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观智库特约研究员 方茜

5月19日，2023上海·川渝投资合作推介会在成都举行，这是近年来上海首次前往川渝两地开展招商活动，引资超过52亿元。签约项目主要集中在生物医药、机器人、新能源、信息技术等领域。虽然引资规模不大，但作为全国工业的“老大哥”，过去数十年，上海主要承接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通过产业梯度转移带动全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此次“西行”，打破了业内长期以来形成的共识，释放了大量的信号。

释放产业逆梯度转移的信号

产业梯度转移是各界普遍认同的规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化的过程伴随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在东部崛起后带动劳动密集型、低技术高耗能、低端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产业转移呈现雁阵式升级和梯度转移的特征。由于东部和西部分属不同的发展时序，一直以来，上海都是西部地区招商引资的重点城市。此次上海招商“西行”释放出明确信号：强大的市场力量将带动产业回流、重塑，产业逆梯度转移的现象会愈发普遍。

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开始关注逆梯度转移（反梯度转移或广义梯度转移）的问题。如果说梯度转移表述的是，产业从生产力的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的走向，逆梯度转移表述的则是各地依据自身经济条件、人力资本、资源禀赋和发展需要等情况引进资金和技术，不依照生产力水平高低梯度来招商引资。

逆梯度转移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对梯度转移理论解释力的提升。其一，梯度转移理论用东、中、西、东北四个区域划分生产力水平过于粗疏，忽略了四个板块内部的差异，特别是省域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拿成都、重庆来说，比东部不少城市的生产力水平都要高。其二，梯度转移理论认定中西部地区应承接东部地区转移过来的产业，东部则依靠国际市场获得资金、提高技术，发展高精尖产品，这一点也不合时宜。西部地区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等过程中，内外发展环境已然变化，实现了内陆腹地到开放高地的转化。成都和重庆也在主动承接国外先进技术的落地转化。另一个角度来看，经济下行对我国一线城市造成的影响不容小觑。上海“西行”释放的信号是，外部环境质变，产业转移“外求不足、内求补充”。

在问题分析中，人们常常忽视经济主体的差异。“西行”招商的主体是政府，这个主体长期以来，是西部地区招商引资的供给者和协调者。反差在于，上海此次成为招商引资的需求者，实现了角色反转。“东进”的主体是企业。这些企业选择上海的理由主要有三：一是看好上海及其可辐射的广大市场。清科国康（成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开发医疗器械为主，创始人王浩强调上海的市场影响力可以助力企业的产品辐射全国，甚至海外。二是受到招商新政的吸引。2023年4月，上海市印发了《关于新时期强化投资促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措施》。新政对企业最关心的招商奖励、招商模式、载体保障等要素加大了支持力度。如在招商奖励上，新政推行落地即奖励计划单个招商项目最高奖励1亿元；鼓励现有企业增资扩产，对银行贷款项目给予每年贷款利息50%的补贴、最高2000万元的支持。在招商模式上，支持“链主”企业通过委托外包、市场采购、投资合作等方式，招引产业链上下游优质项目。三是营商环境的吸引。除了区位布局、政策创新外，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开放的市场准入空间是上海吸引企业入驻的优势。四川安高特电固态电池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上海宝山区通过行业内资源的牵线找到公司，当地政府部门对公司所处行业十分熟悉，对企业问题的反馈也很及时。这三条理由也是上面谈到的逆产业转移的条件。简单地说，在外部环境不佳的情况下，产业承接地的政府有意愿去“引导”，转移企业有意愿去“扩展”。这并不是上海放低身段，而是真正认识到逆产业转移的规律，并在工作中积极实践。

过去，人们不太关注产业逆梯度转移，因为中西部地区有明显的成本优势，高门槛、高成本、高要求会把很多企业堵在“入海口”。相关研究显示，劳动力成本不再是产业转移的决定性因素，工业智能化改变了区域间产业单向梯度转移模式，沿海一些地区已出现工业产业回流现象。

释放精准招商引资的信号

招商引资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上海“西行”释放当地在招商引资工作方面的信号，包括更重视中小企业、更重视供应链安全和韧性。

