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肖姗姗 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供图
“莫高窟前有红柳、老榆树、钻天杨和银白杨等多种树木……其中尤以银白杨最引人注目，它树干高大粗壮，昂然向上，树冠枝叶茂盛，绿荫如盖。”每每想起父亲段文杰，浮现在段兼善眼前的，常常是少时见到的那些树木。因为在他心中，父亲就是一株银白杨，无论风和日丽还是沙尘蔽日，总能气定神闲，泰然自若。
2022年，即将步入耄耋之年的段兼善完成了他一直想为父亲写的回忆录《敦煌人生：我的父亲段文杰》。书中，段兼善不仅用纯粹的文字，记录了父亲坚守大漠的一生，更用一幅幅画作再现了段文杰的沐月当歌、踏沙而行。
2006年，段文杰与儿子段兼善、儿媳史葆龄在莫高窟九层楼旁合影。
6月27日下午，四川在线记者拨通了段兼善的电话，在长达两个小时的交谈中，段文杰在大漠中的身影一点点清晰起来：他并非不问世事的“隐士”，他还是一位慈祥的父亲，一个始终说着四川话的川菜“大厨”。
13岁才与父亲见第一面
从此难忘银白杨
谈及新书，段兼善说：“我一直在考虑写一本书，回忆父亲以敦煌为家的经历，以表达我的思念之情，也借以表达对挺立在莫高窟的那些银白杨的敬意。”兼善这个名字，是祖父给起的。因为自打他诞生的那一刻起，直至1956年，他13岁，才得以第一次见到父亲。“那是父亲去敦煌后，第一回四川绵阳。我从小就只在照片上见过他，真的见到时，父亲和我心中的形象没有差别，他着中山装，气宇轩昂。”段兼善说，父子俩见面，并没有大喜大悲，他们都很平静，很自然地亲密起来，“他给我取过小名，叫我幼萍。之后我去了敦煌，他又主动提出来，‘改一下吧，改成平安的平’，我至今不知道父亲的用意，但他一定是爱我的。”
1950年，段文杰在敦煌莫高窟。
1957年，14岁的段兼善被母亲带着，从四川老家迁移到莫高窟与父亲团聚。“当我们乘车越过大泉河滩从下寺大门进入窟区时，大门外那一大片蔚为壮观的银白杨树林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穿行在长长的林荫道时，两旁的树木好像都微微弯下腰来，审视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到了中寺住地，又看见很多高大壮美的银白杨据守在此，令人景仰。”
几十年过去了，每次回到莫高窟，段兼善都会不由自主地长久注视那些生生不息的银白杨，并用相机拍下它们的照片。“手抚着老银白杨那布满疤痕的粗壮树干，我感慨不已，思绪万千。”在段兼善的印象中，父亲一直都是从容不迫、波澜不惊的神情，就如那银白杨。在段文杰去世后，段兼善陆陆续续画下很多画怀念父亲：站在银白杨下，眼神坚定、微笑伫立的段文杰；带着行囊，经历种种波折，终于在1946年抵达敦煌莫高窟的段文杰；终日陶醉在洞窟壁画世界之中的段文杰；带领敦煌研究院同仁，推动敦煌文化发展的段文杰……父亲每一帧音容举止，都铭刻在段兼善的心中，他说：“蓦然回首，这些画作有意无意间勾连起父亲的敦煌人生。”
父亲为师
他的美术课堂是莫高窟
段兼善的少年时代是在敦煌度过的。他至今难忘，在敦煌中学读书的时候，父亲和母亲省下馒头风干后带给他吃，生活再艰苦，段兼善的学业也不曾耽误。而段兼善觉得最快乐最难忘的，就是他经常会跟着父亲临摹敦煌壁画、练习写生。父亲的一言一行对他影响深远，最终，他与笔墨相伴，成为了一名书画艺术家。
1976年，段文杰与夫人龙时英以及儿子段兼善、儿媳史葆龄合影。
“我第一次踏上敦煌的土地，对一切都很好奇。那里和四川很不一样，干旱、风沙、很少下雨，莫高窟前的河水，水质很差，第一次去，吃了就拉肚子。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段兼善回忆，父亲带着他参观莫高窟，在那些幽暗的石窟中，他见到了那些精妙的壁画，震惊不已。父亲见他又兴趣，就悉心教他画画，一边训练写生，一边学习敦煌壁画的艺术技巧，“写生，我写了一两年。父亲有意识地锻炼我的观察能力，他不知从哪儿拿来了西方和印度的石膏像，让我坚持临摹，区分这两种石膏像的不同。西方的结构起伏变化大，立体感很强，印度的线条感很强，强调人的姿态变化。”
