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红
翠云廊是古蜀道金牛道上的古柏苍翠大道，是以素有“蜀门锁道”之称的剑阁为中心，由北、南、西三线呈“人”字形的行道古柏群组成，北至昭化古城，南抵南充阆中古城，西达绵阳梓潼大庙山，总长300余里。翠云廊的名字颇具诗情画意。唐代有诗云：“长廊郁翠柏，斜阳照五津。景阳仍风雨，苍茫古栈云。”诗中“长廊”“翠柏”意蕴，或许启发了清代康熙三年(1664)剑州(今剑阁县)知州乔钵写诗《翠云廊》，正式为其命名。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翠云廊历经沧桑，时有兴衰，而今依然郁郁葱葱，似浩瀚的绿海，又如绿色的长龙，沿古驿道旋绕翻卷，缓缓向山湾、深谷、峰峦、云际延伸。古柏夹道成廊，沿途空气清新，溪水透明，鸟语花香，自然生态良好；而历代政客商贾、文人兵卒、平民百姓行进在这条古道上，留下了大量经史典籍、诗文歌赋和民间传说，产生了丰富的城池、古寨、寺庙、铺驿、关隘、桥梁、石刻人文景观，让蜀道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成为内涵丰富的自然和文化遗产，以独特的生命力彰显着耀眼的魅力，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营造出了一个经过数千年历史变迁仍然生机勃发的古蜀道，书写出一部“活”的中国生态文明史。
生态文明思想和行道树传统的传承
蜀道的形成，源于蜀地内外人们的交流交通需求，以及四川盆地特殊的地理条件。在漫长的地质发展过程中，四川盆地所在地区经历了沧桑之变，形成四周山地环抱的盆地，造就了“蜀道难”的地理条件。
《国语》和《史记》的记载表明，炎、黄二帝及黄帝的子孙活动在今蜀道沿线地区；《华阳国志》记载巴、蜀同肇于人皇，同是《禹贡》“梁州”之地，同在四川盆地发展；《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殷墟卜辞也多记载蜀地；《尚书·牧誓》说周武王伐纣，得“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参与，可见巴蜀先民很早就走出了盆地，打通了与中原的交通道路。蜀道经过的山水——秦岭、汉水，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名“华”“夏”“汉”的得名渊源。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很早就开凿了穿越秦岭、大巴山，沟通大西北与大西南的千里蜀道，形成了关中—汉中—蜀中这一西部开发最早、最繁荣的经济文化带，对早期华夏文明的发展多有贡献。
作为蜀道的重要路段，翠云廊是多种不同等级自然区域、自然界线、自然单元等的重叠、交错、过渡地带，因此生物物种呈现出极其丰富的多样性。《尚书》《诗经》《山海经》等先秦文献提及的树木就有桑、杞、栲、枸、条、梅、栎、棣、松、荆、棕、楠、柞、棫等十多种，也生活着很多动物。尽管如此，这一带的植被还是曾被破坏，如秦代修建阿房宫，砍伐了该地区大量树木。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官府开始倡植柏树。柏树与银杏、松树、槐树并列为四大长寿树种，被视为百木之长，常种植在皇家宫殿、帝王陵寝、坛庙、园林、官道等处，取其正气、坚贞、不朽之美意。
翠云廊古柏树群的形成缘于人工种植和保护传承，沿袭了古已有之的保护生态平衡和植树表道的传统。
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远古时期的不理解自然，视之为神，到某些动植物有功于某部族时，被视为部族祖先或成员，从而产生动植物图腾，再到人口增多，人类为获得食物，抵御猛兽，则群居作息，大范围采集和狩猎，必然要珍惜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逐渐形成了广泛保护自然的观念。人们尤其注重保护自然中的山林水泽和动植物，使大自然能源源不断地提供生产生活资料，同时创造美好舒适的生态环境。这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尚书·舜典》记述舜帝时选拔伯益为虞官，以管理“上下草木鸟兽”。