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肖姗姗 成博 边钰 摄影 吴枫
12月29日下午，由四川日报全媒体主办、四川省图书馆协办的“天府文艺讲坛”第三场讲座在省图第一学术报告厅举行。本场讲座由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阿来主讲《让批评回到文学现场》。
作为阿来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后的首次公开讲座，阿来从中国文学悠久的“知人论世“传统出发，从众所周知的诗歌、小说作品入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文学现场”对于批评的重要价值。
《春日怀李白》里的“知人论世”
回到现场，能更好理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讲座中，阿来以三个例子来向读者解释中国文论传统中的“知人论世”对于理解文学作品的重要意义。
“李白非常有名气的时候杜甫才刚刚进入文坛、刚刚走上文学创作，所以杜甫一生对于李白是都是非常尊敬的。虽然我们今天并称‘李杜’，甚至在文学批评中杜甫的地位略高于李白，但是在当时，也就是在‘现场’，李白是前辈。”阿来将杜甫的名诗《春日怀李白》逐句拆开，展示出一个古代文人日常交往中进行文学批评的情景。
从“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这样对李白诗歌风格的整体定调，到“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中对李白诗风来源的细细追索，再到“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中对李白游历经历的结合，“大部分时候，我们把这首诗理解为写友谊的诗。”阿来表示，当我们用文学批评的眼光来看《春日怀李白》时，却能发现杜甫鲜明的“批评”要结合人、结合文本的诗学主张，“现场是什么？李白不在现场，但是李白的诗在现场，他写的不是脱离实际的东西，而是畅叙友谊的时候，两个文人的相交。美学原则是两个伟大文人友谊的基础。”
用历史的眼光看“初唐四杰”
阿来举的第二个例子是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其二）》。这首诗中，杜甫讨论了自己对有初唐四杰之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看法，“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物流。”
阿来告诉读者，这首诗其实是杜甫读初唐四杰作品的读书心得。“杜甫是盛唐时的诗人。我讲唐代的诗歌要分三个阶段：初唐、盛唐、晚堂，盛唐比较壮大，领军是李白、杜甫，然后是岑参、王维、白居易等等。初唐比较可怜，我们讲初唐四杰，四杰之外还要加杜甫的爷爷杜审言。但是初唐的诗，从总体水平上看，跟盛唐是没有办法比的。文学也有阶段性。”
由于这种阶段性，“当时就有一种风气，很多二三流的诗人，自称自己比初唐四杰写得好的多，”阿来表示，“如果只是从修辞的方法上讲当然是，但是你不知道，如果把你放在初唐，你能写出王勃的诗来吗？你能写出《送杜少府任蜀州》吗？要是王勃没有死在船上，你写得过他吗？”
由此，阿来讲到《戏为六绝句（其二）》中的“轻薄为文哂未休”，“你们嘲笑他们写得不够好、没有格律，那时你们太浅薄了。你们不在那个现场，你们不在那个时代。任何一个时代有它的局限。”
阿来认为，“在唐诗刚刚露头、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初唐四杰是有初创之功的。好比他们是第一批盖房子的，你说他们盖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今天盖了两百年房子了，比原来初盖房子那个人是好得多，但也许你的发明创造还不如最初盖房子那个人，因为你现在已经是用大家的经验了。”
在当下的文学批评中，这种今是昨非、忽视事物发展规律的情况时有发生。“中国人讲知人论世。批评干什么呢？你先要了解写作的这个人，论世也要深入了解他所处的这个社会、他所处的环境，经济是什么样的，政治是什么样的，文化是什么样的，风俗是什么样的，只有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我们才能真正判断。但今天我们有一点急功近利，很多做批评的人并不了解他所批评的对象，不了解创作者本人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写这些，同时他也关在书斋里，对我们今天所处的复杂社会缺乏正确的认知，这种人批评就是自娱自乐、自说自话，自己发明一套语词系统的，不跟现场发生关系。这个现场是什么？这个时候的现场又变了，语境是要变的，这个现场就是这个创作者自己。”
文学本身也可以是一种批评
从古代文学到现代文学的转折过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居功至伟。阿来分享的第三个故事就是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下，文学如何发挥了批评的作用。
“比如说前些年我就听相当一部分青年作家讲，你们还读巴金吗？巴金有什么好读的？”阿来由此引入话题，“问出这种问题的人，还是因为不在‘现场’。巴金以及那一代的很多作家，他们的作品都是反抗封建的，从巴金的《家》《春》《秋》到《雾》《雨》《电》，解放以前巴金编《文学季刊》。在这样的巴金面前，我们居然敢说这样狂妄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回到历史的‘现场’。不但没有显出你高明，反而露出了你的马脚、你的破绽、你没有历史观，你不知道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你不知道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
阿来表示，新文化运动的出现，就是为了革除封建礼教对人的束缚，而换思想是从文学开始的。他从胡适1916年发表于《新青年》的《文学改良刍议》说起，到1917年陈独秀更为激进的《文学革命论》，再到1918年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文学在这些先行者们的引领下一步一个脚印地从旧到新。
阿来认为，这就是时代交给那代文人的使命，而他们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们今天在看待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时，同样应该回到“现场”，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认识它们、去发现它们，这样才能真正读懂中国文学的过去与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