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鹿鼎记》里，义结金兰成了小说中的韦小宝，混迹朝野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但在真实的康熙时代，任何形式的义结金兰，都是不被允许的。

顺治三年，清廷参照《大明律》制定了《大清律》。与之大略同时，还出台了一项律外规定：“凡异姓人结拜弟兄者，鞭一百”。到了顺治十八年（1661），这项规定升级为“凡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着即正法”，也就是义结金兰者杀无赦。

对底层个体之间的兄弟结拜如此警惕，或许源于清廷的开创者们，自努尔哈赤、皇太极至多尔衮，都是《三国演义》的忠实读者。“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就有了一面褒奖关羽对于刘备的无条件忠义，一面出台政策打击“异姓人结拜弟兄”。

康熙七年（1668），一项新的旨意作为补充，就是举行了歃血、盟誓、焚表等仪式的结拜，一律杀无赦；没有举行这些仪式的结拜，一律鞭打一百。康熙十一年（1671），针对结拜的打击政策升级，义结金兰由“杂犯罪”升格为“谋叛罪”。

较之以往，新规定有两处大的变化：以前区分十人以上和十人以下，现在不区分了，只要存在歃血、盟誓、焚表等仪式，一律按“谋叛未遂”来严惩。以前不区分主犯和从犯，现在开始区分并对主犯实施严惩。这大约是为了刺激犯案者为抢夺从犯身份而互相指控。

这种对“义结金兰”的打击，一直维持到晚清。不过，较之康雍乾时代，咸同时代对“义结金兰”的打击已是强弩之末。朝廷并无太多余暇，再去关注底层民众的结拜问题。而且，随着皇权的衰微，晚清官场也成了兄弟结拜的“重灾区”。比如，咸丰的托孤重臣肃顺“喜约异姓为兄弟”；湘军骨干胡林翼与湖广总督官文“约为兄弟”；帝师翁同龢据说曾与荣禄、广寿结为兄弟；袁世凯则与徐世昌“结为金兰密友”。

(摘自《短史记》 谌旭彬 杨津涛/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