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时，其实并没有什么高远的志怀和预设路径。《青年杂志》没有正式的“发刊词”。创刊号上只有一简单的“社告”。创刊号首篇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文，该文虽有几分“发刊词”的意味，但其所揭示的六条“新青年”准则，论旨其实十分空泛。一年以后，杂志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也顺撰《新青年》一文。该文其实除了要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外，更无多少实际内容。在郑振铎的回忆中，《青年杂志》是一个提倡“德智体”三育的青年读物，与当时的一般杂志“无殊”。

就作者而言，早期《新青年》作者大多是在五四以后才逐渐成名的，有的一直名不见经传。陈独秀本人在民初的知名度也不高。1916年底，吴虞第一次与陈独秀通信并给《新青年》投稿时，亦不知陈独秀何许人也。1916年9月，《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

鲁迅首次接触《新青年》并与陈独秀联系，大约在1916年底或l917年初，可能是陈独秀赠送了10本《新青年》给他。他看完后，将10本《新青年》寄给了远在绍兴的弟弟周作人。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称：那时的《新青年》 “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周作人晚年也回忆说，印象中的早期《新青年》，“是普通的刊物罢了”。

《新青年》随陈独秀北迁后，编辑和作者队伍逐渐扩大。第3卷的作者群中，新增了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等资深学者。但也有恽代英、毛泽东等在校青年学生投稿。1917年8月，《新青年》出完第3卷后，因销路不畅，群益书社感到实在难以为继，一度中止出版。1918年1月，《新青年》在中断四个月之后重新出版。

陈独秀此时出掌北大文科学长。一批北大教授加盟《新青年》，使杂志真正以全国最高学府为依托。除第3卷的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外，第4卷又有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等人加入。第4卷开始，杂志的编务采取集议制度，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大约自第5卷起，编辑部开始采取轮流编辑办法。第6卷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六人轮流编辑。六人均为北大教授。《新青年》遂由一个安徽人主导的地方性刊物，真正转变成为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全国性”刊物。

《新青年》影响的扩大，与陈独秀等人对媒体传播技巧的娴熟运用亦大有关系。《新青年》创刊伊始，开辟了一个“通信”栏目，发表读者来信。陈独秀开辟此栏目固然有激发公众参与讨论的考量，同时也是刻意营造“众声喧哗”的氛围，带有相当的“表演”成分。

《新青年》编者们大胆而又别出心裁地上演了中国近代报刊史一幕前所未有的“双簧戏”。“双簧戏”上演的时间是1918年3月，主角是钱玄同与刘半农。先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读者名义致一长函于《新青年》，肆意指责《新青年》排斥孔子，废灭纲常，尤集矢于文学革命。再由刘半农代表《新青年》逐一批驳。虚拟的正方反方各尽意气之能事，极具戏剧性和观赏效果。

“王敬轩”来信发表后，激烈的反对者开始借助其他报刊加以攻击。其中以林琴南的攻击最为恶辣，也最具影响。深悉大众传播心理和传媒特点的陈独秀又趁机将这些报道有选择性地转载于《每周评论》。令林琴南始料未及的是，他对《新青年》的攻击诋毁，招来媒体的广泛报道，无形中为《新青年》做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广告宣传。在此之前，新闻报纸几乎没有关注过《新青年》。杂志的最高印数达到一万五六千份。

（摘自《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王奇生/文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