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
陈羽啸 四川在线记者 成博
“苏东坡是一个整体，他在不同领域的成就、贡献是互相渗透的。但是今天，我们只能把这个整体加以分解才能读懂东坡。”1月18日下午，名人大讲堂“东坡文化季”的首场线下活动在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举行，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著名作家祝勇从苏东坡的诗词、书法与绘画三个方面入手，以“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艺术史视野下的苏东坡”为题，带领观众走进东坡、读懂东坡。
本次活动由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中共眉山市委宣传部承办，三苏祠博物馆协办。
祝勇
诗词：“苏东坡将个人生命体验写入宋词”
在今天的人看来，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两座并峙的高峰。但回到唐宋之际，从当时文人的记录以及社会对文学作品的评判可以看出，从唐、五代，一直到北宋前期，词只是扮演着文人士大夫宴饮娱乐时的消遣，“与承载着‘诗言志’的使命的诗相比，词的地位明显低很多。像欧阳修，他在有生之年会编自己的文集、诗集，但不会编词集，当时的文人并不重视词的写作和流传，写作的内容也主要在表达风花雪月、儿女情长”。
这种重视诗而轻视词的局面，正是由苏东坡来翻转的。“宋词有很多大家，但如果只能保留两位的话，我认为应该是苏东坡和辛弃疾，而如果只留下一个人，我觉得是苏东坡，”祝勇表示，“苏东坡在杭州通判任上结识了词写得非常漂亮的张先，而自杭州之后，他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把兴趣转移到词的写作上，到他转任密州后开始重视词的创作，写下了《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等名篇。我们比较苏词的题材和内容可以发现，苏东坡对词的态度和当时其他文人是很不一样的，他把作词当做一件很正经的事在研究”。
苏东坡开启了一段“以诗入词”的尝试。“以往士大夫心里面有志向、有个人情感需要抒发，都是通过诗。但苏东坡用词来抒发个人生命的情感，在他心里，词取代了诗，行使着诗应该发挥的功能，从格局上让词实现了飞跃。”祝勇表示。
“比如《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据我所知，在苏东坡之前，词里虽然也会写女性，但所写的更多的是歌伎，苏东坡却用一首词来表达自己对亡妻的思念。”在祝勇看来，苏东坡的眼中，词就是抒发自己感情的一种方式，他要通过这种文学体裁，来表达自身情感、对社会历史的认知。
祝勇表示，将个人生命体验、用日常生活用词的形式写出来，苏东坡以一种文学化的日常赋予了词全新的生命力，“只有创作者把自己的心血、血肉放到作品中，作品才会真正感人，因为个人内心的真情通着千万人的情感。所以虽然苏东坡的很多词不讲究辞藻的华丽、不讲究题材的重大，但是却在哪怕一千年以后，仍能激起我们的共鸣。”
绘画：“苏东坡是真正的文人画大师”
在宋代以前，中国绘画已经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发展，无论是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都是绘画艺术史上的经典。“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这些绘画作品都是在皇室、在贵族中流传，所表现的内容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着相当的距离”。
但是到了宋代，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大家看到的不再是贵族的游玩与宴饮，而是出现了挑担的、拉车的、拉纤的，乃至“送外卖”的平民形象。“宋代商业的繁荣给艺术家们带来了丰富的社会生活题材，艺术家们也开始更多地关注自己周早的生活、追求在绘画中表现自己的生活，表达自己的生命感受，这种转变和宋词的变化是同步的。”祝勇表示，正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下，苏东坡开启了文人画的艺术尝试。
今天说到文人画，人们会把这种风格追溯到唐代大诗人王维，认为他是文人画的鼻祖，“但是无论如何，苏东坡是文人画真正的大师”。祝勇表示，中国的文人画不同于西方的风景画，“风景画追求的是像拍照片一样逼真地呈现自然，但文人画被看作是表达情感和认知世界的载体，是相对于画院里的专业画师来讲的。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认为艺术不是只能由某些人从事的特殊行当，每个人都有权利从事艺术。文人有了表达的愿望，除了写诗作词，也可以通过书法绘画来表达。”
苏东坡传世的《枯木怪石图卷》就是此种文人画理念的典型代表。一株枯木、一块怪石，加上怪石下压着的竹子就是这幅画的全部内容。祝勇认为，这个场景在现实中应该是不存在的，他一定是苏东坡主观世界的表达，是他内心世界的延展。
据祝勇介绍，枯木是中国古代绘画中的经典意象，其看似凋零、枯萎的形象背后，往往蕴含着绘画者对于生命再生的渴望。“对于经历了那么多坎坷、那么多磨难的苏东坡来讲，枯木的这种文化意涵或许正是他的内心愿望。怪石下压着的竹子，同样与枯木的意涵呼应。竹子虽然被压着，但终有一天能够拔节生长。看上去是在画风景，实际上是内心情感和精神世界的表达，这使文人画超越了记录的功能，有了更多值得玩味的东西。”
书法：“苏东坡将北宋写意书法推向了高峰”
“苏东坡将北宋写意书法推向了高峰，”祝勇表示，在苏东坡之前，经过一代又一代书法家的探索和经验积累，逐渐总结出很多关于美的规律，这些规律在方便后来人学习写字的同时，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书写的个性，“比如明代编纂《永乐大典》、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几千人参与抄书，但因为统一使用的馆阁体，最后看起来竟然像是一个人写的”。
天性追求生命情感表达的苏东坡，显然不愿意被美的规律限制住。他主张一种基于美的共性基础上的个性表达。“有一次米芾去见苏东坡，就发现苏东坡私下里其实也在临摹王羲之的作品，只是他从来不对别人说，”祝勇表示，“这说明，苏东坡虽然强调彰显创作者的个性，但也非常重视基本的书写训练和美学规律。”
传世的苏东坡书法真迹中，有他对自己诗文作品的誊抄，也有与友人的日常书信，两类作品相互比较，祝勇认为，这些写作相对随意的书信更能看出苏东坡的书法造诣。“比如他写给章惇的《归安丘园帖》、写给陈季常的《一夜帖》、写给赵梦得的《渡海帖》等，无不是他自己在《论书》中所说的‘无意于佳乃佳’的佳作，是各方面情感自然流露产生出来的作品。”
苏东坡的书法理念几乎笼罩整个南宋，后世可以看到的很多南宋人的书法作品都可以看出苏东坡的痕迹。“今天我们没有人见过岳飞的真迹，但是我们从南宋人曾宏父所刻的《凤墅帖》里，找到了三通岳飞的尺牍手札，因为是同时代人刊刻的作品，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这是岳飞的书法。而从这通《致通判学士帖》的字迹来看，肥扁、左倾的书风与苏东坡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苏东坡是在艺术即将沦为技术的背景下，将它重新带回了艺术正途，那就是强调艺术与人的生命联系，强调艺术中的生命情感表达。”祝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