观的团队络绎不绝，当年的皂荚树如今风华正茂，为小小的庭院洒下一片绿阴，昔日树下那群捡拾皂荚洗衣服的女学生早已各奔东西。

人们认识江姐江竹筠，多是因为她在重庆渣滓洞的狱中斗争和慷慨就义，“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这句话鼓舞了几代人投身革命和共和国建设。四川大学校史办公室副主任王金玉说，其实，江姐除了是一名刚强的战士，也是慎思笃行的学生、亦师亦友的学姐、为孩子计长远的母亲，纪念馆收集的江姐的学籍记录等，揭示了她鲜为人知的一面。

一边上学一边投身革命

王金玉介绍说，江竹筠的身世颇为曲折：1928年，江竹筠8岁时离开自贡市江家湾，随母亲李舜华逃荒投亲到了重庆，住进三舅李义铭家。李义铭是华西协合大学首届4位医科毕业生之一，在重庆创办了民营义林医院等。

到了重庆后，江竹筠短暂地读过教会小学，在袜子厂做过2年童工，12岁时得以进入由李义铭参与创办的重庆市私立孤儿院小学读书。小学档案记录显示，她的曾用名是“江竹君”，籍贯“富顺”。在校期间，江竹筠曾连跳三级，成绩仍然是全年级第一名。在两张孤儿院时期的照片里，江竹筠都穿着棉布连衣裙，洋溢着快乐、明朗的笑容。

在这里，她还结识了一生的挚友何理立，以及进步思想的启蒙老师丁尧夫。据何理立回忆，蒋光慈的《鸭绿江上》、郭沫若的《匪徒颂》，鲁迅的书，这些江竹筠爱不释手的书都来自丁老师的书箱。也是从丁老师这里，他们第一次知道了秋瑾、顾正红等烈士的故事。

初中时的江竹筠依然开启学霸模式，在重庆南岸中学获得该校学生的最高奖“银盾奖”。但考上中国公学附中之后，江竹筠只读了一年便退学，转而就读黄炎培创办的重庆中华职业学校。

纪念馆展出的两份文件显示，中国公学附中是“修业证明”，上面写道：查学生江竹君年廿岁四川富顺人曾在本校高中一年级修业期满，特此证明；而重庆中华职业学校颁发的是“会计专业毕业证”。

在就读高中期间，19岁的江竹筠在同学戴克宇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职教毕业后，她就成为中华职校和附近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后来还担任地下党重庆市新市区的区委委员。为了掩护地下党身份，她的公开职业是敬善中学的会计。

“三勤三化”打下良好师友基础

在纪念馆，有张黄色硬质“国立四川大学学生入学登记表”，上面贴着江竹筠生前最清晰的照片之一，眼神凝聚，透着刚毅果敢，嘴角微含笑意，不失亲和友善，略略烫过的长发增加一丝成熟稳重。登记表上的名字是“江志炜”，还填有家长、监护人、保证人等信息。在此后的2年里，川大师友只知农学院的大一新生江志炜，不知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的妻子江竹筠。

为何要中断重庆的工作，跑来川大读书？

王金玉介绍，1944年春天，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重庆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和与党组织的机构有来往的进步人士的防范一点都没有松懈。江竹筠仅是因为与好友同去《新华日报》营业部买一本书，就被特务跟踪了。当时，江竹筠的身份已是重庆市委第一委员彭咏梧的妻子，为了保证彭咏梧和市委机关的安全，川东地下党组织安排她从重庆撤到成都，寄住在一位地下党同志家里。

鉴于四川大学被称为民主堡垒、西南进步势力的大本营，是隐蔽身份的理想之地。经党组织同意，江竹筠改名为“江志炜”报考川大，经过笔试、口试，竟然一击而中，被农学院病虫学系录取，于当年9月入学，一年后转到农艺系。

“江姐在川大的两年经历少有人知，但其实她的工作可圈可点，甚至可以当做党的地下工作的模范样板。不仅自己隐蔽得好，保障了组织安全，同时也不失时机地助推学运工作。”王金玉认为。

面对国统区残酷的斗争形势，中共南方局提出了“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提出了“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三化”（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的具体要求。

江竹筠就是“三勤三化”的范例。她并不因为身份特殊、年纪偏大而放松要求。因为高中只读了一年，刚入大学时她的一些功课学起来很吃力，但在她坚持不懈地努力下，成绩很快就提了上来。