各地奔赴上海等一线城市招商，通常基于三个“有”，即有资源、有信息、有机遇。一线城市招商资源富集，产业链健全，有各地需求的资源或企业；一线城市面向全球，紧跟技术变革的浪潮，对产业发展有导向作用；一线城市有疏解大城市功能的需要，各地有接盘转移企业的机会。相比而论，上海“西行”的原因较为简单，即招引需要的企业。

上海招商瞄准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虽然上海三大先导产业的规模超1.4万亿元，人才在全国的占比也较高，但三大先导产业与世界先进技术水平存在代差，也面临国外技术垄断的问题。为了避免被动“脱钩”“断链”，上海招引国内企业，确保供应链的安全和韧性。

此次招商让人出乎意料的另一个点是，上海也招引中小企业。按照常识，“招大引强”应是上海定位，为何上海会把招引范围扩展到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有两大属性，即大多为民营经济，是促进发展、稳定就业、保障民生的重要依托，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关键环节。简言之，上海关注点不在企业大小，而是补链强链，拓展就业空间，激发经济活力。民营经济是城市经济活力的重要体现，按照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汪剑明的介绍，上海的民营企业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产业配套型，为国企和外资配套；第二类是城市烟火型，居民衣食住行大部分都由民营企业保障；第三类是价值交换型，即在国际竞争中有核心技术、有独门绝技、有谈判话语权的企业，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领域。此次“逆行”，上海瞄准的产业正是这些领域的，招引的企业大多也是这些领域的初创型高成长性企业。

进一步地说，上海“西行”是市场的选择，是企业和产业承接地的你情我愿，是双向奔赴的结果。作为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的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程度都较高，是其他城市学习的榜样。上海“西行”展示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决心和恒心，以及招商的专业化水准。在中国金融第一城的赋能之下，向市场要产业的做法恐将成为常态。川渝地区招商之前，上海先去了北京。3月23日，上海·北京投资合作推介会集中签约9个重点项目，成立了投资上海北京服务机构。相关报道显示，上海接下来，还会继续前往广州、深圳等2万亿GDP以上的城市。显然，重实效的上海会在2023年将精准招商进行到底。

释放营商环境比拼的信号

上海“西行”展示了政府部门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判断与积极实践。随着上海在北京、成都等城市设立的招商定点服务机构运行，优质企业向外投资、转移的窗口会打开。对此，一部分人表示欢迎，认为上海招商是对川渝制造业的肯定，川渝地区与上海的合作可以促进资源优化，实现互惠互利。从国内层面来看，也有利于经济内循环。另一部分人则表示了担心，认为这意味着一线城市开启了对西部地区的“掐尖”之战。

产业转移是生产力空间转移的一种重要方式，有利于承接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提升产业承接地综合经济实力、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梯度转移规律下，转出的企业往往在转出地不具有比较优势，是准备淘汰的落后产业，通过转移的方式重新获得比较优势。逆梯度转移规律下，转移的是各地都需要的优质企业资源，处理不好的话，转出地、承接地的关系可以用“喜忧参半”来表达。

不管在什么时代，优质企业资源总是稀缺的，由此，各地为此展开合理的竞争符合市场规律。之前，一线城市在竞争中处于绝对优势，西部地区总是处在“接招”的状态。上海“西行”是对西部地区发展水平的肯定，也是对招引企业所在城市发出的竞争邀请。

毕竟，企业不是追逐城市，而是追求发展。在与上海的竞争中，西部地区城市不应妄自菲薄，只需持之以恒、用心打造营商环境，为企业提供高效率、人性化的服务。也可创新招商模式，如通过“反向飞地”模式，加速本地企业孵化，再以这些企业的回归，造福本地制造，实现对飞出地的反哺。

对参与竞争的各地政府来说，不仅要在“守业”上下功夫，更要积极主动“创业”。一方面，盯住一线城市招商引资是不够的，要在国际上主动出击。另一方面，要为企业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拿上海来说，为了推动生物医药发展，2022年11月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推出推进生物医药特殊物品通关便利化的相关举措，已有两个企业开始试点。该新政对国内一些生物医药企业有较大的吸引力。

综上，先进制造业仍是特大城市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重点环节，区域产业发展将更加考验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的握合能力。“逆行”招商将成为常态，各地政府不要持观望的态度。在拼经济的进程中，做好三件事：一是集中火力、精准发力；二是对市场主体的增量和存量两手都要抓；三是做好打营商环境贴身战、持久战的准备。

（作者系四川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