大禹时已规定人们春天不得上山伐林，夏天不得下河捕鱼。社会生产的发展由采集、渔猎而到农业，促使人群聚居不断发展，部落、部落联盟乃至国家出现，产生了“以木立社”制，即以“二十五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众多文献多有保护环境的内容，表明我们中华民族很早就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区域的人们交往增多，道路交通日益受到重视，建设、管理和维护道路成为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事业。在距今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已经有了役使牛马为人类运输而形成的驮运道。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士大夫交往频繁，各国都遵周制，植行道树而成林荫大道。于蜀地而言，因金牛道的大规模开凿，对外交通更为发达。秦统一六国后，从京师咸阳广开驰道，通往全国各地，形成的驰道网“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这样规定统一的筑路标准、植树规格，可以更好地加强管理。其中，翠云廊所在的金牛道是当时秦国通向西南的重要道路，路政管理自然居于重要地位，包括种植行道树。文献所见翠云廊柏树的最早人工种植即从此时开始，翠云廊的雏形初现。
建设保护跨越千年没有中断
翠云廊古柏树群是经过多次大规模栽种、无数次小规模补植以及不断地加以利用和保护形成的。至于大规模植树的次数，学界一直众说纷纭，细究起来，大致在秦、三国蜀汉、东晋、北周、隋唐、宋代、明代、清代等有大规模的植树和保护活动。
秦代是有史料记载的蜀道第一次大规模人工植树时期，这次植树与秦始皇修建阿房宫砍伐利用蜀地林木不无关系。尽管唐代杜牧《阿房宫赋》所云“蜀山兀，阿房出”不免有文学夸张的成份，但蜀地的生态环境一定受到了严重破坏，使当地人不满。秦为了平息民愤，也为了显示天子威仪的官道制度，便开始倡导在蜀道沿线种植柏树。因此这一时期所种之树，在民间多被称为“皇柏”，这段金牛道因此也称为“皇柏大道”。两千多年来，这种说法一直在广元地区流传。据林业专家考证，翠云廊凡胸径2米以上的古柏，树龄约2000年以上者，当是秦代所植，如著名的“剑阁柏”和“帅大柏”，树龄均为2300年左右，可见这次蜀道人工植树，是在当时人们保护自然环境的思想的推动下进行的。
三国蜀汉时期，蜀道的通塞和利用对战争进程常常起着决定性作用，尤其是魏蜀之间的战争，并且可以保障蜀中、汉中之间人员、物资、情报的交流交通，正因为如此，张飞任巴西太守后，带领将士，号召百姓，同心协力植柏表道，保护交通，奠定了后世翠云廊的基础。东西两晋及南北朝时，益州成为南北长期争夺之地，时有毁林以塞交通、或补栽以护蜀道的情况发生。唐五代翠云廊的植树情况，从唐代李德裕《剑门铭》诗“翠岭中横，黯然黛色。树若雄屏，以卫王国”等描述中可见一斑。北宋不但多次修缮栈道，而且在大中祥符九年（1016）和天圣三年（1025）都有奏议诏令，令入川路马递铺卒，每年在官道两旁栽种土地所宜林木，五七年后可以作修葺桥阁之用，可见蜀道行道树在宋代的栽种、保护和利用业已形成制度。在南宋与金、蒙（元）先后对立时期，伴随着兵争，蜀道上常有守者破路阻敌、攻者修路前进之事发生。对于南宋而言，翠云廊所在的金牛道可谓国家的“生命线”，源源不断的物资、人员、情报经此道到达西北一线，用以保卫西北边防的安全。因此，时人对金牛道的修缮和维护就更加重视，宋代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了官民长期坚持翠云廊的生态文明建设。