同时，段文杰还鼓励段兼善搞创造，在父亲的指导下，段兼善画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劳作、丰收，都画。偶然偷懒，段文杰也从不大声训斥。在段兼善的记忆中，父亲从未发过脾气，“就算我画画不认真，没有完成她给我布置的作业，他心里非常不高兴，但都不会表露，只是耐心地给我讲，轻声鼓励。”讲起父亲的好，段兼善有些哽咽。
段兼善笔下的父亲
到了星期天他休息的时候，段文杰就把段兼善带进洞窟，欣赏壁画，“他很细致地给我讲解，线描、色彩以及人物形象的刻画……我就是从那时开始接触古代传统艺术的，很早，我后来的绘画事业得归功于父亲，是他让我身临其境，去理解、去掌握。”段兼善直言：“莫高窟就是我的美术课堂，父亲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争分夺秒
父亲是追太阳的人
父亲总是很忙，穿上工作服，走路非常快，脚下扬起沙。每每这时，段兼善知道，父亲又是在和老天抢时间了。“他的临摹和研究工作很多，尤其是临摹任务，他这一生，临摹了360多幅壁画，创造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之最。父亲常说，要尽快多临摹一些，要把那些壁画通过临摹的手段保存下来。”段兼善介绍，窟里的很多画，脱落斑驳，损伤很严重，父亲抢救性复原临摹，一是为了保存，二是能够将临摹作品推广到国际，让更多人认识敦煌。
1982年，段文杰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
复原临摹要求很严格，在临摹之前，要做很多研究、查证、对比工作。形象不清楚之处，要从其他相似且保存完整的地方去找根据，并反复考证，再将其补全。总之复原临摹不能随意添补，必须有历史依据，做到物必有证。如此一来，再加上莫高窟的自然条件，复原临摹工作是非常困难的。“敦煌壁画，很多都非常大，大到一面墙。父亲临摹的盛唐都督夫人礼佛图，有了很多张纸，拼接成原画的大小，1:1的还原。而在洞窟里临摹，有很多局限性。首先，光线得靠自然光线，不可能点灯点蜡，那样会破坏壁画。有的洞窟阳光射得进来，有的却不行。在有阳光的洞窟，父亲他们得追着太阳跑，赶在阳光好的时候，多数就是中午，顾不上吃饭，赶紧临摹。”段兼善回忆，如果遇到那种暗无天日的洞窟，父亲的工作就更繁琐了，“首先，得在洞窟外放一面镜子，镜子放在能接收到阳光地方，调整角度，让镜子把光反射进洞窟，但反射进来，也只有一处，对不对？就还得那白色的画板，放在光反射处，让光能够散射，照亮洞窟。”段兼善说，如此一来，就经常会看到父亲在洞窟里画一会儿，又出洞来移动镜子，一趟趟地反复，“因为太阳光要转移嘛，光一换地儿，就得调整镜子。”而除了跑进跑出跟镜子和光较劲，段文杰要临摹洞窟顶上的壁画时，还得搭着人字梯，上去细细观察，下来慢慢临摹，不断地爬上爬下，几十次上上下下，“父亲的腿，就这样劳损了。”段兼善的声音有些暗哑。
阅读是一道光
照亮父子的现实人生
“他是一个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人，择一事终一生，言必信行必果，凡是要做的事，他都会全力以赴、坚持不懈地追求完美。”段兼善说，他不想把父亲的一生归为后天励志，在他的心中，父亲是“天生乐观”。乐观的天性，让段文杰无论是在敦煌研究还是壁画临摹，亦或是下乡务农，都能尽全力做到最好。“爱，是他开展一切工作的根本。”
段文杰1955年临摹的莫高窟第263窟北魏伎乐菩萨图
