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肖姗姗/文 郝飞/图

10月15日下午，作家阿来与评论家何向阳亮相2021天府书展，以“边地精神的当代继承与表达”为主题，围绕阿来从《尘埃落定》到《机村史诗》六部曲等作品，对“边地精神”在当代的继承和表达展开对谈。

本次文学对谈，现场发布了阿来的8本图书，包括新版《尘埃落定》和《尘埃落定》的外篇《行刑人·银匠》以及《机村史诗》六部曲，边地精神在他的这些著作中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所以，何向阳一开场，就直言阿来是一个世界级的作家，是很难去随意谈论的作家，“如果有一座圣山的话，可能在圣山下就很难高声喧哗。所以阿来给评论家，给一些研究者构成了很大的压力，他是一个很难随意谈论的作家，我觉得对于他非常轻飘、浮泛式的谈论都是对他的轻懈，是对他作品不尊敬的表现。

今天谈到边地精神，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但它仍然不能涵盖阿来作品的精髓。把阿来放在边地精神的传承者中，从大的概念上来说也可以成立，但从更深的对阿来的概括的角度，还有些偏狭，阿来不是单纯的边地精神的传承者，他其实有更大的、更宏阔的文学世界，边地的切入口很重要，因为阿来从《尘埃落定》到《机村史诗》，从1986年他写的短篇，1996年写的中篇，都在延续着这样的叙事，这种叙事我觉得和一个作家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这是值得很多研究者去探索的。”在何向阳看来，阿来的创作，还有更为相近的一个词，在地写作。“在地性有一种建筑学的意义，强调了地方性，一个作家的地方性特征，即他所呈现的文学图景中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于作家来说是和其他作家不同的文学建构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有绝对的话语权。在阿来的写作中也体现了在地性，但好像又不是严格的在地性，这就引出一个概念，念地情结，这是人文地理学的概念，我觉得在阿来的小说中是人文地理学的情节，他对这个人文地理非常眷念，去描绘它，深入的研究它，《机村史诗》，‘机’在藏族中是种子的意思，种子就像人一样，和地理有什么样的关系，一颗种子像一个一个的人，和地理有精神上的联系，我觉得在《机村史诗》中，这一颗一颗的种子其实是一颗一颗的灵魂，在文化的全球化比较新秀的年代，我们要强调种子的珍贵，在阿来的小说中，这一点是他具有人类学意义的，甚至是一种非常现代的一种价值观的表达。”

看到台上的新书，阿来笑言：“这一堆书我自己看着都害怕，我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了这么多，我从1994年写《尘埃落定》，到《机村史诗》第六卷写完大概用了10年时间，我最好的30多岁到40多岁，被这一堆书消磨干净。为什么要写这些书？每个人都有一个写作工具，我20多岁开始写作，写过一本短篇小说集，写过一本诗集，写到30岁的时候我出版了两本书，突然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写这些东西干什么？今天有大量的写作者，从真正的写作动机、写作本质上，对这个东西是没有认识的。我一问自己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又出来了，一旦问了根本性的问题，就没办法写作，原来有点小冲动，有一点小构思赶紧就写，本质上的问题是我问自己，难道我一辈子都写以前写的那些东西吗，如果我一辈子都写这样的东西，那我这辈子是不是可以去做另外的一些事，它也许更有意思，对我自己的生命，自我的建设，是更有意思的一件事，人生几十年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容易，最后发现自己在干一件极其没有意思的事，我想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悲剧了，所以这就造成了我的一个困难，我从30—34岁的这4年没办法写作，就处在这种焦虑中，但这个焦虑不是瞎焦虑，我读书，因为解开这个问题，只有靠过去前人积累的智慧和精神，每个人在精神情感上你的某种困境在历史上肯定在另外的一些人身上出现过，而且有些人肯定用他自己一生的实践，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方案。”

谈及边地精神，阿来的看法是：“首先我处理题材，说的更直接一点是少数民族题材，写这种东西，就相当于女士们身上穿的重要构件，它不是重要构件，而是蕾丝边，我们衣服上的东西有蕾丝当然好看，但问题是没有蕾丝也可以，它处在这样一种可有可无的，有时我们不光是少数民族，就是一些边远地域，包括汉民族中，也有意无意几十年的文明史就把它构造成了这样的样子，创作者是这样的心态，读者也是这样的心态。我感谢自己读了人类学，人类学帮了大忙，因为人类学才把一个一个文化主题当成一个真正的对象，这些深入的研究，而不是文学上一样的浮光掠影。所以我想，如果我要写这种东西，我要写出文化的真正价值。”

阿来还分享了他创作《尘埃落定》、《尘埃落定》外篇以及后来的《机村史诗》的过程，这本身就是一种对边地精神的实地探索。“长达四年时间，我就做了一个工作，研究地方历史，而在我们那些地方研究地方史很困难，因为文化落后的地方没有人书写，大部分是口传的，所以我就跋山涉水，访问很多人，打听了很多传说，而传说是有加工的，每个讲故事的人都在加工，要做一些去伪存真的工作。到第四年，我想都没想，没有构思过，坐在桌子前突然想写作了，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写了《尘埃落定》。写完《尘埃落定》还不过瘾，里面有两个角色，银匠我非常喜欢他，因为长篇小说要讲结构，要突出主要的人物，那么多笔墨不可能给银匠，所以我觉得银匠没写够，我单独给他写了中篇，1997年发在《人民文学》上，我觉得行刑人有意思，又写了8万字，还有我喜欢的一个藏族人物阿古顿巴，如果说《尘埃落定》的傻子有来源，那就是阿古顿巴。所有故事都讲他做什么，但他是什么出身什么模样？没有人讲过，我又写一个短篇。”阿来说写完后，他突然意识到他写了一个地方的地方史。

再谈到《机村史诗》，阿来直言：“边地不是它的表面，而是它内在的历史，一旦深入到内在历史，你觉得这还是边地吗？”阿来回忆他在美国的乡村写《机村史诗》，“当时我正在美国旅行，从北卡罗来纳到印第安纳、科罗拉多一路旅行，开车，穿过美国南部中西部的所有乡村，晚上我在旅馆里写《达瑟与达戈》，奔跑在美国现代化的农田沃野中，回想我自己的艰难生长，我突然想起有些就像经历生死一样，就像临终之前写了四个字叫悲欣交集，我觉得我每部书都怀有这样的心情。”

聆听了两位作家的对谈，主持人、著名出版家曹元勇也感触颇深，他坦言：“谈阿来，无论怎么谈，我们都是绕来绕去，他就在那个中心，我们总想靠近他。刚才阿来也提到过拉美文学对我们的影响，那也曾经是边地，但边地也变成了世界文学，全球无论是东方西方都把目光投到那个地方，我相信当代汉语文学，或者说21世纪的后五分之四，中国文学也会转移到本土文学，就是从边地来开始写作的一批以阿来为代表的作家的作品身上，因为他会给我们汉语文学、世界文学带来新的值得不断继承和发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