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成博 吴梦琳

9月中旬，四川日报全媒体“寻根五千年中华文明三星堆对话古遗址”大型融媒报道组从成都出发，沿滚滚长江而下，开启了一场从长江头到长江尾的叩问。江水汤汤，从西部的群山万壑中奔腾入海，文明的轨迹却似乎刚好与此相反，从下游的杭嘉湖平原逆流东来。

9月18日，由四川日报·四川在线、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浙江图书馆、浙江日报共同主办的“再醒惊天下——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最新发现与考古历程”讲座在浙江图书馆举行，通过全国数十家媒体平台全程直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三星堆发掘现场负责人冉宏林向观众介绍了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的最新进展，并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方向明进行了“三星堆与良渚”的对话。

良渚古城池中寺（盛淑彦 摄）  

良渚的玉琮出现在三星堆？

玉琮的奇幻漂流

○玉琮是长江下游良渚遗址的代表性文物器型，却在金沙和三星堆出现

○与良渚玉琮不同，三星堆、金沙等地发现的玉琮内圆外方，表面只有几条简单的网格线，三星堆更是出土素面玉

○这些形态上的变化表明，良渚玉琮在经历数千里山水行程和形状变化后，从长江下游来到长江上游四川盆地内的三星堆和金沙

“三星堆和良渚，空间关系上是‘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时间关系上是‘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在9月18日晚的对谈中，冉宏林以两句古诗词开启与方向明的对话。三星堆和良渚的关系，是不是真的只是“共饮一江水”这么简单？

今年三星堆新一轮考古成果发布后，一件刻有神树图案的玉琮引起考古爱好者的广泛关注。而在本世纪初备受关注的金沙遗址考古发掘中，同样有玉琮出现。

良渚古城西城墙展示点（盛淑彦 摄）      

玉琮，是长江下游良渚遗址的代表性文物器型，它在金沙和三星堆出现，为我们思考几千年前长江流域的文明交流提供了怎样的想象空间？

方向明表示，“玉琮这种器型产生于良渚，这是目前考古界基本共识。因此，当我们透过玉琮来看三星堆与良渚的关系时，这种器型上的变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方向明介绍，与人们印象中玉琮内圆外方固有印象不同，当我们从俯视角度看良渚玉琮时，会发现这些出土于良渚当地的玉琮，环绕中心圆形射孔的并不是方形，“自始至终，良渚玉琮环绕圆形射孔的都是四道有弧度的凸边。而从正面看，又有上大下小的外形特征。这些都和后来三星堆、金沙等地发现的内圆外方的玉琮很不一样。”

反山M12琮（良渚博物院供图）

同时，良渚玉琮的表面存在分节，其中，反山12号墓出土的玉琮王更是达到10节，玉琮表面饰以极具良渚特色的神人兽面纹纹饰。方向明表示，神人兽面纹在良渚玉琮上基本是程式化图案，虽然存在或繁或简形态差别，但所有玉琮上都能看见。“而到了金沙，玉琮表面就只剩几条简单的网格线，三星堆更是出土了素面玉琮。”

这些形态上的变化表明，良渚玉琮在经历数千里山水行程和形状变化后，从长江下游来到长江上游四川盆地内的三星堆和金沙。“金沙出土的弦纹琮，在山东龙山、河南八里岗、湖南庹家岗均有出现，透过这样的路径，基本可以看到这种器型是如何从良渚最初的样式一点一点发生变化并传播扩散的。”方向明说，同时，还有一类比较方正的琮，从目前考古来看，应该是最早出现在陶寺遗址，这些琮总体上以素面为主，偶尔刻两道或者分一个节，它们有的四面有弧凸，有的很方正，而方正后来成为黄河中上游玉琮主流。“现在在金沙、三星堆发现玉琮，肯定也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

三星堆的神树在良渚能找到？

“神树”知道答案

○三星堆神树的器物和形象，为寻找良渚神树提供重要参考

○神树可能是破解三星堆文明，乃至以三星堆、良渚为代表的长江文明的钥匙或者答案

○神树，是三星堆文明中一个重要的形象，代表着人和神的沟通，体现出三星堆古蜀先民的宇宙观。

在对话中，冉宏林专门向观众介绍了三星堆3号坑新出土的神树。“在新一轮考古发掘中，我们从3号坑发掘出的神树残件，应该与2号坑的2号神树属于同一件。目前，大家到三星堆博物馆看到的2号神树是经过修复的，它原本只残留了底座这一部分，现在3号坑的神树残件，应该是紧接着底座往上的一部分。”

