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吴晓铃 成博 摄影 向宇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这究竟是历史还是传说？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以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作为“文明三要素”，认为中华文明只能早到发现了甲骨文的商代。然而2019年7月，良渚古城和附属水利设施成功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华五千年文明最终得到国际承认。
这个重大突破，离不开2004年正式开始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系列重要研究成果。正是工程冲破西方“文明三要素”的桎梏，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出现城市、阶级、王权和国家，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也最终以坚实的考古材料和综合研究成果证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真实可信。
王巍
7月10日下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首席专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亮相由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封面新闻）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承办的“名人大讲堂”，以《探索文明演进历程 揭示多元一体格局——古蜀文明与夏商王朝》为主题，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近20年来的主要成果和重要意义娓娓道来。他还以三星堆和宝墩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生动呈现了长江上游地区的文明形成与发展历程。
“名人大讲堂”活动现场
源起
中华五千年文明之问？
“我们是炎黄子孙”“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相信大多数中国人从小就有这样的认知。然而，直到上世纪末，国内外学术界有人一直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认为文献中关于五帝的记载只是传说，不足为信。王巍介绍，中国史学界很多人认为中华文明始于夏，而部分国外学者和个别国内学者甚至否定夏朝真正存在过。
上世纪80年代，王巍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工作5年后前往日本留学。他惊讶地发现，日本学术界提到中华文明时，几乎全部以距今约3000多年的殷墟作为开端。所以，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者认为，“想要消除社会和学术界存在的疑问，出路只有一个：通过考古新发现、新材料来研究和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过程，探明中华文明究竟是不是有五千年历史。”
2001年底，继“夏商周断代工程”告一段落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立项。其核心目标直指“中华文明五千年”究竟是历史真实，还是传说。项目实施时间从2002年至2024年，共分为五个阶段。从2002年的预研究到前四个阶段，王巍和北京大学教授赵辉是主要负责人。
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参与学科最多、科技含量最高的研究古代文明的大型综合研究项目。20多个学科、约400位学者直接参与研究，其中近一半是教授，并有多位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和社科院学部委员参加。
在王巍看来，该项目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研究是世界性课题，历来为国际学术界关注。中国又是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之一，且是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我们需要搞清它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背景、动力、机制与特点，这也是对世界文明研究的贡献。”
在“中华文明是否有五千年历史”大的学术目标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又分解了多个学术研究方向：中华文明何时形成？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文明形成的标志是什么？有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志？中华文明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历史格局何时形成，为何能够形成这样的格局？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如何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以及这些联系对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等等。
工程以考古学为基础，展开文献历史学、古文字学、生物学、天文学等20多个学科近多学科联合攻关，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进行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研究。
“名人大讲堂”活动现场
成果
实证五千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2004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项目启动。项目把目标对准了“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王巍解释，之所以从中原地区入手，是因为该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建立，又有较多历史文献和古史传说作为参考，比较容易推动相关研究。此后几个阶段，项目的空间范围从黄河中游扩展至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
一系列重大考古成果不断出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绝非传说。
王巍介绍，工程的第一个成果便是构建起了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更为详实的各地区考古学文化年表。考古发现，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早期，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以及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都已经早到了距今6000年左右。而成都平原宝墩文化，距今已有4500年以上，三星堆文化最早年代距今也超过3500年。
王巍展示各地区考古学文化年表。
工程还重点围绕4处都邑性遗址与40余处区域聚落群开展田野考古调查、重点区域的发掘和多学科研究，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果。
4处都邑性遗址分别是浙江良渚遗址、山西陶寺遗址、陕西石峁遗址和河南二里头遗址。
经过多年发掘，考古人员发现距今5300年左右的良渚遗址已实现神权、王权集于一人的统治形态。
山西陶寺遗址发现280万平方米的超大型城址，出土了世界最古老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大型宫殿，发现了朱书陶文、龙纹陶盘、最早的青铜容器等等，展露出一个早期国家都城的盛大气象。被学术界认为极可能是“帝尧之都”。
陕西石峁遗址以约40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石破天惊”。超大型城址、雄伟的建筑以及世界上最早口弦琴、精美玉器等发现，说明万邦林立的龙山时代，文明的灯塔已然矗立在黄土高原。中国的文明有许多根基，并不只限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
河南二里头遗址规模宏大、布局严整，无论是规划观念、宫室制度还是出土文物，更是说明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已经形成。
王巍表示，自2004年工程正式启动以来，在全国近千项考古发掘中，探源工程的发掘项目获得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和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的多达十几项。良渚和石峁还入选了首届世界考古论坛评选的世界十项重大考古发现。此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也入选了世界九项重大研究成果。
王巍
意义
提出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
在学术界看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除了实证五千年中华文明真实存在以外，一个重要的贡献，便是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
在此以前，提到文明的标准，必然以西方学术界总结的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三要素。然而在考古实践中王巍发现，这三要素只是从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概括出来的。然而放眼全世界，“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它的天文历法非常厉害，却并没有冶金术；还有南美洲的马丘比丘也没有文字，但是国际上并没有否认它的文明。这就表明三要素的标准并不能被奉为圭臬。”王巍特别提到了三星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文字。如果按照这个路线来，那就很难进行论证。”
因此，中国的研究人员开始提出对文明相关概念的理解和阐释——什么是文明？文明的形成是在文明起源基础上，物质和精神文化达到新的高度，重要的是社会组织达到新的阶段，出现城市、阶级、王权和国家。
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出现了王权和国家呢？考古人员把寻找当时的都城、发现大型都邑性遗址作为突破口，陶寺、良渚、石峁等大型城址正是在此背景下被陆续发现。
这是一个条理清晰的逻辑。王巍说，国家王权的产生，首先肯定要有都城。一般作为首都的都邑，肯定是规模巨大，有明确的功能分区，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来建造。其次，国家要有王，那就得有王居住和办公的宫殿。它们只有规模大、制作精才能彰显其尊贵的身份。王去世后一定会有随葬品丰富、规模巨大的大墓。此外，当一个国家出现了明确的阶级，还会有一套彰显权贵阶层尊贵身份的礼器。当然，国家还是依靠暴力维持社会统治的国家机器，所以战争和暴力不可或缺，这些推理都可以通过考古进行实证。事实上在考古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高等级墓葬中往往随葬数件甚至几十件武器，有的还会有人殉葬，“这种情况显然是王权和国家阶级社会才有的现象，我们在考古当中看到这些现象，就可以论证它进入到国家和文明的阶段。”
王巍认为，中国学术界提出的这个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应该说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埃及、两河流域还是玛雅等等都是符合的，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有的是宫殿，有的是神庙如古埃及；至于礼器中国选用了青铜器，那边可能是金器，但总归会有这样一套东西。”
正是有了这套中国方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才得以让更多人了解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了解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真实可信。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揭示的中华文明丰富内涵、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也将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