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诗萌 四川在线记者 肖姗姗 成博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山是故意的雄伟，水是故意的涟漪”，红色诗歌曾是一代人成长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则构成了我们文学史、诗歌史的内在血液。

6月28日，“新诗为什么这样红”——百年新诗红色文献小型研讨会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举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李怡与该院教授、四川大学“刘福春中国新诗文献馆”馆长刘福春围绕百年来的新诗发展，以及其中的“红色”脉络，各抒己见，从“诗言志”的角度剖析了“红色”作为百年来文人，尤其是诗人创作核心命题的时代特征。

刘福春

人间情怀与主义信仰

红色诗歌具有强烈的当代价值

李怡和刘福春通过回忆各自早年阅读、学习叶挺的《囚歌》的经历，表示红色诗歌文献事实上是一代人童年记忆的一部分，诗歌作为文学教育的一部分，往往最先进入人们的认知和学习经验中。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红色诗歌的发展几乎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相同的缘起，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几乎同时，“1918年1月，《新青年》推出的九首新诗，可以视作中国新诗的诞生。同样在1918年1月，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本身也是早期白话新诗最积极的创作者之一，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李大钊的诗歌创作使中国文化中的红色文化和基因有了生长基础。”

李怡表示，诸如李大钊、陈独秀、郭沫若等创造社诗人、冯雪峰等湖畔派诗人等等，这些为中国新诗发展贡献心力的中国青年，后来大多成为了红色革命家，他们的积极介入和贡献使得中国新诗能够健康成长、蓬勃发展。“当时参与诗歌创作的都是一些进步青年，其中很多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

刘福春同样认为，革命者的诗歌实践赋予了中国新诗以广泛的成长空间和可能性。他以著名的左联五烈士举例，其中的四人都曾进行过诗歌实践，且在中国诗坛留下了重要的作品。“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细节值得大家注意，在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后仅一年，湖畔派诗人们就创作出一首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诗歌，”刘福春认为，这个细节更进一步说明了中国新诗具有红色基因。

关于革命者诗歌的内容，刘福春以殷夫的《别了哥哥》举例，认为革命者的人间情怀与主义信仰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并存与博弈，从而赋予诗歌以复杂性，也使得百年之后回看他们的作品，依旧能发现其当代价值。“特殊的时代才有特殊选题，例如陈辉的诗作，吸引我们的是他浓厚的情感，诗人与军人这两种身份非常自然地融合在他身上。这向我们证明，真正的战士不一定需要牺牲个人的情感，反而是情感的复杂性支撑起了人性的光辉。”

对此，李怡结合他对七月派作家的研究表示，他们的创作主题大量延续了五四时期的忧国忧民、文化反思，“我们在今天来重读这些红色诗歌，有很多内容都可以被重新认识。”

李怡

艺术性与批判性

革命信仰帮助我们换种眼光看世界

今天，面对大量的经典红色作品，尤其是红色诗歌，读者应该如何去感知其价值？

李怡认为，“没有对现实明确的批判性，就无法称其为红色诗歌。这些革命者们注入在是诗歌中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是我们重读红色诗歌所能获取的核心馈赠。”他以殷夫的山水诗举例，认为其“山是故意的雄伟，水是故意的涟漪”可以视作完成了对山水诗歌史的一次突破，“中国从诗经开始就将山水依恋植入基因，却也留下了难以突破的创作方式和模式。而革命的信仰帮助我们换了一种眼光看世界，崇高的理想指引着我们重新去审思世界。”

红色、革命的底色是理想主义，这是重读红色诗歌应当用心去捕捉的重要内涵。李怡表示，“真正有价值的诗歌创作都源于个体对自我的认知、对社会的认知，能够构成个体、民族，乃至国家的成长部分。一代人和社会需要汲取力量，红色诗歌和红色文献恰好能够给予我们这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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