对谈中，方向明直言自己对三星堆出土的神树和神坛很感兴趣。他提出假设，“我认为，神树可能是破解三星堆文明，乃至以三星堆、良渚为代表的长江文明的钥匙或者答案。”在他看来，三星堆神树的器物和形象，为寻找良渚神树提供重要参考。

玉鸟（良渚博物院供图）      

“我觉得良渚一定有神树。”方向明说，从目前出土的良渚时期的陶器上，可以看到一些类似树一样的刻符，而良渚博物院馆藏的玉璧当中，也可以看到树和鸟的形象，“这些树难道只是普通的树吗？”方向明给出否定答案。

之所以如此在意三星堆的神树与神坛，方向明解释称，是因为通过神树与神坛，可以看到很多场景与意象。“三星堆的神坛是分层的，每一层都有不同场景，事实上是把当时的很多东西都包含进去了。神树也一样，它有基座、有支柱，上面还有神鸟、花蕾、凸领金属环，甚至可能神树上还要停鸟人。”如此丰富的场景与意向，使方向明想到了如今考古学家们无法解答的古人的信仰问题，“我们穷尽史料无法解决长江流域古文明的信仰问题，有没有可能，三星堆用实物的神树与神坛向我们再现出来？”

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 （盛淑彦 摄）  

由神树、神坛与长江流域古文明的信仰问题，冉宏林谈到对灿烂古代文明的看法。“三星堆出土的众多器物，都展现了我国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早期融合的实证。”冉宏林说，不论是顶尊跪坐人像，还是龙器形的青铜器、神树纹玉琮，都体现了古蜀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关系——古蜀文明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通过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看到了古人密切的文化交流。”方向明表示，“古人相互之间追逐、向往的动力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距离从来都不是问题，心与心之间的接近与欣赏促使他们跨越万水千山。”

古文明间的“共饮一江水”

文明之光洒满黄金水道

一路走来，报道组先后前往湖北省武汉市盘龙城遗址、天门市石家河遗址群，安徽省马鞍山市凌家滩遗址，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遗址，透过遗址上历经沧桑的黄土和青草，与遗址中出土的精美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文物，穿珠成串地见证了长江流域古代文明远超今人想象的密切联系，在文明第一现场接受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恢弘洗礼。

不仅是三星堆与良渚。在中华广阔版图上，不同地区古代文明，都体现出让今人难以想象的相似和关联。

嵌玉漆杯（良渚博物院供图）    

湖北武汉，距今3500年至3200年的盘龙城遗址，这里与二里岗文化一脉相承的碎器葬习俗，让人们对三星堆祭祀坑中埋藏的被砸碎的青铜器充满想象。截至目前，盘龙城考古共发掘出土文物3000余件，其中仅青铜器就有500余件。其中，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展出的一张铜面具，突出的眼睛造型更是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纵目面具形成某种呼应。多年主持盘龙城考古发掘工作的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教授张昌平表示，盘龙城是商代早期在南方的重镇，它一方面承担着为中原王朝调集南方物资的使命；另一方面，通过长江水道，将商王朝的青铜文明传向南方多地，三星堆的青铜文明，或许正是受到盘龙城文化的影响。

湖北天门，距今5900年至3800年的石家河遗址，考古出土了400余件精美绝伦的玉器，使考古界对长江中游地区的文明史有了新认识。“随着石家河遗址的科学考古工作持续进行，深化了对于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认知，也揭示出与中原文化以及长江流域其他地区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介绍，石家河遗址遗存丰富，既拥有同时期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城址，又有大型居住址，同时还有印信台这样的大型祭祀遗址和三房湾遗址这样的大型制陶作坊。“正是从聚落功能的专门分区和出土遗物的等级等多方面分析，石家河遗址可以被视为当时长江中游地区文明的中心，具有文化引领与文化辐射的重要地位。地处长江中游的石家河，与宝墩、石峁、陶寺等同时期文化圈互相作用，多维度揭示了早期中国的文明基因，对中华文明多元起源作出重要贡献。”

安徽马鞍山，凌家滩遗址发现了大量集中于距今5500年至5300年的玉器。玉人、玉鹰、玉版、玉龟……出土的千余件制作精美玉器，让凌家滩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并列为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其中，凌家滩年代最早，堪称迄今所发现的中国史前第一个玉文化高峰。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主持凌家滩考古发掘工作的张敬国表示，凌家滩处于东西南北碰撞之地，从而诞生了这样一种伟大的顶天立地的文化。“尽管由于洪水，冲垮了凌家滩的物质基础，但凌家滩先民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明延续了下来，汇聚在中华文明长河之中，绵延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