在段文杰经历人生各种坎坷时，除了坚定的信念和发自内心的热爱，阅读，曾是照亮他人生的一束光。“父亲很爱读书，上学的时候，就爱钻图书室。哪怕是到了乡下，做最脏最累的农活，他也从来放下手中的书本。”段兼善回忆，1957年他随母亲和二叔到达敦煌的时候，父亲居住的是一间两房的土胚房，吃住在一间，另一间，全是书！“我当时跨进门，看到那一间屋里的几个大柜子，整整齐齐放着的书。我曾为父亲在敦煌感到孤独，但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父亲过得多么充实。”段兼善说，父亲的阅读兴趣很广，藏书很丰富，文学、历史、人文、地理、美术……“也就是在父亲的书房，我读了中国美术史和世界美术史，我在十几岁时，就将美术史了解得很全面了，这对我之后的绘画事业影响很大。”段兼善感谢清贫的父亲予以他无穷的精神财富，温暖了他在敦煌的年少时光，也引领了他走向未来的路。
乡音未改厨艺精湛
父亲炒的回锅肉最可口
“四川话，父亲说四川话，他从未改过乡音。”段兼善说，在敦煌的父亲，怀着对敦煌艺术遗产的紧迫感，都没有时间去思念家乡，但他的乡音乡情始终深埋于心中。
在很多人看来，坚守大漠，与敦煌相守一生的段文杰，除了绘画、研究，一定是“心无旁骛”的那种人。实则不然。段兼善说，父亲很有趣，也很接地气。“他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段兼善很骄傲地回忆，父亲的川菜做得很好，厨艺大大超过母亲。“在敦煌，一有空，他都是自己煮饭、炒菜，常在家招待同事，自己当墩子、当主厨。”段兼善至今还记得父亲炒的回锅肉、红烧鱼、青椒肉丝、麻婆豆腐……“非常可口！同事都喜欢吃他做的饭，他也很喜欢叫大家来吃饭。”除了厨艺，段文杰还是个表演大师。“有时候单位组织文艺表演，父亲是绝对的积极分子，扮演角色、说学逗唱，父亲都来！”
段兼善笔下的父亲
“从1946年开始，数十年来，父亲经历了艰苦卓绝、成果突出的壁画临摹研究工作时期，投入到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成就辉煌的改革开放时期。无论什么时候，父亲都保持着乐观向上、自强不息、真抓实干、砥砺前行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父亲就是这样乐观，所有的艰难险阻，他都是用乐观的精神熬过来了！”段兼善坦言，他想起父亲所受的苦，再想想父亲做的家常菜，父亲唱的歌，他总会热泪盈眶。
手写数十万字
致敬敦煌守护者
段兼善说，父亲挚爱敦煌，扎根大漠60余年，视莫高窟为精神家园。“2011年1月12日，父亲逝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行动不便的父亲时时牵挂敦煌。生命的最后几天，嘴里还念叨着'我要回敦煌'。”2007年，在段文杰的要求下，段兼善陪着他重返敦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到莫高窟。“我们推着轮椅在窟区林荫道上慢慢行走，到九层楼前他示意停下来，抬头凝望，久久无语。”这个画面，也被段兼善画了下来，轮椅上的段文杰，身后是银白杨，远处有莫高窟，“在一抹霞光的映照下，就像一座饱经风霜而又专注思考的求索者雕像。”
《敦煌人生：我的父亲段文杰》的出版，了却了段兼善的心愿。因为他至今还没学会用电脑打字，他一笔一划写下20余万字，再由妻子史葆龄打印出来。段兼善感念：“父亲不改初心，以敦煌为家，一生坚守敦煌，为敦煌事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莫高窟银白杨、老榆树、钻天杨的一些特质。”段兼善希望，以此书致敬父亲和所有敦煌守护者，让“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得以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