元、明、清承袭前朝往代传统，也重视种树护路。《马可·波罗行纪》记载川陕驿道的参天大树为行人遮荫，使其旅途舒适。明代正德年间剑州知州李璧，带领官民，对翠云廊蜀道进行大规模的路面改造和柏树栽种，对此，清代剑州知州乔钵《翠云廊》诗及序、雍正《剑州志》、同治《剑州志》及民国《剑阁县续志》都有记载。同治《剑州志》卷五《官师志》还记载：从剑阁，南至阆州，西至梓潼，三百余里官道，古柏数十万株，为李璧所植。至今官民相禁翦伐，以志甘棠之爱。“官民相禁翦伐”自李璧大规模植树后已成制度，并沿袭至清。可以说，李璧继承历代种树护路的传统，总结植柏成林的经验，发动民众开展了范围广、规模大的修路种树护林活动，终于使这段蜀道柏树在明代形成了宏伟规模，而在清代有了“翠云廊”之名。李璧为绵延苍翠的翠云廊古柏谱写了光辉的新篇章，成就卓越。继后，人们陆续补植增添新株，如梓潼县贡生潘渤见演武至水观音一段柏树稀疏，便带领祖孙三代及邻近乡民，十年间育苗栽树两次计24000株；嘉庆年间，昭化县尉戴廷珪在倚红亭附近道旁植柏千余株等。除官植与官令民植之外，还有民间“行善捐栽”之树，各地碑文多有记载，总数不下十万株。同时，清承明“官民相禁翦伐”的禁令，对剑门蜀道及道旁松柏加以保护，尤其乾隆年间，古柏即登记、编号、挂牌保护，严禁侵伐。
民国时期，为保护剑门蜀道古柏，四川省政府、四川第十四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剑阁县政府多次发布政令、训令、指令，建立古柏保管委员会，制定组织规程及保管办法。1935年川陕公路的修筑，使蜀道交通进一步发展，也使翠云廊古柏发生史无前例的变化。当时四川省专员兼剑阁县长田湘藩发出训令：“查川陕公路沿途禁柏甚多，若屹立妨碍汽车者，准予采伐，以利通行。”因此，不少路段的古柏惨遭砍伐，激起民愤，当时的四川省政府才下令保护古柏，让翠云廊避免了毁灭性的灾难。1941年，剑阁县遵令成立“剑阁县古柏保护委员会”，由县长兼任主任委员。管委会制定保护古柏办法，同时在有古柏的乡镇成立分会，“对古柏进行清理、登记、编号、悬挂木牌，列册备查，以备县长交接”，这是可考证的且明确成文的“交树交印”法规，表明保护古柏成为剑阁官民的重大事项。
翠云廊的历史变迁，反映出历代人们在蜀道沿线地区传承行道树传统和广泛保护自然的思想，因时因地，自然林与人工林相结合，大栽种小补植，官民一同植树护树，持之以恒地进行蜀道生态文明建设。时移世易，蜀道行道树的栽种、补植、管护，跨越千年而没有中断过，这才会为我们留下兼具自然和文化内涵的现代翠云廊。
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对翠云廊古柏的管理和保护。1950年，剑阁县人民政府向全县人民发出了《严禁放火烧山及砍伐川陕公路剑阁段古柏》的通令。其后川北行政公署也发来电令，严禁砍伐川陕公路之皇柏，要求调查辖境内古柏树实有株数上报。后来，每年或间隔数年，这类通令，或布告、或函件、或通知、或决定，多次下发执行，加强对古柏的保护、禁伐。即使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山上树木被砍伐殆尽时，也没有任何人敢打古柏的主意。1983年，四川省林业厅制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剑阁古驿道上古柏的保护管理的意见》。1987年，剑阁县各乡镇成立林业工作站。1992年，剑门关国家森林公园设立，部分翠云廊古柏纳入保护范围。2002年，四川翠云廊古柏省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保护面积覆盖古驿道两侧各400米范围。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后，广元抓住灾后重建机遇，将经过古蜀道保护区的公路、铁路进行改道，并对景区划定区域，予以保护。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植树护树制度框架日益完善。2012年，剑阁县成立了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剑阁县翠云廊古柏自然保护区管理局”；2014年，剑阁县出台《剑阁县翠云廊古柏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要求保护区实行县、乡（镇）两级行政首长负责制和离任交接制度；2017年，省、市、县相关机构人员联合对剑阁县驿道古柏资源开展调查研究，包括运用树木交叉定年法采集年轮样本并分析古柏树龄，依据《中国植物志》进行种类鉴定，逐株测量并用记录其坐标、树高、胸围、冠幅、生长势和树木特殊状况等；2020年《四川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开始施行，2022年，广元市出台《广元市剑门蜀道保护条例》，建立剑门蜀道保护行政首长负责制。
