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吴晓铃
黄土台地的房屋与可利用低洼区域的墓葬
6月7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新津宝墩遗址最新考古成果——继近年在遗址内发现了4500年前的碳化水稻等植物遗存以后，考古人员在2020-2021年度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成都平原最早的水稻田遗迹。这处稻田遗迹约在发掘区内分布约600平方米，考古人员不仅从生物指标上检测出该区域地层中有大量水稻植硅体分布，还发现了1条与该区域相连通的水沟遗迹，1条疑似田埂遗迹以及多处疑似水稻根窝的遗迹。为人们了解成都平原史前水稻种植以及长江上游文明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珍贵信息。
据介绍，这也是长江上游首次发现4500年前的水稻田。
发现水稻田遗迹 面积约600平方米
位于成都新津的宝墩古城遗址是我国长江上游地区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史前城址，也是成都平原上人类第一次大规模定居生活的地点。2020年10月至2021年4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宝墩工作站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在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区域内，清理出了灰坑68个、灰沟8条、墓葬5座，垫面遗迹1处、护坡遗迹1处，出土数以万计宝墩时期陶片及几十件石器。而其中最大的成果，便是发现宝墩时期的水稻田遗迹。
宝墩遗址2020年发掘疑似水稻田层面航拍图
宝墩工作站副站长唐淼介绍，这处水稻田遗迹发现于宝墩古城的西南部，目前揭露600平方米左右。考古人员在发掘到此处时，发现了它的不一样。这处距离地表2米左右的水平地层与常见的人类活动过的地层相比，看不到陶片、红烧土、碳屑等遗物，土层相对纯净，土质则与湖沼中的淤泥颇为相似。更让唐淼惊讶的是，这处地层中还发现了大量铁锰结核。这是一种铁、锰氧化物的集合体，类似于铁锈颗粒，它需要在饱氧与厌氧交替的环境中才能形成。“这一信息提示我们该地层不是简单的湖沼堆积，可能与水稻种植时灌水、放水环境有一定关系。”唐淼说，他们及时在该地层中采集了两件土样标本送到中科院检测，同时在发掘中关注与水稻种植相关遗迹。果然，在对于这一区域采取大面积保留、小面积解剖的发掘中，考古人员继续发现了1条与该区域相连通的水沟遗迹，1条疑似田埂遗迹，多处疑似水稻根窝遗迹。
更确凿的证据来自于对土样标本的检测。唐淼介绍，检测结果显示，这片地层中有水稻植硅体分布。水稻植硅体包括了扇型、双峰型和并排哑铃型三种类型，其中双峰型植硅体含量最高，植硅体浓度高于100000粒/克，扇型植硅体浓度高于80000粒/克，是早期国际标准值的20倍，“可以说从生物指标来讲，该地层已经基本可以判定为水稻田。”为了进一步支撑这一初步判断，考古人员已对地层土进行系统采样，未来将通过对不同区域、不同地层水稻植硅石浓度、类型、比例的对比，与稻田伴生杂草群植硅体的鉴定，土壤微形态等方式进行交叉认定。
稻粟兼作 奠定天府之国农耕文明基础
在宝墩遗址发现水稻田遗迹之前，从事科技考古的工作人员曾对宝墩古城遗址、三星堆遗址等多处遗址的上万粒种子进行研究，发现了稻谷、粟、黍等不同的植物种子。尤其在对宝墩文化相关遗址的炭化植物种子进行浮选时，发现稻谷数量占绝对优势，占所有种子的一半以上。唐淼表示，正是稻粟兼作的农业体系以及家猪的养殖，奠定了古蜀文明甚至天府之国农耕文明的基础。
碳化水稻
从古蜀先民主食种类的变化，或许可以倒推出一幅他们的迁徙地图。
宝墩文化，距今4500年至3700年左右。宝墩先民的主要来源，被认为是来自西北甘肃、青海地区的一支。这是因为在距今约5300—4800年的茂县营盘山等遗址，发现了大量接近黄土高原仰韶文化及马家窑文化出土的彩陶器物。此外通过体质人类学鉴定，营盘山人的头骨，具有典型的古代西北人群特征，这群来自西北地区的先民在岷山峡谷留下了二三十处遗址，却因为彼时成都平原腹心多河流沼泽，迟迟未敢进入。到了什邡桂圆桥文化(5100——4600)时期，考古人员在遗址的最下层，发现了和营盘山遗存相似的器物，说明这群西北先民已开始尝试着进入成都平原。
回到植物种子浮选，也能看出蛛丝马迹。桂圆桥遗址最下层的种子浮选中，仅见旱作植物的种子。然而到了距今4500年左右的宝墩文化，考古人员从土壤中浮选出了粟、黍等种子，水稻的种子占了绝对多数，说明，当时水稻已经开始变为人们的主要农作物。
宝墩遗址出土碳化水稻
“这种改变的原因，可能是长江中游人群的进入。他们带来了水稻种植以及筑城技术，不仅可以帮助人们进入成都平原腹地时抵御洪水，稻谷还更适合冲击平原农作物的种植。”唐淼说，根据动物考古，考古人员还发现宝墩先民已开始驯化和饲养家猪、狗等家畜，家猪作为获取肉食资源的主要手段。在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下，食物的富余极大促进了成都平原史前文化的发展，至宝墩文化三期以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为代表的大量宝墩文化遗址在成都平原腹心地带涌现。
宝墩文化是三星堆文化的来源之一
