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口，贴码，套上塑料袋，然后将“检测试剂盒”投入指定的回收箱，北京日报社东京奥运特派记者组的22日——首日份检测宣告正式完成。

虽然名为“试剂盒”，其实它既不是“盒”，里面也并没有装“试剂”。它就是一个8×12厘米大小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三样东西：一个标有刻度的、有盖的塑料管，它是用来接唾液的；一个粗管径的吸管，但它不是用来吸的，而是用来将唾液从嘴里导入塑料管的；最后是一个不干胶条码，下面有包括数字和字幕的11位混编码，这是识别样本所有者身份的标识。

其实早在入境日本前的半个月时间里，特派记者组的电子邮箱中就两次收到了要求提前预订“检测试剂盒”的电子邮件。第一次预订，因为没有将整个行程中的所有关键性细节考虑周到，在计划入境的21日这天，记者组要求组委会将“检测试剂盒”送到MPC（主新闻中心）去。但很快记者组便为这个选择开始后悔，因为东京奥组委要求记者组提交的“行动计划”迟迟不能获批，意味着记者组申请的“入境即开始工作”未必能够通过，如果不能通过，就只能被迫接受“入境三天隔离”，那么届时困在酒店房间里，又如何去取“检测试剂盒”？又如何进行检测？

然而当记者组想在第二次预订时修正这个“偏差”时却发现，能够接受预订的最近一天已变成23日。那么如果记者组需要接受入境三天隔离，就必须在入境当天设法和受托检测机构取得联系，请他们上门取样。然而最终在临行前最后一刻，当此前赴日的众多同行都不得不接受了入境三天隔离的情况下，记者组陈述的“入境即开始工作”理由得到了东京奥组委的认可，提交的行动计划最终通过了组委会和日本政府的批准。这意味着之前有关“隔离状态下如何检测”的担忧化为了乌有。

但入境不必隔离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接受检测。根据东京奥组委的防疫要求，所有奥运会入境人员要在入境当天于机场接受核酸检测，如果结果阴性，还要在随后三天各接受一次核酸检测，都为阴性结果的话，此后每隔四天检测一次核酸，然后在坚持每天申报体温和健康的情况下，会在入境后的第15天得到类似国内绿码的通行标志，意味着终于可以不再受到申报地点的约束，在日本自由行动了。

7月22日是特派记者组入境后连续三天检测的第一天。三位组员来到了位于MPC三层，文字记者工作区正上方的新冠病毒检测区域。这块区域分成三个部分：“检测试剂盒”领取处、唾液提取处和“检测试剂盒”归还处。记者组拿到“检测试剂盒”后，先用手机扫码填写身份信息和试剂盒编码进行注册，然后就去隔板围成的小隔间去吐唾沫。因为这个过程有人快，有人慢，所以组委会在小隔间外用锥筒曲折蜿蜒地围了一条长长的路，就是为了避免人员密集扎堆、秩序混乱。待到塑料管中的“唾液液面”达到1.5毫升，就可以封口，贴码，交回“检测试剂盒”了。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特派记者组还要各进行一次唾液核酸检测，但由于在首日这次检测时，记者组一次性将之前预订在MPC提取的9套“检测试剂盒”全部领了出来，随后的两天的检测就可以在下榻酒店里完成，然后投到酒店的制定投放地点，由工作人员前去收取进行检测，就不必再奔向MPC了。

事实上，东京奥运会正面临着新冠疫情的严重的威胁。就在特派记者组抵达日本的7月21日，东京地区当天的感染人数达到了1832人，这项统计不仅连续8天破千，而且更是在这一天创出了这一波疫情的新高。东京奥组委虽然针对参会的各种人员出台了细致的防疫政策，但执行起来却更多地要凭自觉。从前方记者组了解到的情况看，至少在媒体层面上执行措施的手段并不严厉。有些被要求入境后隔离三天的媒体人员，见管得不严，在隔离期内依旧堂而皇之地穿梭于各比赛场馆；组委会要求入境前14天只能前往申报过的地点，但却有人上街闲逛，搭乘公共交通，与日本民众接触，凡此种种，难免给人以“规矩只有规矩人遵守”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