翠云廊在历史上大规模的植树动辄数万、数十万，“三百长程十万树”，何其壮观！众所周知，历史的变迁尤其是近现代交通的发展已经对翠云廊的自然美、整体美有破坏损伤，然时至今日，翠云廊依然是世界上保存数量最多、保护最好、管护历史最长，栽植年代跨越最长、里程最长的古代人工栽植驿道古柏群，区域内拥有树龄100年以上的古柏20391株。
翠去廊古柏不但数量多，而且以其宏伟苍劲的气势，奇姿万千的形态，丰富有趣的故事，吸引着古往今来人们的赞誉。唐代李德裕、李商隐，前蜀后主王衍，宋代陆游，明代杨瞻，清代左敩、赵挺元、李化楠、张问陶等无数骚人墨客都有翠云廊相关诗文。尤其是清代张邦伸《剑州路柏》的描写，不但形象地道出了一株株挺拔撑天的古树，直插云霄，翠绿茂密的枝叶，象龙爪，如山鬼之魔拳，在空中横穿倒绕，拥挤着编织成长长的绿网，遮住主杆，护着路道，而且歌颂植树者李璧造福百姓的精神伟大，其功德因后人的景仰而长留天地。吴振棫《剑州古柏行》也相似，且发出“须知物类何重轻，端赖风徽足凭吊”的感叹，颇具哲学意蕴。
人们喜爱翠云廊，不仅在于她积淀的历史文化，更在于她蕴含的当代价值。翠云廊古柏古老苍翠，象征我们中华民族万古长青。道路两旁站立有序的古柏树，犹如护路的卫士，大家精诚团结，组成强大无比的力量。古柏顶天立地，正气傲然，无论环境、气候多么恶劣，都永远身着绿装，为他人遮阴，为他人躲雨，为他人挡风，默默地迎接、悄悄地送行；还有一些抬不起头、直不起腰的古柏，一直顽强地生活……这些都是古柏树赋予当代人们的精神力量。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四川省剑阁县翠云廊视察，在听取古蜀道发展历程、翠云廊整体情况介绍，沿古道步行察看千年古柏长势，详细询问历史上植柏护柏情况后，他指出，这片全世界最大的人工古柏林，之所以能够延续得这么久、保护得这么好，得益于明代开始颁布实行“官民相禁剪伐”“交树交印”等制度，一直沿袭至今、相习成风，更得益于当地百姓世代共同守护。这启示我们，抓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搭建好制度框架，抓好制度执行，同时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巩固发展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制度的执行，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政府要制定相关政策和规划，明确不同任务、不同阶段的目标和实施计划。同时，加强环境监督管理，建立生态文明建设评估机制，确保企业遵守环保法规和标准，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实施。政府还要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和研发，推广节能减排、资源回收利用等绿色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水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之所以会成为党和政府特别关切的大事，缘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迫切需求。因此，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主张让人民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主张依靠人民，凝聚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最后胜利。
翠云廊古蜀道，是历史文化传承与生态文明建设共同发展的典范，蕴含着中国自古以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我们要读懂翠云廊千年绿色传承的意蕴，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作者系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