正在持续发掘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以大量精美文物吸引着公众关注。三星堆文化的发展，和宝墩文化又有无关联?唐淼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在本土宝墩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原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综合发展而来。从这个角度而言，宝墩文化也是三星堆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在成都平原相继发现了宝墩古城遗址、郫县古城遗址等8座史前古城遗址。它们文化面貌相似，年代前后延续，学术界将该文化命名为“宝墩文化”。宝墩文化的确认将成都平原历史向前推进了800年，将成都平原正式纳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之中，填补了长江上游文明进程的空白，同时为三星堆文明的起源，找到了重要线索。
“宝墩文化阶段，广泛分布于成都平原的城址、遗址，证明了成都平原拥有孕育三星堆的文化沃土。”唐淼说。
竹(木)骨泥墙建筑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已知宝墩文化分布于50余个遗址，其中就包括三星堆遗址。在宝墩文化晚期，社会复杂化程度加剧，出现了拥有一定权力的特殊阶层，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一系列中原、长江中下游文明因素进入成都平原，与本地宝墩文化融合，产生了三星堆文化。这些外来文化可以观察到的主要有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二里头文化等。
“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制陶、石器工艺、城墙修筑技术、建筑形态、生业经济上有明显的延续关系，应该说宝墩文化为三星堆文明的起源，找到了重要的线索，三星堆文化是在宝墩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原文明因素、长江中下游文明因素综合发展而来的。”唐淼说。
唐淼介绍，宝墩古城开启成都城市文明，为早期国家的形成及文明的萌发孕育了胚胎。宝墩文化时期积累的挖壕筑城、治水、水稻栽培、家畜养殖等经验，为宝墩文化后期和三星堆文化时期古城址的修筑、生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因此，宝墩古城遗址是成都平原城市文明的起源地，是成都平原迈进文明门槛和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历史见证，也是研究古蜀文明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基石。“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为代表的宝墩文化，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以十二桥遗址、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以成都商业街船棺墓为代表的晚期蜀文化等考古成果勾勒出古蜀文明长达2000年的发展脉络。”
背景：
为了配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子课题—长江上游文明进程的研究，在国家文物局批准下，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展了宝墩遗址多轮考古发掘，主要目标是探索宝墩文化时期的聚落结构和形态，生业经济、环境与人地关系，探索成都平原社会复杂化进程。近两三年宝墩古城的考古工作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对成都平原宝墩时期人地关系——人类居住模式探索取得突破性进展。
延伸阅读：
宝墩遗址首次明确发现成都平原最早房屋竹构件
在本次宝墩遗址考古发掘中，还首度发现了6枚碳化竹片，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成都平原最早房屋竹构件。
碳化竹片
据介绍，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以前曾发现过竹骨泥墙基槽式居住建筑遗存，但因为成都平原偏酸性土壤环境，一直未能发现有机质建筑构件。2020年，考古人员在一处台地边缘倒塌的红烧土基址中，发现了这6枚碳化竹片，让多年来学界的推测有了实物证据。
在多年对宝墩的发掘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古城内的居住模式。他们在古城修建了内外两重城墙，在城内最高处修筑了大型公共性建筑。此外，在地理位置较高的黄土台营建居址，墓葬则通常分布于房前屋后或台地旁的低洼区域。宝墩时期已干涸的低洼区域，也被用于制作石器或其他手工业活动。更为低洼的湿地，则被用于水稻的种植。宝墩近期发现的的疑似水稻田，即位于这片区域。唐淼认为，宝墩先民居住与生产生活的空间模式与如今的川西林盘的生活模式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也是宝墩先民道法自然的生存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