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建设天府中央法务区是四川省推进的一项重大原创性原动力改革，在全国法治建设和深化改革领域具有先行先试、示范引领的特殊意义和重要价值。

四川省委政法委、成都市委政法委和天府中央法务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全力推动法务区加快资源集聚、发挥功能作用、提升服务能级、扩大品牌影响，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效。

目前，天府中央法务区已布局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基层法院四级审判资源，入驻国际商事、金融、破产、互联网、知识产权、大熊猫国家公园等6个专业法庭，构筑全国类型最为齐全、中西部数量第一的专业审判集聚地；检察、公安、司法行政、知识产权、税务等政法窗口和政务平台集中运行，带动280余家法务机构入驻，引进中国联通集团智慧法务军团等30多个高能级项目，建成天府法务门户网站，高水平打造综合服务中心、天府法务岛等重要功能载体，现代法务集聚区整体成型。

9月7日，第三届海丝中央法务区论坛在厦门开幕，来自境内外的嘉宾围绕“创新、合作、开放、共享——以海丝中央法务区建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主题进行深入交流。四川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刘楠也在论坛上作了演讲，阐述了中央法务区的创新原理并介绍四川推动天府中央法务区建设的相关情况。

解放和发展法律服务生产力 以供给创新满足更高需求

四川省委政法委副书记 刘楠

今年三月，我和同事们兵分三路，到厦门、深圳、西安、北京、上海、长春等地的法务区调研学习。各地让人目不暇接的经验，有两处给了我特别深刻的印象，一是厦门这座城市悄然发展出了70多家法务科技公司，甚至有两家上市公司；2022年服务科技产业的产值已超过200亿元，计划向千亿目标冲刺；二是深圳国际仲裁院去年受理的案件总金额达人民币1272亿元，已跃居亚洲第一、全球前三。

他们在发展什么，这样的发展意味着什么？我想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理论，这个理论将生产力要素划分为劳动对象、劳动力和劳动资料。用这个理论来观察法律服务活动，深圳国际仲裁院的“劳动对象”早已经不限于国内案件，去年受理涉外案件总争议金额达420亿元，而作为“劳动力”的外籍仲裁员近40%。法律问题最基础有时候也最为复杂的判断是事实判断，法务科技作为劳动资料，开拓了我们的认知工具，让我们成倍地提高了判断的质量和效率、真正能够做到明察秋毫。

如果说这些成就更多来自于创业者们长期的披荆斩棘，那么法务区建设是要通过政府的引导作用，聚集资源、创造条件帮助更多这样的机构在法律服务生产力上加快成长。这里的逻辑是，第一，市场经济和营商环境需求会驱动法律服务供给；第二，法务区的资源聚集会完善法律服务的供应链；第三，旧要素的新组合会产生一个创新“场”，推动法律服务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解放；最后，供给优势会满足和创造新的、更高的需求，让中外当事人充分感受到服务质效和公平正义。正如深圳仲裁院持续的机制创新，被《全球仲裁评论》评为“重点关注的亚太区域国际仲裁机构”及“中国首选”，就让更多涉外纠纷能够将其作为优选地，以服务性要素的优势保障了贸易和投资要素的全球性流动；在数字中国旗帜下，我们在法务科技上的突破，将会以供给的技术迭代推动需求的螺旋式上升，例如从程序性的互联网送达，到事实判断意义上的图像识别，直至法律适用意义上的生成审理报告。

正如《硅谷百年史》作者皮埃罗说，对于早年间并未占据诸多创新资源的硅谷来说，“一群与你想法截然不同的人所环绕的疯狂环境”和征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冒险精神都极为重要，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艺术家、设计师等角色与科学家、工程师的跨界结合、创造未来，是硅谷的最大的秘密之一。对电场的能量、动量、质量和速度的电磁场研究和电磁波利用，把人类带进了信息时代和太空时代，法务区这样一个社会领域的“场”所形成的创新平台，也能够发展和解放法律服务生产力，助力我们在中华民族的法治征途中探索出法治现代化的中国样态。

作为一个功能协同平台，中央法务区可能为一些机制改革带来落地契机，加速形成融通高效的法律问题解决“中国方案”。例如，我所熟悉的成都天府中央法务区在方圆不到2公里的范围内聚集了四级法院，就可以在法律框架内探索以统一的司法管理平台来处理司法服务的保障性事务，改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可以设立统一的立案登记中心解决区域内法院的立案登记、分流衔接纠纷多元化解；可以设立统一的执行实施中心进行财产保全、处置分配，避免各自为战、执行冲突；可以设立统一的审判管理中心指导裁判尺度、进行数据分析、优化审级监督；可以设立统一的后勤保障中心解决法庭物业、法官培训、技术支持等。

作为一个知识交换平台，中央法务区可以提升法律问题的判断质量，增进公信力。法律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是对争议所涉事实信息和法律规则的判断决策，是一个法律思维支持法律目的的过程，能否又好又快的完成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交换的充分有效。中外法律人才在思维上的合力和职业开放机制有助于法律服务“劳动力”的解放。既方便当事人、又汇聚职业者的法务区，就是法律信息的汇集中心、法律问题研究中心，竞争性启发性的知识交换会促进法务区成为法律界解决“疑难杂症”的协和医院、华西医院。那些因为单个作业而产生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争议，也许通过一次没有地理距离的跨界碰头会就迎刃而解、取得一致了。

作为一个业态孵化平台，法律服务各类资源的集中，不仅仅是“生产”的集中，也是“研发”和“营销”的集中，会形成类似制造业的“微笑曲线”，产生附加值、延长产业链。例如，中央法务区就是一个法律教育与实务相衔接改革的现成场所，是巨大的教育资源。作为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法科学生也许浸染法务区数月、经验多种流程，就会有胜读十年书的效果。由此，法律服务机构的富集会催生新的教育方式，带来法律教育机构的聚集。法务区要素聚集的过程，也一定是产生新的分工、发现新的机会、形成新的业态、创造新的工具、传播新的观念的过程。

与西方国家至下而上的自然演进式的法治发展历程不同，短短几十年内要在14亿人的大国实现法治现代化，就必须至上而下、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蕴含了深厚的法律服务需求，法律服务生产力水平是国家法治软实力的细节和象征。作为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加速法治化的一个方式，法务区建设的百舸争流一定会循着法治文明之光，在呈现中国人民的法治信念中勇立潮头，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跨越山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