当时川大的史地系学生、学生运动骨干赵锡骅曾在《红岩春秋》发表过一篇回忆文章，说，大二时候，学校提供了英语之外的二外选修课，但只有法、德、日三种。好在东北籍的徐自爱同学会俄文，为了能读懂一手的俄文书刊，他便邀请包括江竹筠在内的几位同学，从望江楼前坐小木船渡河，到河边街李实育同学的姐姐家里汇合学俄语。遗憾的是，刚刚初识几个单词，他们就引起特务注意，于是就作罢了。

徐特立的外孙女黄立群跟江竹筠在川大有过交集，晚年跟赵锡骅通信时谈到，另一女战士也隐蔽得很好，但“就是觉得她傲气，完全不像江志炜那样，江姐的沉稳成熟，真令我佩服”。

曾与江竹筠非常亲密的学妹黄芬回忆，“一年级时，同学们经常玩扑克到深夜，江志炜建议大家别浪费宝贵时间，不如多复习功课或看课外书。这件事我印象很深，决心从此不再玩扑克，这个习惯保持到现在。”在江竹筠的影响下，黄芳、黄芬等学生加入了自由读书会等进步社团，黄家姐妹的父亲、国民党九十五军参谋长黄仲伟也积极保释被捕入狱的进步学生，并于1949年率部起义。

学校学生运动的幕后参谋

江竹筠入学登记表的家庭经济一栏写的是“窘迫，入不敷出”，纪念馆还收藏有一份她在校领取膳食补助的记录，同列在册的还有她的同班好友王云先以及同宿舍好友董降云。实际上，因为法币不断贬值而陷入贫困的学生越来越多。当时有印花的洋布比较贵，为了省衣服钱，江竹筠曾带领同学买便宜的土布棉并自己染色。一开始固色不牢、总是掉色，几经请教，发现加入盐和醋可以改善该状况，这才不至于“衣衫不整”了。

江竹筠推己及人，认为帮助同学于困难之时，才能真正显出进步学生的“进步”。

当时，女声社为了帮助困难同学节约生活开支，着手自办伙食团，并请学生运动骨干陈光明担任经理。陈光明怕耽误学习，原本是想拒绝，经过江竹筠的提醒和建议，陈光明慨然应允。伙食团使陈光明获得了同学们的信任，并直接导致在后来的学生自治会主席选举中，她一举成功。此举意义重大，因为学生自治会是官方认可的学生组织，意味着学校合法的斗争工具掌握到了进步学生的手中。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同学王云先家境困难，半工半读的情况下难免缺课，江竹筠不仅把笔记借给她，还让她在下雨不能回家时跟自己挤在一张床上睡。而她做这些全然出于赤诚，非“拉拢”的意图。陈光明评价，当时她都未曾察觉到江竹筠的“特殊作用”。

其实“永远不与群众隔离”，是周恩来总结出的群众工作之道，他曾在《我的修养要则》中写道“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江竹筠对此坚定不移、贯彻始终，作为学校学生运动的幕后参谋，也发挥着主心骨的作用。

当时赵锡骅等人组建“文学笔会”，成立之初只吸收有文学修养的人，在江竹筠的建议下放开了限制，以免因人数过少而受到孤立；后来参加的社员越来越多，甚至影响到其他社团的发展，江竹筠又建议文学笔会的负责人主动帮助兄弟社团。

此举还有一个原因，之前进步学生以川大“17个学术团体”的名义声援慰问《华西晚报》，被反动分子攻击“以少数团队冒充四川大学”。事情虽然以进步学生的胜利结束了，但需要反思的地方还很多。江竹筠认为，只有进步阵营有了更多力量，才能代表整个川大去表态、发声，才名正言顺并有更大影响力。

经过这些大大小小的斗争实践，川大的学生运动越来越成熟，声援了昆明“一二一”惨案反对内战事件，声援了校内3位进步教授，使特务不得不终止破坏活动等。

1946年7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江竹筠受命留在重庆开展工作，她的学业戛然而止，随着一纸休学手续，只剩“江志炜”这个名字留在川大学生档案和同学们的回忆里。

赵锡骅记得江竹筠曾跟他聊过，一旦被捕了，要把法庭和刑场作为新的战场，战斗到最后一刻。讲些什么话，都要先想好。“你小说、诗歌看得多，热情，还要注意冷静，才好想对策。”能说出这番话的江姐，必定已经在脑海中演练了多少回自己被捕的场景，少有人能想到，表面温润如菊的她内心是如此决绝。

“如果说渣滓洞的江姐像梅花染血绽放，让敌人畏惧，”王金玉说道，那么川大时的江姐像雏菊，把最好的友情和青春给了她亲爱的同学和战友，有此校友，幸甚至哉。

图片由江姐纪念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